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生,天津人。著名学者、资深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有《曹雪芹小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等十几部红学专著问世,取得了创造性成果。同时,还有《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书法艺术答问》等著作,显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及超众的学术见解和境界。历任全国政协五、六、七、八届委员。
2005年出版新书三部:《定是红楼梦里人》、《和贾宝玉对话》与《我和胡适先生》;再版书三种:《红楼真梦》、《红楼无限情》;文集四种:《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梦解红楼》、《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神州自有连城璧》。 几场秋雨,暑气褪尽。一个清爽的午后,记者拜访了周汝昌先生。 “我们抛开世俗的客套,海阔天空地聊天。”周先生拉紧记者在右手边落座。多年来,老人左眼几近失明,右眼视力不过0.01,左耳听力全无,单凭右耳在助听器的帮助下与人沟通。“秦楼人月,相对不眠,月正凄迷,人犹惆怅,梦中之情,眼前之境,交相引惹……”这是周先生在《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对李白《忆秦娥》的一段品鉴文字。这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辞典,荟萃了诸多名家的鉴赏文章,周先生细腻秀美的文风依旧卓然其间,令人叹服。十多年前记者上大学时曾以读辞条、猜作者为戏,猜中周先生者竟十之八九,一度颇为得意。不经意间,记者的这段故事正触动了老人心思。“很多人给我贴上了‘红学家’的‘标签’。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中国诗词。”先生自言,平生最佩服三圣人:“诗圣”杜甫、“书圣”王右军、“稗圣”曹雪芹,而自己在诗词、书法、红楼三方面研究用力最专,是因为它们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神”与“韵”。 去年出书7部,今年是9部,近两年周先生著述颇丰。除了偶尔被会客打断,老人每天“办公”三次:晨起后将昨夜睡前的想法记下来;午休小睡后,总要再写一些;晚饭后,告别白日喧嚣,正是写作的黄金时间,辍笔时经常已过子夜。寒暑不误。“我没有节假日,我不爱休息。”先生道。视力所碍,老人写的字往往叠在一起,只有几个女儿辨得出大概。因此女儿整理文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老人写作的速度。对于自己的文稿,周先生自评只是“中等水平”,“我的年龄、我的眼睛不允许我精雕细琢、打磨润色,有时有些粗糙、有些简略。但我勤勤恳恳,不胡说八道。” 尽管视力极差,周先生却依然坚持自己写作,不愿走口述的“捷径”。“怎么说就怎么记,那是白话,不是文。”当年与胡适先生关于“白话文”的“争执”,老人至今仍然坚持。在他看来,书面语的音韵美,是口语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老人更愿意享受那种“扑在纸上的感觉”。 谈话间,老人手里一直在把玩一个小葫芦,“一个朋友送的,我很喜欢。”他解释道。虽然自言“不会干别的,只会动笔”,但事实上,吹拉弹唱,都曾是周先生早年的爱好,唱小生曾有过登台表演的经历,甚至对射箭、武术两门“武功”亦有所长。只是随着视、听渐弱,不但对戏曲的爱好无法延续,就是一生颇为自负的书法也不得不终止。 “如果视力尚好,您最想做的是什么呢?”记者问。 “我要旅游。”思索片刻,老人用斩钉截铁的语气答道,“亲身感受那些滋养了中国文化的名山大川。我不想闷在自己的斗室里。我要走出去。” 摩挲着友人送来的小葫芦,老人眼中闪过一丝落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