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现代化，应是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文化的内在性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化，是儒学本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单纯地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去解构传统，从而导致儒学固有之精神丧失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更加呈现出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并存发展的态势，古老而又伟大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几大文明之一，成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元。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人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企盼变得越来越迫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中凸现出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并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芒，这毋庸置疑地成了我们当代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易学和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大道之源”，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令其他传统学术难以匹敌，一个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坚，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直以学术之正统的身份和地位活跃于历代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央，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了儒学和易学，也就没有了精髓和主体。
然而，近代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陷入了困境。泱泱中华何去何从，成了100多年来苦苦困扰着国人的问题，于是有了“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一系列观点引起的社会思潮及政治运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之中，儒家文化怎样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以便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进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毫无疑问，我们要应时代要求而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作出新的诠释，实现其现代化，这既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对儒学固有的内容做现代的解释，从而创造出新的儒学理论形态，实现儒学与现代的融合，现在学人们提出的儒学现代化，应是从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文化的内在性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化，是儒学本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单纯地运用现代观念、现代方法去解构传统，从而导致儒学固有之精神丧失的现代化。同样重要的是，并不仅仅是儒学研究要现代化，易学的研究亦要现代化，儒学和易学研究的现代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迄今，学术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先秦、秦汉之间一大批久已失传的易学与儒学佚籍的出土，其中，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竹书为代表，其内容涉及儒家的心性论、天命观和天道观等各个方面，以及诗书礼乐及易的很多宝贵内容。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学术世界，使得学界对礼乐文明，对原始儒家的思想、流派、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种种经学问题加以新的审视并希冀得出新的或较以往更为确切的结论来。学者们提出：“重新估计六经和早期儒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以简帛文献的出土为契机，对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作出新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对易之本旨，易的古义与今义、古文与今文的传承与演化，同样作出新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原典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增进和拓展我们对整个中国思想史、儒学史和哲学史的理解和把握，以求在学术视野、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新的历史性转变，化生出独特的学术品格，凸现出时代之精神，从而更好地昭示和发挥儒学和易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促进儒学和易学研究的现代化，为儒学、易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重塑金身”。
儒学和易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问题是个时代性课题，它关乎现在也关乎未来，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自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处于优势以来，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这既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表现为环境污染、文明冲突、贫富分化、道德缺失、精神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西方文明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而东方儒家文化与之不同，它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带有整体性特征，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寻求天与人之间的贯通融合，寻求人与人之间的通泰和谐，自始至终透射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所有这些成了今天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含弘广大，品物咸亨”的易学精神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胸怀，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并存提供了祥和的环境。“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人类处理文明冲突、民族矛盾提供了对话、沟通的平台，“安身立命”的终极人文关怀为化解人类的精神危机给予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事实上，近年来儒学和易学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正发挥着它一定的作用。对儒学和易学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检讨、提炼及现代整合，不仅可以为挽救当今世界出现的种种危机、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大钧，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