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一套14件)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晋侯苏钟(一套14件)

 

　　青铜编钟，记录着我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器是中国历史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编钟为古代成组的青铜打击乐器，将成系列的铜甬钟或铜钮钟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各时代钟的形制大小不一，枚数也不尽相同。

 

　　制造年代

 

　　西周厉王（公元前9世纪中叶）年间。这组编钟共16件，其中的14件于1992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一个古玩肆购回，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现藏地：上海博物馆。

 

　　流失背景

 

　　位于曲村—天马遗址中心位置的晋侯墓地，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少数不法之徒心怀贪婪的邪念，默颂着“要想富，盗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歪门致富经，昼伏夜出，四处搜寻、盗挖古墓。一时间，探孔遍野皆是，盗洞随处可见，多少古墓惨遭洗劫，有志之士无不扼腕叹息、痛心不已。

 

　　曲折经历

 

　　在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县所属地区有一个叫作曲村的小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座小村庄一直默默无闻。谁也没有想到，九代19位晋侯及其夫人已在这个小村庄的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如今，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的发现，证实了两千年前这里曾是晋国最早的都城。

 

 

晋侯苏编钟

 

        目前这个墓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发掘。但仅就我们已发现的，这些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上，都有着晋侯的名字，而这些晋侯的名字和《史记》晋世家列出来的晋侯名字，有的可以对应起来。据古书记载，苏是晋国的第八位王侯，史称晋献侯。他英勇善战，深得周王的赏识。在编钟里苏详细地记载了几千年前那场战役的始末，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然而，当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墓葬时，却发现已经有八座晋侯墓被盗，残余物凌乱地散在墓底。在考古学家痛惜这些失落的珍宝时，这座不起眼的小村庄却迅速地“著名”起来，不少文物走私者闻风而至，以高价收购这些被盗的珍贵文物，而这座村庄也因而迅速致富，被人称为“小香港”。在某位晋侯的墓地中随葬有一组精美的编钟，共有16件，可惜其中的一部分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前，就被盗墓贼窃走，流落香港。

　　北大一位老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真是提着脑袋在考古。当地的盗墓贼配备的不是洛阳铲这种传统工具，他们装备的是冲锋枪、炸药和越野车，坚固一些的墓室都是被炸药炸开的。他回到北大以后，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以免把命搭上。在盗匪横行的战乱年代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还会理解，可我们的考古人员遇到这批盗墓贼的时候只是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当地的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直到前几年，侯马市抓捕了一批盗墓分子，枪毙了几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也与此案牵连被处理，才总算有所好转。

　　在香港漂泊几年后，国宝胜利回归，这要归功于一个人——马承源，上海博物馆馆长，他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半个世纪，担任馆长达14年之久。由于家庭的熏陶，马承源从小就对青铜器、古文字有着特别的爱好。早年，他在大夏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进入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他同我国的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马承源和他的同事到处征集文物。一次，来到上海冶炼厂堆积的破铜烂铁场地，发现一件甑与釜相连的器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难得的青铜器。经过他的研究，这是一件汉代的蒸馏器，它不仅可以蒸馏酒，还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种药物的有效成分。这表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中国已经掌握了蒸馏技术。在长年的实践中，马承源练就了一双鉴定文物的“火眼金睛”，不知为国家抢救了多少文物！单是在香港，经过他手的就有包括青铜器、石刻雕塑、玉器、印章、陶瓷等3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有晋侯苏鼎、晋侯苏编钟等。

　　在香港有一条古玩街，马承源每一次到香港，都要逛古玩街。一次，他在美国好友范季融先生陪同下来到古玩街，在一家小店橱窗里看到一只鼎，不觉眼睛一亮。取出来一看，虽然表面土锈甚多，但从锈迹斑斑的铭文中，“晋侯”二字依稀可辨。上博馆藏的青铜宝鼎也有不少，但眼前的这一件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反复地观看，似乎有点爱不释手。但当时马承源身上的港币已不多了，范先生见状，料定这是一件非同一般的文物，就讯问店主美国信用卡是否可用，在划卡成功后就将此鼎买下，随手交给马承源，捐给上海博物馆了。他们回到上海，经过清洗去锈，鼎身现出了43字铭文。这件西周中期(前11世纪末—前10世纪末)鼎是晋侯因军功而赠给下属的一件器物，其铭文记载的是晋侯命令他去追击来犯之敌，战成后为此赏赐成套的兵器及十朋贝。西周时代铸铭晋器在此之前基本上没有发现过，此鼎便成为当时发现的西周中期铸有长篇铭文的惟一的晋器，弥足珍贵。

