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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思想界中，有两位奇人，他们是章太炎与邹容。章太炎长邹容17岁，邹容对他一向以兄长待之，因为章太炎是浙江人，邹容是四川人，两人就以“东帝”和“西帝”互称，常在一起纵谈国家大事，鼓吹革命。 章太炎的狂是出了名的，他青年时代写出《春秋左氏读》后，曾很自负地宣称，如果刘逢禄看了这本书，只能是爬着逃走。刘逢禄是比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还长一辈的清代经学大师，曾著有《左氏春秋考证》。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句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点名道姓的将皇帝称作是小丑，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几乎同时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二文双璧辉映，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正如章太炎在为《革命军》所作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两篇文章风格各异，功效不同。章文词意高古，很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在上层文化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而邹文则词意浅显，文辞激烈，在下层民众社会中更加脍炙人口，当然也就更加易于启蒙、发动普通百姓从事反清斗争。 在《革命军》这本书中，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满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 《革命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号写成了他的代表作《革命军》，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具体篇章就曾让章太炎过目，书成后，邹容约请章太炎为《革命军》写序，章太炎慨然应允，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上海《苏报》的《序〈革命军〉》，盛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这篇《序〈革命军〉》一刊出，当天的《苏报》加印一万份也很快告罄，在社会上卷起来一场龙卷风，直接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即著名的“《苏报》案”。 清政府深为恐慌，很快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封闭《苏报》，下令逮捕章太炎、邹容。 官兵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得到消息，《苏报》的发行人陈范和主编章士钊等人，都纷纷避开了。章太炎却没当回事，说：“革命必流血，我被满清已查拿六次，这是第七次了！”第二天依旧从容不迫地去报馆，看见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余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于是自动找上门去了。第二天，他还写信给躲避到租界一个传教士家里的邹容，“大义相招”，劝他自首。邹容不愧血性男儿，接信后果然前来自首了。 晚清政府对新兴的出版业和报刊文章控制十分严苛，几乎就在《苏报》案发的同时，同样由于在报上发表文章，而获罪的沈尽被清廷逮捕，入狱一天未经审判即被仗毙，这件公案不但引起国内外舆论对清政府的口诛笔伐，同时也为章太炎和邹容的审判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氛围。 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尽管清政府捕杀“反逆”之心极为坚决，但是由于报纸在上海租界刊印发行，苏报一案最终得以在外国人的法庭上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是清政府，租界领事，还有革命党人，许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到1904年5月，才终于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这期间，章邹二人依然豪气干云，把法庭当演讲堂，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地宣扬革命理论，一时声名远播。 在狱中，两人友谊更加深厚。章太炎曾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亦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两人可谓肝胆相照。 邹容在快出狱时在突然暴毙，让章太炎痛不欲生。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表彰邹容的革命业绩，追授他“大将军”的军衔。生时“马前卒”，死后“大将军”，生动地记录了这位青年革命家短暂的一生和他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特殊功勋。 邹容的死，对章太炎来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他无法不自责。后来他张罗给邹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里，也挂着邹容的画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一方面是对亡友的深挚悼念，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心里负疚。 之后，章太炎依然狂狷。袁世凯欲称帝时，章太炎于1914年初一个寒冷的冬日，来到位于北京新华门外的总统府门前，他身着棉袍却手摇折扇，一枚由袁世凯亲自颁发的建国大勋章被用来做了扇坠，点名要见袁大总统，久等无果之下竟然大发雷霆，将接待室里的桌椅器物尽数打烂，他高声怒骂袁世凯是包藏祸心，独夫误国。 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消息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后来更是举世皆知，章太炎的狂士做派再次令国人为之一振。日后，其国学弟子鲁迅在文章里，就老师的这番义举大加赞赏，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对于在文化界和革命政坛上都极富声望的章太炎，袁世凯很明白杀不得。他命令属下把章太炎请上马车，一路鸣锣开道送回了居所，时任军政执法处长的陆建章对围观者说，他日与南方开仗，太炎先生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可抵得上兵马十万，安得不尊重。 袁世凯命令手下好生看管章太炎，规定每月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陆建章专门找来官差扮作厨子和仆人，监视章太炎的饮食起居。章太炎则要求他们每天早晚向自己磕头请安，言必称“老爷大人”，以此讥讽奚落袁党，排遣心中郁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写信给章夫人，称：“我死之后，中国文化亦亡矣！”此言之狂，无以复加。 作为革命志士的章太炎与孙中山英雄相惜，却也不妨碍他对民国之父出言不逊，而他最看不惯的人当属蒋介石，他讽刺说三民主义到了蒋介石这位晚辈手里已经变成了卖国、党治和民不聊生主义。 晚年的章太炎，退守书斋做学问，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然而就是在晚年，他为中华大地培养出了一大批名噪天下的国学弟子，他的不幸反而成了中华文化之大幸。（刘继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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