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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与个性铸就的伟词 “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南唐后主李煜“误作人主”(余怀《玉琴斋词序》)，作为帝王他是失败的，悲惨的。但作为词人，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词章，“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独特的人生经历、深广的忧患意识和至真至纯的性情，是李煜词不朽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以李煜的代表作《虞美人》为例，对此作一阐述。 一 《虞美人》相传是李煜的绝命词。词开篇即以奇语劈空而下，仰问苍天：春花秋月，年年花开，岁岁月圆，何时才能了结?春花秋月、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它们千古不易，代表宇宙之永恒。接而以“往事知多少”，则以今昔之巨大变迁，道出了人生的变化无常。以春花秋月的时序循环对比人间的往昔难回，在普遍性的宇宙无穷与人生有限的感怀中，融入具体的家破国亡之痛。这两旬词是李煜绝望的呼号，同时也写尽了人类共同面对永恒与无常无可奈何的悲哀。接下几句直抒亡国之思与亡国之恨。夜阑人静，幽居小楼的词人凭栏远望，孤月当空．多少故国之思、凄楚之情，涌上心头，让人不堪回首。“东风”与“故国”、“雕阑玉砌”与“朱颜”的再度对比，以宇宙的永恒不变。反衬人生的短暂无常，构造了一种物是人非的境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表达了词人悲恨交加、愤激难平的复杂心境。至此，词人情感已至极致。词以究诘人生作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一江春水”为喻，直写心中无穷无尽的忧愁。这个绝妙的比喻，以九字长句奔进而出，让人感受到愁绪直如春江波涛滚滚而来，延绵无尽。在这血泪苦痛中流淌着一片宇宙永恒和人事无常的感慨，将古今人类共有的一切悲哀都包含进去了。 “亡国之音哀以思”，《虞美人》正是一曲哀惋忧伤的亡国之音。975年，39岁的李煜在享受了14年尊荣富贵的帝王生活后，被迫肉袒出降，接着押往汴京，开始了忍辱含垢的亡国囚虏生活。由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一国之主，沦落为任人宰割的阶下囚，李煜不但失去了帝王之尊，甚至丧失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命的安全感。“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李煜《与故宫人书》)，李煜体验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耻辱和痛苦。作为词人，他将这一切悲剧苦痛化为艺术，于是笔下便流泻出荡气回肠、沉郁悲怆的篇章。法国作家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正是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李煜的词达到艺术的高峰，从而确立了他在词的发展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言：“他(李煜)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遂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李后主评传》) 二 然而，只是抒写李煜个人国破家亡惨痛的《虞美人》，为何千百年来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从思想内容看，《虞美人》所表现的是李煜一人一己的亡国悲恨，但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历史视野来看，它所写的悲哀．也正是所有的生命的悲哀，所表现出的忧愤深广的忧患意识，也是人类所共有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人生的短暂无常是人类共同的悲哀。“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既逼真地再现了词人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同时读者也很容易从中取得某种心灵上的呼应，并借用它来 抒发自己类似的情感。文学欣赏的过程，就是读者寻觅自己精神“知音”的过程。随着阅读者和欣赏者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其结果或是“同病相怜”而发生共鸣，或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找到寄托，或是以他人之哀乐来反省和审视自己的哀乐。这样，李煜那些富有深广忧患意识的词作，自然就成了广大阅读者们(特别是有着各种不幸遭遇的人)最为欣赏的对象(参见杨海明《唐宋词史》)。 李煜自觉地将这种深刻的亡国体验与天道、自然对比，突显了一种深远而广泛的悲剧意识。“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李煜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深沉的宇宙人生的思考和超逾一己闲愁浅恨的大悲哀与大感慨，因而气象博大、意境高远。深广的忧患意识，是李煜词具有恒久魅力的原因之一．而李煜这种忧患意识正源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所经历的人生世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性格。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王朝。先主李异励精图治，采用休养生息、兴修水利等措施积极发展生产，南唐曾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并成为当时十国的经济中，0地区。但至中主李璩时，国力日衰．逐渐成为它国附庸，后来不得不去帝号，靠大量进贡维持局面。