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清西陵同时于2000年11月3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行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缔约国大会上,被成员国全票通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分别于今年4月和5月举行了世界文化遗产标志揭幕仪式。清初先建陵于遵化县马兰峪西(东陵),雍正8年(1730年)选易州永宁山下太平峪为陵址(西陵),翌年兴建泰陵,乾隆时有诏定父子不葬一地之制,相间在东西二陵分葬,自此清皇室陵有东西陵之分。
清东陵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昌瑞山南麓,昌瑞山主峰两侧向东西伸展,层层降低,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清东陵始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帝后妃陵寝,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寝。东陵内建有顺治皇帝孝陵、康熙皇帝景陵、乾隆皇帝裕陵、咸丰皇帝定陵、同治皇帝惠陵,以及孝庄文皇后昭西陵、孝惠章皇后孝东陵、孝贞显皇后(慈安)的普祥峪定东陵、孝钦显皇后(慈禧)的菩陀峪定陵,还建有五座妃园寝。从1663年起至1935年止,先后葬入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位皇帝,包括孝庄文皇后和慈禧在内的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皇子、2位公主,共161人。东陵建筑,以孝陵为中心,左右排列在昌瑞山下。东侧为景陵、惠陵,西侧为裕陵、定陵,整个布局井然有序,气氛庄重,肃穆和谐。各后妃园寝,大多数按照各墓主生前侍奉皇帝的关系环绕排列在各帝陵周围,形成了以帝陵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系统。清东陵的建筑布局,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美学观点和宗法制度等级。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处,距北京120余公里。陵区东起梁格庄,西至紫荆关,南到大雁桥,北止奇峰岭,周界约100公里,面积达800余平方公里。清西陵北依层峦叠嶂的永宁山,南傍蜿蜒东流的易水河,青草萋萋,古树参天,风景雄伟而幽美。清西陵陵区内有帝陵四座:泰陵、昌陵、慕陵、崇陵,后陵三座,妃陵三座,此外还有怀王陵、公主陵、阿哥陵、王爷陵等共14座,共葬有4个皇帝、9个皇后、56个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76人。西陵的陵园建筑达5万多平方米,共有殿宇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雍正的泰陵。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西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其东西两侧。嘉庆的昌陵和泰陵并列,其规模与泰陵不相上下。道光的慕陵工艺精巧,规模虽小,但其工程质量之坚固超过了泰、昌二陵。崇陵是光绪的陵墓,在泰陵东5公里,是我国现存帝陵中最后建造的一座。
清王朝的帝陵陵址选择在这二处是有原因的,特别是东陵的陵址,与政治风水极有关联。所谓政治风水,就是假借风水外衣为其政治需要而服务。这在封建社会,是统治者所惯用的。入关后的顺治帝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然而野史与传说的杂乱,却给东陵陵址的选定,披上了层令人恍惚的纱衣。其中一说是顺治自己看中的:顺治帝“尝校猎遵化,至后为孝陵之地,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即指环)掷之,谕侍臣曰:‘?落处定为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鸟者(风水先生--笔者注)视之,相惊以为吉壤也。”(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一说是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选中的,由于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帝未及为自己寿宫动工,就吊死在景山。明朝亡国之君未能如愿享用的“万年吉地”,于是就被清王朝开国之主占用了。还有一说是钦天监杜如预、杨宏量等“勘测过孝陵”。产生多种说法的原因,是与满族入关统治汉族有关的。清统治者入关后,在攻克扬州时,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信中声言:“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清入关夺的不是大明天下,而是帮助明灭李自成的。反映到墓葬问题上,就出现了明崇祯帝选的陵址,传给清世祖顺治的“佳话”,这对于赢得汉人之心,在政治上是需要的。出于这个政治目的,顺治的孝陵乃至清朝以后的历代陵寝,大体都吸纳了明朝帝陵陵制。
首先,关于墓葬的风水,完全遵循了关内汉族堪舆术的一套理论。如孝陵为顺治自己选陵址一说;如乾隆帝在《哀明陵十三韵》中所称:“英雄具眼自非常,岂待王廖陈其艺。”(王,指山东王贤;廖,指江西廖均卿,均为当时著名风水大师。)清帝选陵址,也是件宫内大事,乾隆帝自认为也学会了堪舆术,不需要听任汉族堪舆家的点拨了。
其次,清东、西两陵的地面建筑,其大体格局,也同明陵相仿。以孝陵为例:石碑坊、神道、大红门、圣德神功碑、石象生、石桥、碑亭、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及宝城宝顶等均备。只有圣德神功碑,自道光帝的慕陵开始,以后的四帝陵均没设置。
