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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媒体”的历史纷争与教育 （一）
发布时间:2009-7-9 阅读:326 教育技术作为一门学科肇始于20世纪初叶, 近百年来一直
以用媒体促进与提升人类学习的质量为己任, [1]虽历经风雨但 矢志不移。“学习派”和“媒体派”共同谱写了教育技术的历史画 卷, “学习”与“媒体”生动演绎了教育技术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与 历史悲欢, 并逐渐成为教育技术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作为支撑 教育技术学学科理论体系大厦的两块最为重要的基石, “学习” 与“媒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中 的基本问题。然而, “学习”与“媒体”的关系长期以来悬而未决。 从一开始学者们在“非显著性差异现象”上的分歧, [2]到其后爆 发的“学习与媒体大争论”, [3]再到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现状的 不同判断与对未来的不同预期, [4][5][6]问题的症结无一不在于各 方对“学习”与“媒体”关系的认识差异。正是由于在“学习”与 “媒体”的关系上犹如“雾里看花”, 各方在历次争论中各执一 端, 争论得热闹无比,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无疾而终。 “学习”与“媒体”这一对范畴在理论上的纠缠不清, 不仅使 教育技术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举步维艰, 而且更成为“学习派”与 “媒体派”之间长期斗争、龃龉不断的思想根源。“学习”与“媒 体”错综复杂的关系折射在实践中, 就体现为具有不同学科背 景的专业人员对“学习”或“媒体”有着不同的偏好, 重“学习”则 空谈理论, 重“媒体”则迷信技术, 各弹各的调, 各唱各的词, 使 教育技术始终是“一手软一手硬”, 而无法做到学习与媒体“两 手都硬”以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因此, 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 三者的结合点上重新审视“学习”与“媒体”的关系, 在多学科对 话中为这一对基本范畴确立一个基本定位, 不仅可以破解“学 习与媒体之争”这一持续数十年的理论迷局, 有力地促进教育 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 而且无疑有助于解决现 实中的一系列问题, 改变教育技术学领域不同阵营相互对峙的 僵局, 推动教育技术的实践发展, 为教育技术学领域开辟一片 新天地。 “学习”和“媒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教育技术诞生以 来, 这个问题就成为学者们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理 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近百年的历史时空中, 正是“学习” 与“媒体”这一对基本范畴的互动, 成就了媒体与技术促进教育 与学习这一历史变革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 也勾勒了教育技术 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的基本轮廓。 教育技术学家Paul Saettler先后在《教育技术的历史》和《美 国教育技术的演变》两本著作中给予了“学习”与“媒体”浓墨重 彩的记录。在阐述教育技术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时, Paul Saettler概括了教育技术历史上3种主流的研究取向, 它们分别 是“自然科学与媒体取向”、“传播学与系统观取向”、“行为科学 取向”。[7]这3种研究取向在历史上的更迭与互动无疑代表着“媒 体”与“学习”二者之间的角力。 事实上, “学习”与“媒体”的关系是与整部教育技术领域的 历史相依相伴的。一部教育技术的历史, 实质上就是“学习”与 “媒体”二者不断互动和展开的历史。早在视、听、教学运动的早 期, “非显著性差异现象”这一“学习”与“媒体”的迷局就一直困 惑着视听教学的先驱们, 并至今也无法破解。早期的研究和尝 试, 尽管最后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但是却代表了先驱们最早 的努力。 在教育技术初生的20世纪20年代, 芝加哥大学的Frank N. Freeman和F.Dean McCluskey主持的“芝加哥大学实验”研究了 各种不同媒体之间的教学效用, 堪称媒体研究的典范, 奠定了 现代媒体研究的基础, 影响深远。Richard Clark认为, 其后数十 年间的媒体研究绝大多数都是照葫芦画瓢, 对“芝加哥大学实 验”的简单重复, 把媒体作为机器进行研究, 鲜有研究思路与方 法上的创新, 终致媒体研究陷入穷途末路之尴尬境地。[8]这个研 究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非显著性差异现象”的存在, [9]破除了 当时弥漫于整个领域内对媒体的狂热迷信与对未来的盲目乐 观, 但也使得刚刚诞生不久的视、听、教学运动陷入了困境, 媒 体促进学习的梦想面临着化为泡影的危险, 教育技术刚刚起锚 的航船面临着搁浅的尴尬局面。 于此时, 视、听、教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堪称20世纪第一 个教育工程师的W. W. Charters主持了另外一个研究项目——— 佩恩基金会研究( Payne Fund Studies) 。在媒体比较研究之外, 它从更广阔的视角为教育技术研究开启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 研究路向。在这个研究项目中, 佩恩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有关 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课题,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出版了9 本著作, 就电影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 对儿童花 在电影上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首次对视听材料进行了 大规模的内容分析。 此外, 课题组还从思想、态度、情绪、行为举止等多个方面 把电影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W. W. Charters组织的这个课题研究小组汇聚了一些出色的心理学、 社会学家以及统计学家, 他们把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的 方法引入了课题研究, 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Paul Saettler 认为,W. W. Charters主持的这个“佩恩基金会研究”是历史上 第一次对电影媒体至于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综合性、大规模研 究, 并实现了一系列研究思想与方法上的创新。