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复习资料

中国美术史复习题

 

简述陶器的分类和装饰手法。

陶器依用途可分为饮食器、炊煮器和储藏器。其中盆、钵、碗、杯、豆、勺属饮食器；鼎、鬲、簋、釜、灶属炊煮器；壶、罐、瓶、瓮属储藏器。

如果按陶质来分有红陶、灰陶、白陶和黑陶。如以器表装饰情况来划分，则有素陶、彩陶、印文陶和拟形陶。装饰纹样有动物、植物和人形，但就彩陶来看，绝大部分是组合方式变化多端的几何纹样。

 

 

试分析仰韶文化彩陶的分类和特点。

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而得名，其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考古学界根据时间和地区的差异将陶器分为不同的类型，有半坡类型和庙地沟类型。

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其造型以圆底钵、圆底盆和平底盆较多，还有折腹盆、细颈壶、直口尖顶瓶以及大口小底盆等，造型风格厚重朴实。

彩绘纹样中除几何纹样外，还有人面、鱼、鹿等形象，这些纹样一般都画于陶器最显眼的地方。代表作品有《人面鱼纹盆》、《鱼纹盆》和《鹿纹盆》等，纹样形象生动自然，手法简练，笔触粗犷，特征鲜明。几何纹样中主要有并列折线，并列斜线、三角形面构图的二方连续装饰带，单纯而富有装饰效果。二方连续纹饰在我国早期的装饰图样的发展中，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半坡类型彩陶纹样的造型特点是将虚实、疏密、正反、阴阳等关系较好地协调组织在一个空间平面之中。图样的多次重复，使看上去简单的图样显得丰富多彩，富有魅力。

庙地沟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地沟和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距今有5000多年。陶器有大口小底曲腹盆和碗。曲腹盆盆口较大，口部有折沿；碗型较小，并且是直口。盆的造型挺秀饱满，轻盈但很稳重。纹饰的色彩大多是黑色，一切都饰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分。装饰风格由半坡的写实转向变形，而且是几何花纹居多，通常用圆点、弧型线构成的新月型、叶形、花瓣形等纹饰，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成三角形纹饰图样。

 

 

简述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分类和特点。

马家窑文化是以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3190年到公元前1715年。它与仰韶文化相近似，也可能是仰韶文化所派生出来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陶器的制作方法没有太大改变，形制却比以前丰富，主要有盆、钵，罐、瓮、壶、盂、碗、豆、瓶、杯等。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盆、钵等器物使用内外彩绘，少数瓶、壶通体彩绘。纹饰有几何纹、人物纹和动物纹，以几何纹居多，纹样为波浪纹、旋涡纹或垂幛纹。纹饰线条生动流利，装饰图案构成繁密，变化丰富有序。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出土于甘肃永靖的双耳四系大彩陶瓮，其造型稳定匀衡，纹饰由旋涡纹、圆圈纹、波状纹、弦纹组成，线条生动流畅，弧线旋转造成强烈的运动感，堪称我国早期彩陶的杰作。

半山类型：以甘肃和政县半山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长颈小口、宽肩大腹的双耳罐是最常见的器物。它们造型圆浑厚重，大方稳定，外型轮廓线转折变化最为考究，是工艺制作最成功的陶器之一。

半山陶器彩绘以黑色为主，也兼用红色，组成的黑红间用的类型也较多。红黑的强烈对比与胎地的橙黄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效果。陶器的装饰面积较大，有的装饰带有四五条之多，主次分明，相互配合呼应，结构严谨、规整，形成一个变化多样统一的整体装饰色彩。装饰纹样多是几何纹，最常见的有连旋纹、葫芦纹、平行线纹、大圈纹、波状纹、折线纹、方格纹、锯齿纹等。半山彩陶纹样均以宽窄不同的二方连续样式展开，合围整个陶器。从陶器的顶部俯视，其图案变为优美的适合纹样，妙趣横生。

马厂类型：以青海和县马厂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基本上沿袭半山类型的器物。马厂彩陶装饰纹样略显粗犷简率，最具特色的纹饰是大圆圈纹，卷曲纹，蛙形纹和勾连纹。处理方法上是在二连纹饰的单位中，填以不同的纹饰。同时首次出现雷纹，它与勾连纹为后来的回纹形成奠定了基础。