　　又一天，也是在这条古玩街上，马承源和香港朋友看到一家古玩肆里有一件古玩，不禁怦然心动，取出来细细观摩——这不正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用品吗？夫差在位22年，传世的遗物仅20多件，且大多是剑、戈等兵器，像这样的礼器从来没有见过。此时马承源没有钱，就关照古董商不得转手，过几天会把钱汇来买下。可是，回到上海后一时还是筹不到这么多钱。马承源心如火焚，无奈之下告诉了香港工商巨子何鸿章。何先生慷慨相助，买了下来赠给上博。后来发现器具上还有12字铭文。原来，此物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贡的青铜为西施铸造的。

　　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那里传出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14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凿刻的，这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认为有伪造之嫌。当1994年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断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沪，用重金从香港将流落在外的晋侯编钟购回。马承源说：“我当时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的晋侯墓编钟。”从此，晋侯苏编钟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虽然上海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少，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品质，均著称于海内外。这些藏品不仅来自大陆，也有不少是从香港等地回归。仅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前后，便有数百件文物从香港陆续回归，其中不乏对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重要帮助的重器。

 

 

晋侯苏编钟

 

　　晋侯苏编钟归藏上海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得到了十数件青铜器，其中有两件晋侯苏钟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所藏的14件编钟如出一辙，经考究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16件编钟的来龙去脉因此真相大白。

 

　　国宝内涵

 

　　按照铭文中记载，钟的所有者为“苏”，于是，重新聚在一起的这套16件的青铜编钟被命名为“晋侯苏钟”。这一套编钟到达上海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获得可以连读的铭文300余字。编钟上的铭文，被分别刻在每座钟的正面，铭文可以连缀起来，表达完整的叙事。

　　根据器形和铭文，这是一套西周厉王时代(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上都刻有规整的文字，共355字，最后两钟为2行11字。铭文都是用利器刻凿，刀痕非常明显。

        钟上的铭文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出了明确的结论，以此为据，可知《史记·晋世家》对晋国的世次记载有较大疏漏。铭文还有对周厉王亲征东夷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整个作战过程都是周厉王亲自下达命令，作战计划、进攻方向等军事部署非常具体，可看出这套编钟是为颂扬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而铸造的，但这一史实未见诸记载。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中，晋侯苏钟成为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学术界对于晋侯苏钟具体所属王室曾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晋侯墓葬中含碳样品的碳14年代测定，“苏”的去世年代在公元前830年和前798年之间，与《史记晋世家》所载第八位晋侯，献侯“籍”死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相符合。编钟主人“苏”就是第八位晋侯：晋献侯“籍”。晋侯苏钟所记载的“唯王卅又三年……”的王，显然是指周宣王之前的周厉王。苏钟铭文所描述的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年轻的“苏”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侯“籍”，协同周厉王对其他反叛诸侯进行的一场讨伐征战。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晚期，国家大乱，周厉王三十七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出逃，随后改西周王室年号为共和元年。晋侯苏钟铭文印证了《史记》所载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国宝价值

 

　　这件距今已约有3000年的青铜重器，无论从历史和艺术价值上都堪称国之瑰宝。可是，就是这样一件瑰宝，当初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一件赝品而四处漂泊……幸运的是，由于一位老者的慧眼识宝，它才得以重见阳光，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份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所以说晋侯苏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晋侯墓地出土文物是山西进入文明时代的直接物证，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无论青铜器、玉器还是陶器，件件工艺精湛、美轮美奂，基本上代表了周王朝最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但是晋侯墓地的考古价值并不完全在这里。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自桐叶封弟以后，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开始的九代晋侯全部被发现了，而且和《史记·晋世家》完全吻合。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这些晋侯生活的年代已有1000年左右，而在他之前又没有任何正规系统的史学专著可供参考，能准确到这等程度，实在令人佩服。