到后主李煜即位后，南唐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蕞尔之土无法与强大的宋朝抗衡。最终奉宋正朔，稽首称臣也是必然的了。因此，李煜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南唐始终笼罩在亡国的阴云下，悲凉之雾无疑也弥漫李煜心头，使其心灵和词作蒙上一层感伤色彩，成为其忧患意识的社会根源。 这种忧患丛生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李煜超脱尘俗的心理和多愁善感的性格。李煜虽出身皇家，却“心疏利禄”，“思追巢许之遗尘，远慕夷齐之高义”(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他更像一名超脱尘世的文人、隐士。李煜喜好儒学，热衷于“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徐铉《御制杂说序》)。多才艺，好读书，善词章，工书画，知音律，独领风骚。“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李煜《咏扇》)，李煜有意追求那种清俊高逸、儒雅风流、超凡脱俗的士大夫情趣，连宋太祖也忍不住称赞他“好一个翰林学士”(叶梦得《石林燕语》)。李煜敏锐而富于感情，前期面临山河破碎、国势日蹙，不免多烦忧，后来破国亡家，其苦痛可谓锥心刺骨。词是李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词情真意切，故感人也深。另一方面，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李煜虽不善治国，但国君的身份和责任，使其忧患意识得到强化。特别是亡国惨痛，使李煜从个体的悔恨、忧伤，进而自省、反思，发展为对人生、命运的思索。他的词并未仅仅停留在对个人苦痛、哀伤的咀嚼上，更表达出了对人生与命运的感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终极关怀的意义。 李煜还深受佛教的影响，具有一种宗教情结。他取号莲峰居士，以信佛者自居，并诏令广修佛寺，广度僧尼，自己也曾身著袈裟，礼佛诵经。长兄弘冀因与叔父争权而遭毒死，以及大周后的早逝、幼子的夭折、国势的衰颓等等，让李煜企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虽然李煜最终没有遁人空门，宗教也未能化解他的苦难，但这种宗教情结，使他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刻。王国维称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即意指李煜的词所表现的情感虽为他一人一己之悲哀，然而这些富含哲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慨，却足以包容人类所有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佛教情结赋予了李煜博大的眼界，使他的词有了某种包举天下、包容人类的宗教意蕴。 三 从抒情方式看，《虞美人》直抒胸臆，真率自然。全词充满悲愤激越的感情色彩，不加掩饰、不加节制、毫无顾忌直抒亡国之恨．读者可以直接感触到词人血液的奔腾与脉搏的跳动。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对这首词做了精辟的分析：此首感怀故国，悲愤已极。起句，追怀往事，痛不欲生!满腔恨血，喷薄而出：诚《天问》之遗也。“小楼”句承起句，缩笔吞咽；“故国”句承起句，放笔呼号。一“又”字惨甚。东风又入，可见舂花秋月一时尚不得遽了。罪孽未满，苦痛未尽，仍须偷息人间，历尽磨折。下片承上，从故国月明想人，揭出物是人非之意。末以问答语，吐露心中万斛愁恨，令人不堪卒读。通首一气盘旋，曲折动荡，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通常，诗词以含蓄为贵，多讲究比兴寄托。吴梅《词学通论》指出，李煜词“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者也”。李煜词之所以纯用“赋体”而能为高格，是因为李煜是倾注全部的情感来创作的。况周颐《蕙风词话》称道周邦彦词中一些质朴的词句．称“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穷尽”。借用它来评价李煜词，亦为贴切。李煜作为“主观之诗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王国维《人间词话》)，始终以率真、诚挚的感情来写词。“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刘毓盘《词史》)。亡国前所作歌舞宴乐之词，是他纯真深挚情感的倾注，如“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玉楼春》)，“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都真率自然。亡国后，李煜更是“以血书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化作啼血杜鹃，声声叫唤出沉痛悲怆，动人心魂，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故巨梦重归，觉来泪双垂”(《菩萨蛮》)、“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等，乃全心全意沉溺于痛苦、哀伤以赤子情怀，呕心沥血于吟咏。正是李煜词的这种抒情力度与气势，使读者感慨嗟叹，引起强烈的心灵震颤和感情共鸣。 叶嘉莹女士认为，李煜“属于纯情之诗人的最好的代表。这一类的诗人之感情，像滔滔滚滚的江水，其姿态乃是随物赋形的．经过蜿蜒的洞曲，它自会发为撩人情意的潺溪，经过陡峭的山壁，它也自会发为震人心魄的长号，以最任纵最纯真的感情来反映一切的遭遇……李煜之亡国前与亡国后的作品，其内容与风格尽管有明显的差异，而却同样是这一任纵与纯真的表现”。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词是李煜血肉、灵魂的一部分，以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试诗篇怎能不打动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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