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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会诊“蔬菜伤人” 菜价高：都是房价惹的祸？ 北京八里桥批发市场总经理赵尔烈一直强调，是高房价推动了高菜价。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菜贩的生活租房成本增加。比如北京卖菜的90%以上都是外地人，原来在城乡接合部租一个平房，房租也就200到300元。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平房多被高楼大厦代替了，即便是只租一室一厅，最低也要1500元，房租涨了5倍左右。二是摊位费。目前房地产项目开发，多数并没有预留菜市场的位置。即便有预留，也多由企业运作，毫无公益性可言。租给菜贩们的店铺或摊位租金，也是按照商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计算的。这些房价的成本都要加到菜价上。 而每个菜贩每天的蔬菜销量基本是固定的，大都在300～500斤左右。商圈的人口是一定的，每个人吃菜的量是一定的，即便菜价降了，也不会多吃。因此，菜贩只能从固定的量上找差价，所以，即便批发价再便宜，零售价也会高企。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关联度越来越低。 赵尔烈建议，可以学习一些国家的做法，在每天或周末时封路开辟早晚市，方便市民购菜，降低蔬菜成本。对占菜贩90%以上的外地人，希望能够纳入到廉租房工程里，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 农超对接：漫漫长路远 针对屡屡出现的卖菜难和买菜贵问题，农超对接被越来越多地推向了前台。商务部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把推进“农超对接”作为当前重大工作任务，力争“十二五”期间大中型城市生鲜农产品经超市销售比重翻一番，达到30%。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便是实行了农超对接的超市，其对接的蔬菜比例也不超过10%，85%以上还是要通过其他渠道采购。“超市一般只会和一定规模的农业合作社对接，而不会和分散的菜农对接；而合作社和超市对接，受区域限制，距离长了不好对接。现在中国大城市周边的蔬菜基地基本都被高楼大厦取代了，外地菜取代本地菜使得城市蔬菜供应的距离一再加大。而距离加大还要求在物流链上具备冷藏库、冷藏车、采摘后预冷等要求，因此广义的农超对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看来，单凭农超对接，并不能有效降低菜价。” 戴中久表示，农超对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比如结算问题，农民合作组织很多并不是公司行为，无法给超市开发票；农民希望卖完菜马上就拿到货款，但超市的结算期少则10天，慢则3个月。” 菜市场：多点公益化 目前国内很多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都是企业化运作，甚至已经被外资大量收购，进场费水涨船高，某大型批发市场的交易费用已经涨到了交易额的5%，这还不包括在市场承租的摊位费。 专家表示，与我们的“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模式不同，许多国家的批发市场大都是政府兴建，包给民企运营，免所得税等。“我们每年要上交1200多万元的税，如果能够免掉反哺给商户，会大大减少他们的经营成本。”赵尔烈说。 “既要保障菜农获得合理利润，又要确保蔬菜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各级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财政支持，同时又要限制一二级批发市场的利润空间，充分发挥农产品批发市场服务的公益功能。”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蔬菜专家马晓春表示。 北京市政府日前表示，将采取收购和参资入股的形式，改变菜市场过度市场化的状况。政府将收购和参资入股社区菜市场，每个区参股10家菜市场，收购5家菜市场。力争两年内消除社区蔬菜供应空白点，使每个社区都有卖菜摊点。 蔬菜供求信息：筹建全国性平台 在我国，由于蔬菜种植的分散性，生产、流通、消费三者之间并无统筹规划。 马晓春表示，由于缺乏及时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菜农的生产主观随意性较强，为个别品种蔬菜发生区域性过剩或短缺埋下隐患。要确保我国蔬菜市场稳定，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国家、省、县三级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全国各地的蔬菜生产信息和需求信息，都在此平台汇集、发布。通过这个双向的三级信息平台，菜农可以准确判断下一步种植的蔬菜品种及规模，避免出现个别品种的区域性过剩或不足；蔬菜销售商可以获得全国蔬菜生产情况，合理采购蔬菜，降低蔬菜采购成本，降低终端菜价。 目前商务部会同农业部，已经在海南开辟了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指导发布中国寿光蔬菜指数。“该平台政府出资40%，企业出资60%，一共投资4000万。”戴中久说，“由于海南的平台尚属于地方性平台，因此协会正在酝酿搭建一个全国性的跨地域的蔬菜综合信息平台，和所有的小平台联网，就能指导全国的情况，解决蔬菜生产和销售严重脱节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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