　　晋侯苏钟被媒体报道的最多，就一组文物来说，这套编钟从3000年前铸造出来，就有着传奇色彩。首先其铭文大异常规，不是像其他周青铜礼器那样被铸造上去，而是刻写上去，以至被盗至香港，还被人认作赝品，无人收购。随后又非常偶然地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并且交易方式是邮购。再然后，政府工程夏商周断代小组的专家，从铭文中“王卅又三年”一句，再加上其他辅证，准确地从共和元年又往前推算了37年。最后，这套编钟里没被盗走的两只小钟也在晋侯墓地被发现，和那14只到香港漂泊了一圈的兄弟终于团聚。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青铜器群

 

　　曲村—天马北赵晋侯墓地，经1992－2000年间，六次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9组墓葬再现了晋侯排列有序的完整世系链环。大多数学者认定，晋侯墓地的9组晋侯与夫人墓是从西周早期偏晚的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仇，九世父子相继。

　　晋侯墓地共出土青铜礼乐器数百件，显示出晋国作为西周属国的独特文化面貌。首先在青铜器用鼎制度上，九世晋侯墓表现出西周器用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

　　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以其特立独出的鸟兽形青铜器显现出晋国夏夷相融的文化习俗。出土的立鸟尊，器身为高冠回首凤鸟形，背盖上有小的立鸟形盖钮，尾部呈象鼻状下弯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猪尊，器体为立姿硕壮猪形，器腹中空，背上一圈形捉手的盖，獠牙、耸耳、脊鬃、翘尾显示出野性未泯的不驯；兔尊，大小不一，匍匐拢耳，四腿蜷曲，背上一敞口长项尊与中空腹相连。

　　晋侯墓地青铜器在纹饰上，繁缛与简约并行，除西周常见的几何形的波曲纹、重环纹、垂麟纹外，还有变形龙纹、兽面纹占相当数量。繁缛如龙耳人足方盒、鸟盖人足扁等，器身遍布复杂多变的纹饰。在从为数众多的铜器中，有铭器物相当丰富，这些珍贵的铭文，具有证经补史之作用，其中有六位未见诸史册的晋侯名字，一批有研究价值的西周人名，多种前所少见的时历，特别是晋侯苏钟，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部参与厉王亲自指挥的征讨东夷的战争和西周晋国辅佐周室、勤王图强的历史现实。

 

　　同类国宝

 

　　曾侯乙墓姊妹编钟

 

　　曾侯乙墓乐宫中最为显赫的属编钟。这套造型壮观、配备齐全、音列充实、音频准确的大型编钟，堪称我国古代编钟之最，并以其数量之多、铸造之精、保存之好、音律之全、音域之广、音色之美、乐律铭文之珍贵，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观”，是“精神世界的圣山”，“文明古国的象征”。

　　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钟体铭文大都镀金。铸钟的铭文，记叙楚国的惠王在执政五十六年时，为祭奠曾侯乙而铸制了钟鼎彝器，并送给曾国。

　　这组编钟件件保存完好，闪亮着青铜光泽的钟体，均保留着优美迷人的原有音响。仅少数大型甬钟的侧鼓音不甚明显之外，绝大多数钟均能在正鼓部和侧鼓部，分别击奏出呈三度音程，及与标音相符的两个乐音。全套钟含有深沉浑厚的低音、铿锵圆润的中音、清脆明亮的高音，丰富的色彩可调配出相当的表现力。其音域自C2至7，跨五个八度音程，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以至七声音阶乐曲；中心音域内二十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钟及架的装饰，取有人、兽、龙、花、几何形等多种题材，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雕绘、线描等多种技法。加之精巧的布局和细微的刻画，达到了极好的美化效果。整架 编钟，宏观巍峨庄重，微观精美华丽，是耐人观赏的艺术佳作。

 

 

晋侯苏编钟

 

　　无独有偶，1981年在擂鼓墩二号墓，又发掘出一套36件编钟。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编钟同一体系，音色、音律与曾侯乙编钟相通，其中8件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的音律完全一致。从钟体的大小衔接处有一明显空缺，这一空缺正好由二号墓出土的八件大钟填补。从编钟的音高分析，二号墓出土的28件小甬钟与8件大甬钟有别而自成一体，恰好填补了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并使曾侯乙编钟的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6个多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两套乐钟钟除外合计100件，百件编钟可分可合，是一个完整的宏伟的编钟系列。

　　由这批古乐器直接和间接保留着的音响中，从它们所携带的具有经典价值的钟磬乐律铭文里，我们不难得知早在二千四百年前，我国古代音乐所具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