第三,清入关前遵行的是火化。据《东华录》记载,乾隆帝在追述满清墓葬制式时曾说:“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涉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随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土葬是满族入关后才从顺治帝开始的。顺治帝虽然葬在孝陵,据载也是火化后才土葬的。他6岁登基,在位18年,24岁突然死去,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顺治十七年(1660),深得顺治帝宠爱的董鄂妃红颜薄命死去,福临郁郁不欢,不到半年因病痘死于养心殿。后在北京景山寿皇殿按佛教进行了火化。由浙江玉林通?的弟子茆溪行森禅师为其举火,火化后葬入孝陵。因此,顺治帝的孝陵葬式,是满清墓葬制式转向汉族陵墓制式的一个过渡。以后的清帝葬式几乎全遵行汉族自古以来的“冢以藏形,庙以安神”这一墓葬制式。
第四,对龙文化的接受。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称:“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四神拱卫天帝的“中宫”。后来有了发展,认为四神在天上是保卫天帝,在人间是保卫帝王和他的臣民,在墓中是保卫墓主和他的灵魂。四神在墓葬中的出现,最早在西汉晚期,而且很快在墓葬中盛行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汉族的丧葬习俗,陵寝制度。清帝陵中,不仅在地面建筑中,随处可见龙的形象,就在地宫里,也是极力效法的。例如道光帝的慕陵地宫便是如此,还引出了个故事。按乾隆帝定的规制,道光帝的陵寝建在东陵,历时七年,于1827年建成,并葬入了孝穆皇后。1828年某天夜里,道光皇帝梦见孝穆皇后在一片汪洋中向他求救,醒来便觉不快,担心自己的地宫出了问题,即去东陵查看,果然发现地宫浸水。道光帝大怒,下旨拆除陵墓,改在清西陵龙泉峪建造新的陵寝。道光帝认为地宫进水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在建造新陵时,将金丝楠木隆恩殿上的龙头做了修改:整个天花板上,不用各帝通用的彩绘,而是用香楠木以高浮雕的手法,刻成龙头向下俯视,张口鼓腮的形状。除此,道光帝传旨在隆恩殿的雀替、隔扇、门窗等各个部位,都用金丝楠木雕以各式的龙,龙头朝上,形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景观,以便让龙在天上争相吐香,不往地宫里吐水。出于这个原因,在以后的帝陵中龙的装饰才减少了。
第五,清初由于顺治、康熙和雍正帝对汉地佛教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执政时期,在陵墓葬式上也留下了踪迹。例如乾隆帝的裕陵地宫,在其石门、各堂的两壁、券顶都有精美无比的佛像浮雕、图案和经文。八扇石门雕有八大菩萨,罩门两侧雕有四大天王。前殿又称明堂,其券顶刻有五方佛。中殿又称穿堂,其东西两壁刻有“五欲供”。五欲供为明镜、琵琶、涤香、水果。天衣五件物品,寓意只要戒除五欲,即可进入西方乐土。中殿券顶处还刻有24尊佛像。后殿又叫金堂,券顶上刻着三个佛像,东西两壁各雕“八宝”和一尊佛像。此外,地宫石棺床四壁还雕着整齐细密的经文,用梵(古印度文)番(藏文)两种文字阴刻,达三万余字。简直就是一座精美绝伦的佛堂。还有雍正帝的泰陵,在隆恩门西侧有座配殿,为喇嘛念经场所。后来由于乾隆帝尊崇汉地历代帝王所尊崇的儒学,将儒学视为正统,佛、道等视为异端,特别道光以后,汉地佛教文化在清帝陵寝中的地位才逐渐消失。
第六,清代每年清明的大祭,也完全仿照明代,皇帝或王爷要在宝顶上举行上土礼。在祭礼前二刻钟,皇帝在明楼方城下从王公大臣手中接过“竹篚’(盛贡物的小竹筐),亲自奉篚将土送至坟顶,跪下毕恭毕敬地添土于坟上。为了尊敬死者,每次所用之土,均为石门工部专程预备的“客土”--精心选取的未经牛羊踩过的净土。在举行敷土礼时,皇帝与随行官员们的脚上,都得套上事先准备好的黄缎袜套,如果一时疏忽,忘记穿袜套就踏上宝顶,则要被看作犯了大不孝敬之罪。
总之,清代的帝陵规制,处处都表现了入关初期所称的思想,即清朝不是劫夺明朝,而是“帮助”明朝剿灭李自成的,是明朝的继续与发展。显然这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关于墓葬方面,其实,无论是汉族墓葬文化,还是满族墓葬文化,都统属于中华民族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历史在十五世纪中叶,让这二个民族的墓葬文化交融而已,都是中华民族墓葬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清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及其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寝,因坐落在沈阳市北端,故又称北陵。昭陵与福陵和永陵齐名,合称 “关外三陵”,但其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远非其他二陵可比。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竣工于顺治八年(1651年),后经康熙、嘉庆二帝增建,才成今日规模。昭陵不依山傍水,而是直接建在平地上。四周护以缭墙(围墙),极似一座小城。全陵占地18万平方米,共分三大部分。由南至北依次为: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中部,从正红门到隆恩门;后部,从隆恩门到宝顶。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为:神桥、牌楼、正红门、碑亭、隆恩门、隆恩殿、明楼、宝顶。两侧呈对称布局,建有辅助建筑。前部在缭墙外,参道两侧有华表、石狮、更衣亭等,而正中是牌楼。牌楼是前部主体建筑,系青石建成,四柱三层,雕刻得玲珑剔透,精美无双,为罕见的艺术珍品。正红门为缭墙的正南门,层楼高耸,十分庄严,而其两翼所装饰的五色琉璃蟠龙壁,造形生动。正红门内的参道两旁,有华表、石兽和大望柱,两两相对,既整饬又肃穆。石兽中最值得欣赏的是“大白”和“小白”。这两匹石马形象逼真,栩栩若生,据说是以墓主生前最爱骑的两匹骏马为原型雕琢而成。碑亭与正红门相对,为颂扬墓主而建,里面所竖碑称“昭陵神功圣德碑”。隆恩门是方城的正南门,与碑亭相对。方城为后部,它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位于缭墙,仿佛是城中之城。隆恩殿居于方城中心,前有隆恩门,后有明楼,左右有配殿,四隅有角楼,犹如众星拱月一般,故显得异常雄伟。隆恩殿以雕刻精美的花岗岩台阶为底座,以光闪闪的黄琉璃瓦为屋顶,再加上画栋雕梁、金匾红墙,故又显得异常华丽。宝城在方城北端,为月牙形。宝城内称宝顶,其下即地宫,安置着墓主夫妇的棺椁和陪葬品。登上宝顶,向四下一望,绿树环合,景色清幽,宛若置身于城市山林中,一种恬适之感油然而生。
