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战争诗所折射的人文精神2010-11-30 14:13
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对现代《诗经》学亦有革命性的影响。该书《导言》指出：“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该书的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则引用《国风》及《小雅》中众多诗篇，并由此推断出那时代（前8世纪到前6世纪）的大概情形为：战祸连年，百姓痛苦；社会阶级渐渐消灭；生计现象贫富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苦。按照胡先生的说法，那个时代的战争是很频繁的但《诗经》305篇作品中，反映战争的内容并不多，约计10篇，几乎没有一篇是描写正面战场的。周宣王时期是集中产生战争诗篇的年代，保存在《诗经》的此类作品共有５篇。
《小雅•出车》叙述北方玁狁（即后代的匈奴）进犯周疆，周宣王派大将南仲领兵出征，击退强敌，班师回朝的过程。“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写了出征时战车的轰响和旌旗迎风飘荡的壮大声势。“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南仲先征玁狁，后伐西戎，军队威仪赫赫。最后一句“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这是一场大战，但没有一句写到敌军，没有一句写到厮杀。仿佛在南仲赫赫军威震慑下，终于平定了玁狁。
《小雅•六月》叙述另一次北伐玁狁的战役。诗中写道：“四牡骙骙，载是常服。”诗的作者全副武装，乘着四匹黑色健壮的公马驾的战车，以每日30里的速度开赴前线。“四牡既佶，既佶且闲”。四匹公马强壮威武，驾车的功夫非常熟练。这完全是军威的显示。
《小雅•采芑》写的是方叔率领军队南伐“蛮荆”之武功。“其车三千，旂旐央央”，“如霆如雷，显允方叔”，方叔率兵车三千辆，军旗迎风飘扬。写方叔英明又诚信，军威远震如雷霆。最后“征伐玁狁，蛮荆来威”，以方叔征讨玁狁立了大功，蛮荆威服周朝而宣告胜利。整个战斗过程既没刀光也没血影。
《大雅•江汉》记叙了召穆公奉宣王之命平定淮夷之事。“江汉汤汤，武夫洸洸”。以长江、汉水滔滔洋洋起兴，表现出战士雄赳赳，气昂昂，群英勇武不可战胜之气概。极言军队之威武。
《大雅•常武》写的是周宣王亲率大军伐徐的经过。着重写了周宣王军队的强大。“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业业，有严天子”， “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 。周王的军队，军威赫赫，迅如鸷鸟，飞掠高翔。有如长江汉水之浩荡，又如大山之坚不可摧。
另外还有《邶风•击鼓》、《秦风•无衣》、《豳风》的《破斧》和《东山》、《小雅•采薇》等，也都同样只显示了军队的声势而没有战斗场面的描写。
以上这些作品尽管都是写战争的诗篇，但从内容来看，都没有直接描写战斗，既没有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战斗经过，也没有流血飘橹、堆尸成山的残酷结局。写的都是雄壮的军威：蔽日的军旗，雄壮的战马，锐利的武器、高涨的士气和神威的统帅。这些诗歌，无处不折射出浓浓的人文精神。看看与《诗经》稍后的其他诗歌如屈原的《九歌》中的《国殇》，直接描写了战斗场面的残酷：“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再看看李华的《吊古战场》，这此诗歌和《诗经》的战争诗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为什么《诗经》中的战争诗，只写军队的威仪而没有直接描述残酷的战斗场面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一、孔子“仁”的思想和孟子“民本”、“仁政”、“王道”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说“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内涵非常丰富。许慎在《学文解字》中对“仁”作了解释：“仁，亲也。从人，二。”段玉裁于注中引《中庸》曰：“仁者，人也”。又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就是说，“仁”的基本涵义正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之”。德治，是孔子所理想的治国手段，如果以德行为引导，以礼制为准则，人民不但可以免于刑罚，而且会有高尚的道德观念。
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构成孟子相当系统完整的政治观：以民为本的理论基础，以仁政为治政方针，从而实现王道之治的政治目标。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恻隐之心，人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鼓吹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作为政治思想学说，它对于孔子的“德政”、“礼治”，有了重大的发展；特别是“民本”，“仁政”的理论阐述，大大补益了孔子思想学说的不足。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是中国儒家王道政治的典型代表。孟子的这种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周公对“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实践