笔者认为, 这是 视、听、教学的先驱们对“媒体”与“学习”关系进行的又一次可 贵探索。 第一台教学机器的发明者Sidney Pressey是W. W. Charters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朋友和同事, 他对W. W. Charters主持的 这个研究项目进行了高度评价, 认为这个研究无论是内容上还 是形式上都堪称典范。他指出: “整个调查研究因其运用了各种 各样的研究方法且涉及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而声 名显赫。”“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在把实验科学的各种方法应用 到大量社会问题的解决上, 这个研究将会成为一个光辉的典 范, 在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迈进的过程中, 它将成为 一块里程碑。”[10] 然而, 正如W. W. Charters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所 遭受的孤独与冷遇一样,W. W. Charters开创的社会学、传播 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媒 体研究并没有引起教育技术专业人士应有的关注, 30年代以后 的媒体研究一直沿袭着Frank N. Freeman和F.Dean McCluskey 所开创的道路( 尽管这条道路在当时有其历史意义) , 使得其后 的媒体研究失去了应有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媒体研究在20 世纪70年代走进了死胡同, 直接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学习与媒 体大争论”。 1954年, 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B. F. Skinner在《哈佛教育 评论》上发表了“学习的科学与教学的艺术”一文, 掀起了持续 十多年的程序教学的热潮, 也吹响了“学习”向教育技术领域大 进军的历史号角。[11]由斯金纳领衔创建的程序教学理论, 成为 美国教育技术发展历史上继戴尔“经验之塔”之后的又一个系 统化的理论成果, 并使学习理论成为教育技术学的重要基石, 使“学习”正式成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在 程序教学运动中, 对教学机器以及教学程序设计与开发的研 究, 无疑也给传统的视听教学和视听传播的媒体研究涂上了一 层学习的色彩, 引发了研究主体对既有媒体比较研究的反思、 批判与超越。 1963年, Arthur Lumsdaine在Nathaniel Lees Gage主编的《教 学研究手册》中对媒体比较研究提出了批评, 认为既有的媒体比 较研究仅仅表明媒体之于学习而言, 只有经济效用, 对学习而言 并无实质益处。之后, Keith Mielke,Wilbur Schramm, Howard Levie, Kenneth E. Dickie, Richard Clark, Gavriel Salomon, Robert Glaser,William Cooley等人也相继对媒体比较研究提出了类似 的批评。一时间,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从视听教学运动发展起来的 教育技术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20年的繁荣之后, 似乎陷入 了重重危机之中。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认知革命”席卷了整个心理学领域，学习心理学、尤其是学习心理学中的“认知观点”开始强势突人教育技术领域．大批具有深厚学习研究功底的学者开始从事教学媒体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的媒体研究由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给整个教育技术领域带来的重大危机。如果说上世纪中期之前在教育技术领域中传统的学习与媒体研究是从媒体出发而之于学习，就算是从外围突破的，那么在1960年之后学习心理学家们所从事的学习与媒体研究无疑是从学习出发进而观照媒体．可以算得上是从核心突破了。这不仅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重大转向．也是对作为媒体比较研究之根基的对比实验方法的一大超越，是教育技术学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方法论创新。
回首前尘,命运似乎是和整个教育技术领域开了一个沉重的玩笑。就在“学习”与“媒体”两大阵营不断走向统一的时候,形势发生了突然的逆转,“学习”与“媒体”二者之间的冲突爆发了。1983年,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家Richard Clark在《教育研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再论对从媒体学习的研究”的文章,使“学习”与“媒体”的关系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在这篇文章中,Richard Clark对从1912～1980年间的媒体比较研究进行了全面考察,阐述了他在学习与媒体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Richard Clark认为:学习与媒体并无必然相关,媒体并不能够必然改进学习,真正改进学习的是教学中采用的各种方法,而不是媒体。他举例说,“媒体之于学习,一如使用交通工具运送蔬菜一样,使用马车还是牛车并不必然改变所运送之蔬菜的营养成分”。因此,他呼吁教育技术不要再沉迷于媒体比较研究的迷梦之中,而应该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各种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发展上。从Richard Clark的立场来看,他当属于“学习派”这一阵营。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另一派学者——“......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不仅为技术变革教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深刻地影响着世纪末的教育实践，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教育与心理研究学科及分支，其中之一就是现在方兴未艾的学习科学。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的学习科学在20纪末期的兴起无疑为教育技术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学习”与“媒体”之关系这一重大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进而影响着教育技术领域发展的路向和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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