8.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骊山北麓,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秦俑雕塑和制作的工艺,是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的瑰宝,宣示着我泱泱中华的古老文明。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始皇陵于公元前246年至208年营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是最大的皇帝陵。据史载,前后历时38年,动用徭役、刑徒72万余人。这位叱咤风云的旷世君主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千秋伟业,还留有这座神秘莫测的皇家陵园。陵园建制仿都邑,陵墓周围呈回字型,筑有内、外两重城垣,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基址。
秦始皇陵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秦始皇陵封土原高约115米,陵基近似方形,状如覆斗。顶部平坦,腰略呈阶梯形。现存高76米,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占地120,750平方米的陵墓及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主要赔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
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历史文物出土。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 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曲阵,也是秦俑坑的精华所在;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这个军阵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
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 这些按当时军阵编组的陶俑、陶马为秦代军事编制、作战方式、骑步卒装备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这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始皇陵(英文名称: Mausoleum of the First Qin Emperor )于1987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V)( 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编号: 200-005)。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74年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上的成千件陶俑将依旧沉睡于地下。秦始皇,这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殁于公元前210年,葬于陵墓的中心。在他陵墓的周围环绕着那些著名的陶俑。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其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而设计建造的。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成为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9.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是我国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在我国119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是惟一的以单一的帝王陵墓构成的景区。由于八九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地面建筑遭到破坏,但遗迹尚存,尤其是9座王陵陵台和已探明的140多座陪葬墓交错有序、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贺兰山麓的冲积扇上,仍可见昔日的辉煌。西夏王陵陵区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平坦开阔,海拔在1130米至1200米之间。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初建时每个陵园均有地下陵寝、墓室、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形制与布局大体相同。由于西夏与内陆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其陵园平面总体布局,按照我国传统的以南北为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排列,兼容了唐代和宋代帝陵形制的建筑布局和基本特点,而在陵台、墓室、碑亭、角台方面,又具备西夏独有的建筑风格,形成了汉族文化、党项族文化和佛教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昔日的王陵,根据文献记载,从南到北分布着门烦、碑亭、月城和宫城,宫城内有献陵和塔状陵台等建筑。陵台以夯土筑成,七层八角,逐层内收,每层收分处为檐木结构,并挂有瓦当、滴水和屋脊兽;夯土台外部有砌砖包裹,陵台外形呈塔状。而如今仅存夯土陵台、残垣断壁和一片瓦砾。西夏王朝是11世纪至13世纪党项族建立的统辖我国西部的地方民族政权。从元吴建国,共传10帝,历时190年,直到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的9座王陵分别是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吴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祟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庄陵和襄宗李安全康陵。西夏自景帝李元吴称帝至末帝李砚亡国共传10帝,若加景帝追尊的其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共计12帝。西夏只有9座王陵,后三代皇帝因死于成吉思汗灭西夏期间,故未能造陵。陵园分成三个区域:南区、中区和北区,其中以南区的裕陵和嘉陵最大,俗称"双陵"。