 

 

简述龙山文化黑陶的分类和特点。

在整个龙山文化系统中，又以山东龙山文化的氏族部落制黑陶器最为发达，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10到公元前1530年。由于陶坯经过磨光，加上封窑严密，又有意识地让烟熏黑，表面光亮如漆。形制类型较彩陶明显增多，如盆、碗、豆、杯、鬲、鼎、罐等。

黑陶以造型见长，精细俊巧，样式繁多，独具风格。其工艺技术有黑、光、薄、棱、鼻五个特征：色调乌黑；器物表面光亮如有釉；胎质细腻致密而坚硬，有的厚度仅是0.1~0.2厘米，被称为“蛋壳陶”；黑陶的转折关系棱角清楚分明，有的黑陶上刻有凹凸的弦纹；有的器物有盖、把手或穿绳的钮鼻。

 

 

青铜器的分类。

我国青铜器到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了教完备的青铜器种类，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等四大类。礼器是统治阶级用以区别尊卑等级的器物，分为：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其中，炊煮器有鼎、鬲等品种。食器有簋、盂、豆等品种。酒器有觚、觯、爵壶等品种。水器有盘、鉴等品种。乐器有铃、鼓、钟等。车马器和杂器有辖、马衔、炉等。

 

 

商和西周青铜器的特点和代表作。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商代前期，这是从新石器时代脱离出来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商代后期，这是整个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体现了“礼器”的性质，蕴藏着深刻的宗教与政治意义。综观商代的青铜器，造型以庄威、典雅、厚重、古朴为主要特征。青铜器以礼器为重，故常见的种类主要是食器和酒器，如鼎、鬲、簋、爵、尊等种类，常用的纹饰有饕餮纹、夔纹、龙纹等动物纹样以及几何纹样。商代早期的纹饰铸造比较浅，无底纹图案，后期就逐渐趋向繁缛华丽，主要纹饰基本上是浅浮雕，并有繁华的底纹。鼎是商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象征着某种权威。鼎的形制随着不同时期纹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鼎分为方鼎和圆鼎，商代时期方鼎较多。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的商代前期的大鼎；193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等皆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除了鼎外，商代青铜器的其他种类工艺水平也非常高。

西周后期青铜器不重装饰而重记事，故铭文逐渐增多。西周的方鼎较少而圆鼎较多，具有狰狞恐怖的饕餮纹减少，神秘的龙夔纹也逐渐变为自由、朴素单纯的环带纹，窃曲纹、垂鳞纹、蛟龙纹等，加上长篇的铭，形成了西周后期青铜器典雅、朴素、简练的面貌。

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是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的代表。

 

 

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

秦始皇兵马俑是秦代禁卫军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绩的纪念。

为数众多的陶塑兵马俑，通过严谨的布局，排列成面向东方、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阵整肃，勇于攻占的宏伟气派。这是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秦兵马俑的艺术特点：崇尚写实，手法严禁；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霍去病墓石刻来思考汉代石雕艺术的特点。

这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现存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石蛙、野人、石鱼二、人与熊等１４件作品。另有题铭刻石２件，全部用花岗岩雕刻而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汉代大型石雕风格上的共同点是：循石造型，因材施艺，较多地保留了原石的形状和表面质感，稍作加工，取其意似，不作细致刻画。它是一定美学趣味的产物，花岗岩的特殊质感与这种古拙朴厚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的阳刚之美。很好地表现出西汉帝国朝气蓬勃的时代风貌。

 

 

什么是画像石、画像砖？

画像石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阙的建筑石构。画像石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期有所发展。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代至西汉初期，画像砖多用于装饰宫殿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画像砖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画。东汉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从技法上讲，帛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什么重要价值？

长沙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与《人物御龙帛画》战国帛画通过服饰表现身份，墨笔线条是最主要的表现手段，钩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

它们已具有一定的绘画水平和技巧，造型、构图、运笔均已摆脱幼稚的绘画时代，为秦汉的绘画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帛画墓主人形象画成正侧面或画成四分之三的半侧面，形貌服饰皆刻画得惟妙惟肖；各种神禽异兽，姿态矫健活泼，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展现了西汉绘画卓越的艺术水平。