西夏帝王陵墓见诸史籍的有: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庄陵、襄宗李安全康陵。据志书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西夏陵袭用唐、宋时代的昭穆葬法,由南向北按左昭右穆葬制排列,形成东西两行。每座帝陵都自成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制。四周建城垣,筑有角台、神墙。神墙南端正中建左右对称的阙台,台顶有阙楼。往北是碑亭,各陵所建碑亭不一,有两座或三座。发现的残碑,记载有陵主的生平事迹,用汉文、西夏文两种文字碑刻。进入月城门内,在御道的两侧,原排列有许多雕刻精美的文臣武士石像,它们面面相对。内城,四面以神墙环绕,四角原建角楼,四墙正中置门阙。城内偏西土台是献殿遗址,为祭典场所,其后偏西北有高大突兀的陵台。从已发掘的庄陵看,陵台残高二十余米,塔上多有砖瓦堆积和残留椽洞,当初为八角五层或七层的楼阁式实心建筑,这在中国陵园建筑中是别具一格的。现在这由黄土夯筑形似圆锥体的遗物,被国外友人称为“中国的金字塔”。在献殿与陵台之间有成鱼脊状的土梁,是墓道封土,封土下面便是通往墓室的甬道。陵台前现遗留有一大坑,为西夏陵遭劫时所致的盗坑,坑下部便是墓室,也就是地宫。西夏陵在蒙古灭西夏战争中,地面建筑被摧毁殆尽,财宝被挖劫几空。现在是一片残垣断壁,惟剩一个个土墩。一座座金字塔般的夯土巨冢,成为西夏陵的象征。
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有《古冢谣》诗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时王与侯。当年拓地广千里,舞榭歌楼竟华侈。岂知瞑目都成梦,百万衣冠为祖送。强兵健卒常养成,渺视中原谋不轨。
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西夏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和灿烂的文化,西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园中的一簇奇葩,西夏文字则是这簇奇葩中最为闪亮夺目的明珠。西夏陵残碑是蒙古军队破坏西夏陵的见证。从目前收集到的三千三百多块西夏残碑看,一处出土的残碑多则千百块,少则几块,除了仁孝寿陵残碑缀合出一块能读通的16字西夏篆文碑额外,其余残碑没能拼集出一块完整的碑文来。还有陵区出土的八九座石像碑座,獠牙外露,怒目圆睁,双乳丰腴作跪状,有人说是碑座,有人说是祭床,至今没有定论,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可以说,游览西夏王陵,宛如进入一座迷宫,直惹得中外学者争说西夏叹兴衰,指点九陵论长短。
10.昭陵
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渊次子,母窦皇后。封秦王,通过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而后继位,在位24年(公元626-649年),后中毒死,葬昭陵,年号贞观。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公里九?山的主峰上。九?山,山势突兀,峰峦挺拔,沟壑纵横,山环水绕,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他为建立统一强盛的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高祖李渊立嫡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嫉妒太宗之功,屡次陷害,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唐太宗先发制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尔虞我诈、嗜酒色如命、畋猎成性的兄长李建成,并同时杀死了谋害他的弟弟齐王元吉,迫使李渊让位,自己当了皇帝。第二年改元“贞观”。他继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良,勇于纳谏,发展经济,国力昌盛,出现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昭陵依九峻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俭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和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座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堆成建为方型小城,城四周有四垣,四面各有一门。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驾设栈道,栈道长400米,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象对待活人一样对待皇后,待太宗葬毕,方拆除栈道,使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75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干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二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巨槐长扬。