 

 

简述顾恺之的绘画艺术成就及绘画理论贡献。

顾恺之是东晋最伟大的一位画家，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他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顾恺之的绘画注重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尤其重视眼神的刻画，作画数年不点眼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同时也擅长以绘画艺术语言来着意刻画对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现有三件作品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模本，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线条以连绵不断的、悠缓自然的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线条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一样。顾恺之将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

顾恺之论画的功绩在于把绘画的一般性论述提高到独立的理论认识高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理论研究的领域。六法的产生,千余年来对气韵,神采的追逐,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他有关。他的画论著述流传下来的有《画云台山记》和《论画》两篇。他特别注重人物画的“传神”，同时也强调绘画技巧的重要性,强调形象的准确性和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实对”。

 

 

谢赫与“六法”。

谢赫是南齐前后的画家，理论家，以时装人物和肖像画为题材进行创作，但主要贡献在绘画理论发面。他的《画品》是古代第一部对绘画作品、作者进行品评的理论文章。《画品》中提出了绘画的社会功能以及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即“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六法”的提出是古代长期绘画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完整认识，在绘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评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美术的特点。

在佛教初萌的魏晋南北朝，佛教美术集中体现于佛教石窟艺术之中。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早中期的壁画题材多为佛本生故事。画面构图简洁明快、类似铁线描勾勒的轮廓严谨而生动，画面中人物多为半裸。画面色彩丰富，人物肌肤部分的渲染富有质感和体积感，所用颜色以蓝、白、绿、赭、灰等为主调，图中配以散花装饰，十分精彩。这些绘画风格被成为“龟兹风格”。

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壁画，以佛本生故事为主。常见的有尸毗王本生、须达那本生等故事，宣扬自我牺牲、拯救生灵以修成正果的佛教思想。

敦煌２５４窟北魏壁画表现的是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表现手法是用细劲线条勾勒轮廓并用色彩晕染，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具有明显的“龟兹风格”。但为适应信徒的欣赏习惯，又以本土民族的语言加以改造，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

敦煌２４９窟显示了西魏时期的壁画成就。壁画绘于窟顶，采用中国的传统神话与佛教神祉合并的形式，画面天空有白虎、玄武、雷神、十一首蛇身怪兽等，还有帝释天妃乘坐龙凤驾的云车。用笔不多，却生动感人。其中云车的造型与《洛神赋图卷》中的造型很有几分相似之处。

云冈石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昙曜五窟规模宏伟，主佛造型顶天立地，面相丰满方圆，凹眼隆鼻，薄嘴唇，后背有华丽的顶光和背光，直达窟顶中央，气势壮观肃穆。第二时期佛像开始变得慈祥和悦，服饰也变化为宽大的冕服。菩萨和供养天的形象活泼妩媚。造像题材逐渐丰富。第三期多为小型创作，多瘦骨清像的佛像造型，含蓄的微笑表现了对显示的关爱。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最宏伟的石窟是宾阳洞。宾阳洞的雕凿有着完美、周密的设计计划，所以布局特别严谨、整体。正壁有五尊雕像，正中为本尊说法雕像，相貌丰满，微露笑意，给人以一种亲切之感，阶梯似的厚重衣纹余留着云冈石窟造像的风格。菩萨和弟子们分列两侧。地面刻出走道和莲花图案装饰，洞外两侧以高浮雕的手法表现金刚力士，力士身躯肌腱骨坚，眉目挺怒，气势威武，所谓“怒目金刚”是也。这是较早运用夸张的手法雕塑的力士形象。

莫高窟的佛像和菩萨彩塑，都是以背部紧贴壁面，有的甚至是近似于高浮雕，手臂不管作任何动作还不能完全离开身躯，这种特征表明，此时的工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和发挥泥塑的独特表现性能，只是沿袭石雕的特征。因此动作不够舒展、自然。另外，在中心柱的四面还有“影塑”的飞天、供养人以及千佛的陪衬形象。

敦煌彩塑与石窟壁画风貌一致，鲜艳灿烂，形成了一个整体辉煌的画卷。

 

 

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及其艺术风格。

曹不兴是最早享有盛誉的一位画家。传说他画屏风是落墨为蝇，使孙权误以为真，说明他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能力。

卫协的创作多是人物、故事以及道释题材的作品。谢赫评价称：“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秒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对六朝重气韵画风的形成最有影响。

顾恺之是东晋最伟大的一位画家，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他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顾恺之的绘画注重表现人物精神面貌，尤其重视眼神的刻画，作画数年不点眼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同时也擅长以绘画艺术语言来着意刻画对象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风貌。现有三件作品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模本，即《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线条以连绵不断的、悠缓自然的形式体现出节奏感，线条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一样。顾恺之将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

陆探微擅长人物画。他运用草书的体势，形成气脉连绵不断的“一笔画”的笔法，而画人则能作到“精利润媚”、“笔力劲力如锥刀焉”。创造的“秀骨清像”的人物形象，清秀隽永，是对崇尚玄学，重清谈的六朝士人形象的生动概括。他所创造的这种人物画式样在当时蔚然成风，并影响到雕塑的造型。

张僧繇的艺术创作以绘饰佛寺壁画为主。不同于顾恺之、陆探微的“笔迹周密”的“密体”风格，张僧繇则使“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

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他以画梵像著称，被誉为“曹家样”。“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即所谓“曹衣出水”。“曹家样”概括了佛教艺术在最初传入的几个世纪里中外交融的艺术风格。

杨子华天下号为“画圣”。唐代画家阎立本认为他“自象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有《北齐校书图》传世.

 

 

“曹家样”的艺术特点。

曹仲达，是来自中亚曹国的北齐画家，他以画梵像著称，被誉为“曹家样”。“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即所谓“曹衣出水”。“曹家样”概括了佛教艺术在最初传入的几个世纪里中外交融的艺术风格。

 

 

简述吴道子的艺术风格与贡献。

吴道子的创作首先表现在宗教绘画上。他创作了三百余堵壁画，涉及各类经变、文殊、普贤、佛陀等。传为吴道子的作品有：《地狱变相图》、《送子天王图》、《钟馗捉鬼图》等。

吴道子不但吸收了张僧繇的立体画法，还发展了张的洗练概括的绘画技巧，即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并在此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尤其是他豪迈奔放、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的“莼菜条”线描，能表现对象“高测深斜，卷褶飘带之势”，获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视觉效果。这就是吴道子创造的“吴带当风”的艺术风格。

吴道子为强调其线条的表现力和独立功能，有意识的在画中将色彩弱化，“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从而突破了南北朝以来的重彩风格，当时称为“吴装”。此外，他还创作有“只以墨踪为之”的“白画”，为后世白描之先声。

吴道子在绘画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审美变化，所创“吴带当风”成为后世典范，因而享有“百代画圣”之誉。

 

 

简述唐代主要仕女画家及其代表作。

仕女画早在初唐就受到重视，在不断的探索中孕育出了张萱和周昉。

张萱着意描写宫廷妇女冷落寂寞之情，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以盛唐贵族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画面中马的步伐轻快，人的形态从容，符合游春的愉快主题。不依靠背景，仅以一组人物的配置、马的跑动和色彩运用而能衬托出春天的气息是此幅画的成功之处。

继承并发展了张萱仕女画的是周肪。周昉不但刻画人物形象准确，而且能通过画笔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情性。其《挥扇仕女图》表现宫廷妇女的幽怨生活，低垂的眉梢，灰暗的双唇，使面部显现出愁苦哀伤的表情。

 

 

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是较早的山水画样式，因为使用青、绿为主的颜色而被称为“青绿山水”，是以细笔勾勒山石树木，用石青、石绿填染为主，既表现了对象的固有颜色，又略带主观化装饰意味的手法。

展子虔的《游春图》尚无皴法，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人物，树木直接用粉点染，体现出朴拙而真切的描绘自然的能力，展示出山水画已经由六朝以来的萌芽状态而趋向成熟。《游春图》已有青绿山水的端倪，给后世以深重的影响。

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继承并发展了展子虔所开创的青绿山水画风格。

 

 