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说:“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在主峰地宫山之南面,是内城正门朱雀门,朱雀门之内有献殿,是朝拜祭献用的地方,与门阙距离很近,整个遗址约10米见方,加门阙南面约20米见方的场地,仍然是一个狭小的遗址。在这里曾出土残鸱尾一件,经复原后高1.5米,宽0.6米,长11米,以此件的高度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应该是重檐九间,才能合于比例。门阙之间约5米,恰在献殿正中。由此可推想这座殿堂是多么高大;所有这样的殿宇楼阁构成的建筑整体,又是多么宏伟。献殿南面过20米的场地,是横向的一条深沟,可证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石刻,也不可能再有别的建筑物。九?山属石灰岩质,长期遭受高空风雨的剥蚀,山洪冲刷,不仅山陵建筑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亦改变了不少。但仍可略辨当年陵寝构造遗留之痕迹:山势外形逞马鞍形(当地俗称笔架山),南面山体两侧岩层伸出,逞簸箕形状;山腰残存有窑洞。窟窿等痕迹,可能与当年栈道建筑有关。根据文献记载,昭陵建筑时,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记载有“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用栈道连结上下左右,通达地宫的道路。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绝对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规模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在主峰地宫山之北面,是内城的北门玄武门,设置有祭坛,紧依九?山北麓,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张愈宽,平而略呈梯形,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前人曾说这些石像,“高逾常形,皆深眼大鼻,弓刀杂佩,壮哉,异观矣!”从发现的残体来看,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其余则不能确知。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这些石刻像也应属于写实之作。
在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驰名中外,曾有诗云:“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这是李世民自己选定的题材。他在隋亡以后,为统一割据的局面,巩固唐王朝新建的政权,南征北战,驰骋疆场,他骑过的六匹马,联系他的战叻。据说当时担任营山陵使、工部尚书、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起图样,由筑陵石工中的高手雕镌而成的。这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每边三具,皆背靠后檐墙而立。居记载,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这些今俱不可见,原诗收入《全唐文》中。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乌”。现存西安市博物馆,其中“飒露紫”、“拳毛马呙”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为青石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在“飒露紫”中表现了唐太宗在与王世充作战时为流矢所中,丘行恭进前为他拔箭那种亲切形象。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
昭陵的寝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后因供水困难,移到山下,称“陵下宫”,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朱雀门大致在一条线上,后因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18里。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这里是守陵宫女住宿之处,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之处,不是宫人供养如常制之处。
今昭陵下宫遗址未作清理,其规模不可知。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或官为立碑;或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徐懋功)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即郁都斤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勋碑为高宗撰书,更足以说明他们所受的宠荣。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勋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意。唐太宗能与功臣“相依为命”,既不滥杀功臣,且妥善安置,使能保持晚节,死后还能安葬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帝王中实属罕见。
昭陵地面建筑虽被毁坏了,又屡遭战乱的破坏,但陵园遍布着丰富的古迹和文物,还藏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有待发现。昭陵博物馆里展示了许多墓碑和墓志,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