昭陵六骏。

六骏是唐太宗征战时先后骑过的六匹骏马，即：飒露紫、拳毛白蹄乌、特勒骠，青　和什伐赤。其中，飒露紫和拳毛　早年被盗往国外。浮雕六骏分别选取侍立，徐行，奔驰等动态，风姿英武。其中，飒露紫选取战马受伤，丘行恭为其拔箭的瞬间，具有情节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六件石刻作品纯熟地运用了“起位”这一典型的浮雕创作技巧，因而使作品产生了强烈的体积感。千余年前的雕刻家能够如此明确的意识到浮雕创作的这一基本特征，是令人惊叹的。

 

 

龙门石窟雕刻。

龙门石窟在唐代再次成为大规模宗教活动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石刻造像是奉先寺造像。其巨大的规模和造像的完美均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的。奉先寺造像的价值还在于形象的塑造，卢舍那大佛，天王及地鬼等形象表现了各种不同的理想化的典型性格。卢舍那佛慈祥亲切的面容，阿难文静温顺的外貌，菩萨端庄而矜持的表情，天王的威严和力士的刚烈，都如同现实中不同阶层人物的写照。艺术家通过独具匠心的形象刻画，完美地营造出神情感人的整体气氛，成为唐代石窟艺术中的瑰宝。

 

 

徐黄异体。

黄荃为西蜀宫廷画家，所作多为宫廷中的奇禽名花。他以极细的线条勾勒，配以柔丽的赋色，线色相融，几不见勾勒墨迹，情态生动逼真，具有精谨艳丽的富贵气象。

南唐处士徐熙，终身不仕。其画注意“落墨”，用笔不拘泥于精勾细描，而是信笔抒写，略加色彩。自谓“落笔之际，未尝以赋彩晕淡细碎为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细笔填色表现奇花异鸟的格式，而有所创造。

黄荃，徐熙一在宫廷，一为处士，不同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怀以及不同的笔墨技巧，使他们形成面貌迥异的风格。“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

 

 

荆关董巨。

中晚唐之际山水画已有明显的进步。五代时期一些画家进而深入自然，创作了真实生动的北方重峦峻岭和江南的秀丽风光。北方以荆浩、关仝为代表；南方以董源、巨然为代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和画派，体现了此一时期山水画的巨大成就。

荆浩笔下山水大多都是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气势宏伟而壮观。他在唐代发展起来的水墨山水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和突破。《匡庐图》技法明显的提高，表现了巍峨山峰及山脚下的幽居景象，笔墨皴法，全景式构图，高远、深远、平远兼具。在《笔法记》中他提出图真，六要等观念并在山水画领域发展了六法论。

关仝是荆浩的追随者，他多描绘关陕一带山水，写景绘形更为概括提炼，笔简气壮，景少意长，予人以深刻印象。所作《山溪待渡图》和《关山行旅图》，都画出了北方深山中幽僻荒寒的气氛。特别是《关山行旅图》，峰峦峻厚而富变化，山腰云气缭绕，山下板桥枯树，野店荒村，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董源所画风光，烟雾迷朦，江湖纵横，千岩万壑，重汀绝岸，林木清幽，表现山峦起伏，江河萦回，烟雨空濛的江南风光，与北方荆关画中雄伟险峻的山水相比，更加带有秀美抒情的意趣。他的山水画有水墨和青绿二体，尤其擅长水墨山水，传世名迹《潇湘图》，《夏山图》，《龙宿郊民图》等，皆以水墨为主，皴擦点染并用，创造了披麻皴和点子皴等表现手法，成功地画出山川远近层次和氤氲气氛，具有革新精神。董源的山水画中点景人物多穿插贵族游乐或风俗情节，具有宫廷绘画的痕迹。

董源的追随者巨然的山水画笔墨秀润，充满田园自然风致。现存《层峦丛树图》等。

 

 

马一角，夏半边。

马远继承并发展了李唐的画风，以雄健的大斧劈皴画奇异险峻的山石峰峦，以拖技的多姿形态画梅树，尤善于在章法上大胆取舍剪裁，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的局部，画面上留出大幅空白以突出景观，表现空旷浓郁的诗意。这种“边角之景”被后世称为“马一角”。传世《踏歌图》是他山水代表作。

夏圭用笔苍老，水墨淋漓，点景人物笔简神全，寥寥数笔而神态迥出。传世巨型长卷《溪山清远图》是其代表作。

马、夏山水由于大胆剪裁，突破全景程式而画边角之景，因而被称为“马一角，夏半边”。马、夏的边角之景是艺术上的高度提炼，把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加以突出，使画面情景交融富有浓郁诗意，是对传统山水的发展和丰富。

 

 

《林泉高致》。

郭熙对山水画艺术的见解经其子郭思整理成为《林泉高致》一书， 共分水训、画意、画诀、画题、画格拾遗、画记六篇。它标志着山水画理论已进入成熟阶段。

《林泉高致》阐明山水画要表现林泉之意，使位居朝堂的士大夫通过山水画的欣赏能“不下堂筵”而满足他们“泉石啸傲”的精神追求。郭熙强调对真山水要“身即山川而取之”，要注意山水所可能引起的想象：“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画家必须“神于好，精于勤，饱游沃看”，才能胸有丘壑。他还强调画“可游可居之境”，画出士大夫渴慕林泉的理想佳境。

 

 

李成与范宽的异同。

李成性爱山水，弄笔自适。其山水多寒林平远之景，下笔有神。勾勒不多，形极层迭，皴擦甚少，骨干自坚，又惜墨如金，给人以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感觉。《读碑窠石图》图中乔木老树画得非常劲拔，爽润秀丽的笔锋画出寒林树杈，俗称“蟹爪”。

范宽初学李成，后师造化，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溪山行旅图》以顶天立地的章法表现雄伟壮观的气势，生动真实的展现了北方山水的壮美景色。被誉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

李成、范宽两家源于五代北方山水画派，但由于他们所处地区不同，所写景物和画家的胸襟气质的差别，而各创门户。他们都在忠实自然的的基础上，为山水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把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新水平。人称李成：“笔润而墨精，烟岚轻动，如对面千里，秀气可掬。”范宽：“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评两人为一文一武。

 

 

米氏云山。

米芾借鉴了董源的山水画法，又根据他对江南山水的感受，以水墨挥洒点染表现烟雨掩映树木，信笔作画而不求工细；米友仁画山水亦“点滴云烟，草草而成”，自题为“墨戏”。这种以落茄（即墨点）表现江南烟雨景色的山水，不求修饰，崇尚天真，充分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与北宋流行的李成、范宽画雄峻山川迥然不同而别开生面。

米氏以前，山水画皆崇尚传神的描绘自然山川景物。米氏父子则运用简率淡墨，表现烟云溟蒙的意趣。古谓山水画“至两米而画法大变，盖意过于形”，这一画风不仅在水墨山水技巧上有所贡献，也开创了文人画的新局面。

 

 

《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以全景式构图，严谨细密的笔法，展现出北宋都城汴梁郊外汴河沿岸以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风貌。画的内容结构大体可分为三个段落：开首郊区农村风光；中段是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以及两岸船车运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后段为城门内外，街道纵横，店铺比邻，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这不但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文献价值。

画家在创作中用心经营，采用散点透视，长卷构图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整幅画卷有铺垫、有起伏、有高潮。而船通过虹桥的紧张场面安排在全卷近中央部分，形成具有艺术效果的最精彩部分。

《清明上河图》，以其内容的异常丰富性，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艺术表现的无比生动真切，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历史上具有不朽意义的杰出作品。作者对于城市社会生活知识之丰富，观察之深入具体，特别是不为一般“高人雅士”重视的“市井细民”的生活，怀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和极为广泛精到的了解。使得这幅作品具有独特的绘画史意义。

 

 

试论文人画的兴起与美术史意义。

十一世纪后半叶，汴梁城中的一些文人名士的诗文书画活动异常活跃，其代表人物有李公麟、苏轼、文同、王诜、米芾等人。他们都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书法造诣。绘画多为寄兴谴情之作，题材偏重于墨梅、墨竹，山水树石以及花卉，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摹，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力畅天真清新的风格。南宋时期有米友仁、杨补之，赵孟坚等。宋代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影响到后代绘画，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为元明清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代的美术特征。

元代美术最显著的特征是文人士大夫绘画成为整个绘画活动的中心与重心，成为画坛主流，绘画在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成为“为主体情趣服务的工具”。同时诗、书、画进一步渗透结合，在绘画中重视主观意趣和笔墨风格的表现，绘画自身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且自身的形式意义得以彰显。元代水墨山水和花鸟竹石的兴盛，把文人绘画推向新的高潮。

 

 

赵孟頫的绘画史地位。

赵孟頫在文学、音乐等方面均有极高的修养，其重要成就在书画方面。他的绘画功力深厚，能融唐宋绘画之长而自成一家，人物、鞍马、山水、花鸟、竹石无所不能，水墨、青绿、工笔、写意诸体兼备。他是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一些知名画家与他都有师友关系如高克恭、王蒙、黄公望。书法方面赵孟頫兼善诸体，特别以行、草、小楷见长。他的行草结构紧凑匀称，用笔如行云流水，风神潇洒，形成温文尔雅又内寓刚劲的书法风格。在他的影响下，二王书风又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

赵孟頫在艺术主张上标榜“古意”，以为“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出发，提倡继承唐与北宋绘画，重视神韵，追求清雅朴素的画风，反对宋代院画过分追求形似和纤巧；他又强调书法与绘画的关系，将书法用笔进一步引向绘画之中，加强绘画艺术的表现力。他在画上题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又是最先在画上题诗，将诗书画合为一体的始创者。

 

元四家

元代中晚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他们都是江浙一带的文人，都擅长水墨山水，又兼工竹石，以绘画作品鲜明地表现自己的心境和生活情趣，是明清以来山水画家心目中的旗帜。

黄公望在元四家中年岁最长，诗中自称“松雪斋中小学生”，专工山水，多表现常熟虞山，浙江富春山一带的风景。他取法荆浩、董源诸家，加以融化，常以水墨或浅绛设色作画，苍润浑厚，为明清文人画家所师法。其传世作品《富春山居图卷》长达两丈，描绘富春桐庐山水,吸收董巨披麻皴而更加简括,是古代山水画中的巨作.

吴镇师法董、巨皴法，笔墨雄秀清润，表现苍茫气象。喜作渔父图，画清远江湖中，一舟悠然，并题渔歌于其上，词语清新。诗中“只钓鲈鱼不钓名”等句抒写自己安贫乐道，自鸣高雅的情怀。所画墨竹用笔草草若不经意，而情态生动。他的传世作品有《渔父图》，《秋江渔隐图》，《竹谱册》等。

倪瓒所画山水主要表现太湖风光，近处坡陀树木，远山伏卧，中间大片汪洋湖水，意境清幽深远，荒寒萧索，带有孤独寂寞的感情色彩。他取荆关董巨之长而加以融会，以干笔淡墨画出明洁清幽的秋景，十分耐人寻味，极为明清文人画家推崇。常自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传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虞山林壑图》等。其书法尤其是小楷清逸潇洒，无一点俗尘，为后世所重。

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所画山水多表现隐居生活，运笔及写景极富层次变化，画法在董巨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解索皴、牛毛皴。王蒙用墨厚重，构图繁密，景色郁然深秀，是元四家中较有功力的一个。作品有《春山读书》，《青卞隐居》，《夏日山居》等。

“元四家”山水重于笔墨，讲求风格，但仍然有一定的山水根据。王蒙写黄鹤山,倪瓒画太湖,黄公望画富春江,黄公望遇佳山水则随笔模记。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山水抒发一定理想，并题跋诗文加以阐述。形式上重水墨，或稍加淡色浅绛，形成不同面貌。但情感上多流于伤感、淡泊、孤独，反映了时代动乱中无可奈何的情绪。

他们在艺术功能上标榜“写胸中逸气”，“自娱”而不趋附社会审美爱好。“仆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四家的艺术观和画风对明代江浙一带的文人画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元四家”在绘画史上获得地位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笔墨技法上的成就。黄公望初创浅绛设色画法和袭自董巨的“披麻皴”的水墨皴法，倪瓒的侧锋乾笔的皴法，王蒙的“解索皴”和用淡墨勾染、焦墨皴擦的画法，吴镇的浓厚的笔墨，这些笔墨的效果和风格是赵孟頫以来的元朝画家开始有意地追求的，至此得以完备。他们企图用极简单的方法表现空气、阳光、远近等复杂条件下的山石树木的形质神貌，同时又具有各自表现效果和个人的风格。黄公望的画“意味无穷，学者罕窥其津涉也”。倪瓒被称为“幽淡简劲”。吴镇被认为“笔力雄劲，墨气沈厚”。王蒙的画是“望之郁然深秀”。

 

 

浙派。

戴进山水以马、夏为主，并能“变南宋浑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劲锐一体”。他的山水画与南宋画家相比措景丰富，较元人多生活实感，大多构图剪裁精当而境象恢宏，造型明快而富于质感，笔墨劲健而法度严谨，格调洒脱而清爽隽秀。山水画之外，戴进也工人物、花鸟，其人物画和花鸟画在取材与画法上较少新意，但是极见功力。当时宫廷内外追随戴进者甚众，因为戴进籍贯浙江，故称这一派为浙派。

浙派另一位大师是吴伟，吴伟“源出于文进”，但“笔法更逸”，用水更多，气魄更大，布景造型也更简括整体。吴伟也擅长人物，精于元人白描、南宋简笔与唐吴道子用笔。

 

 

 

简述吴门四家成就。

明中期以后，随着院体与浙派的极盛而衰，以古称吴门的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波澜日壮的吴门派。吴门派画家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一般认为，这一画派兴起于沈周，成于文征明。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为吴门四家。他们的艺术风格宁静典雅、风流飘逸，进而体现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

在沈周与文征明的山水画中，水墨以及水墨淡着色的作品更为引人注目，并且都有粗细两种风格。

沈周的山水画以粗笔为多，师承吴镇而上溯董巨，笔丰墨健、浑厚沉郁、意态轩昂，犹能在温雅恬静的的情调里表达恢宏的胸襟、丰富的想象与蓬勃的生命力。其作品反映出来的审美趣味和笔墨意韵，代表了明代文人画的美学追求。

文征明的山水画以细笔为主要面目。他宗法赵孟頫，旁参王蒙，每于繁密中见文秀，情调娴静典雅，布景层叠而上然缺少纵深空间表现，笔墨则于干枯中见秀润，于熟练中显生涩，设色清丽雅洁，自有一股“士气”充溢其中。文征明的抒情意味胜于沈周，气度格局逊之。

吴门四家中的唐寅与仇英分别代表了另外两种风格，体现了滥觞于此时而尤盛于清代的文人画家职业化与职业画家文人化的融合趋势。

 

 

董其昌与南北宗论。

董其昌对文人山水画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提纯了绘画语言，即把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从绘画的综合因素中突出出来，不再仅仅作为营造画像的手段，而是成为绘画表现的重要目的。其结果便是使笔墨的组合成为画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画面结构。

董其昌的绘画理论体现在《画禅室随笔》中，他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借唐代禅宗分南、北两宗来解释自唐代以来数百年的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史。按绘画创作方法和画家出身把山水画作南、北分野，将水墨渲染画法的文人画家比做南宗，视青绿勾填画法的职业画家为北宗，尚率真，轻功力，崇士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虽然对画史的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其提倡的美学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青藤白阳。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其水墨花鸟画一花半叶、淡墨欹豪，疏斜历乱，形神兼备，在运用水墨和构图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是继陈淳之后，从根本上完成了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师。他赋予花卉以强烈的主观情感，一反吴门派恬适的意趣，直抒愤世嫉俗，激荡难平之情，赋予作品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徐渭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极高境界，把在生宣纸上充分表现并且随意控制笔墨的表现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中国写意花鸟画发展中的里程碑。

 

 

四僧

“四僧”为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和弘仁，他们仍属于文人画系统，但已不局限于南宗，受徐渭的影响尤大。他们十分重视感受生活，观察自然和独抒性灵，不以再现前人意境为满足，不限于临摹，不囿于挪用古法，分别以激情洋溢或深情凝蓄的个性鲜明的艺术，突破了“四王”派所代表的情感内容，以来自客观世界又有高度加工的艺术形象，丰富了自然美的表现和意境的创造，以主客观结合、“尚意”又有法则的新手法突破了旧程式，在发挥诗歌、书法入画的效用并且结合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上，发展了笔墨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