“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就是崇尚德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并使其生活充裕；惩罚人民要慎重，不要随意杀戮。周公是周初年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国儒学的先驱者。在殷、周王朝更迭的历史变化中，周公亲眼目睹了这一变革的全过程，观殷之所以灭亡，周之所以兴起，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特别是“牧野之战”，殷纣军队七十万人“阵前倒戈”，成为殷纣灭亡的直接原因。周公又亲率大军东征，平定管、蔡、武庚之乱。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促使周公对下层之“民”的力量的认识，能达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周公的这种观点，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实践。
三、“威仪”是周代人外显为的“人格美”
周代人所崇尚的“人格美”表现在“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威严”。（礼记•祭义）在周代，这种“人格美”的外部表现被称之为威仪。昭显威仪，便是把象征尊者等级地位的外物显示给人看，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尊敬、畏惧，行为上的恭顺、服从。周代人这种“人格美”理想在《诗经》的一些形象中得到鲜明的表现。《采芑》是以抗拒外患为背景的作品。诗中所歌颂的元老方叔曾经征伐玁狁，后来又率军出征荆楚，是当时王朝的栋梁之臣和扶倾救危的英雄。他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因此《采芑》的作者将描绘的的重点集中于方叔的威仪上。因为“在当时人看来，某些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主要的原因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独特的军人素质，而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较高的礼的修养。”
把威信、威仪包括服饰、仪仗等，作为周代贵族“人格美”理想的载体和外部标志，象征性地将其运用于文学艺术创作之中，借以表现诗人对社会生活，对现实的人的审美评价，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与感情，这是西周至春秋时代文学思想的重要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和艺术定式在《诗经》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是诗歌作者本身就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从抽象意义上说，“文”和“武”是对立的，二者的指向相反。《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申叔时谈到对贵族子弟的教育时指出：“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文的核心是利人及物，武的宗旨是除暴去害，这样一来，文武兼备的人才必然形成两种相反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一方面具有参战的热情和能力，另一方面施爱惠人。《诗经》反映战争的篇章出自文武兼备者之手，他们的表现对象具备同样属性，因此，在描写战争场面、刻画将士形象时，能够将两种相反的心态和价值取向进行调合，选择带有互补性质的侧面加以表现，形成作品内在的独特风貌。
战争是残酷的，难免要有斩伐杀戮。“文”以惠爱为本，常怀怜悯之心。对于“文”和“武”的这种差异，《逸周书•谥法解》也作了揭示：“民惠礼曰文”；“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武士置身于刀光剑影之中，经常耳闻目睹鲜血淋漓、尸骨堆积的景象。他们必须适应这种环境才能克敌致胜。对于多数文士来说，战争造成的惨象却是他们心理难以承受的，当然更不愿意把它形诸文字。《孟子•尽心下》记载，《周书•武成》记述了周武王克商战役时，有“血流飘杵”之语。孟子认为这种材料不可靠，不能信以为真。孟子是从性善的观念出发，否定牧野之战伏尸流血的历史事实，这固然带有主观臆断的倾向，同时也说明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怀着拒绝心理，采取回避态度。而《诗经》在反映这些战争诗的创作主体是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他们具有英雄气概，敢于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同时，流血牺牲的战地景象，也在他们心灵投下阴影，产生压抑感。在这种心理张力的作用下，《诗经》战争诗的描写虽然是纪实的，却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有所选择和侧重，尽量避免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淡化它的恐怖气氛。《诗经》也展示格斗厮杀场面，但很少出现血肉模糊的惨象，遇到这种情况，都用极其简洁的笔法，予以交待。如《大雅•常武》叙述征伐淮夷的战争，只用“仍执丑虏”四字对战争结果进行概括。
下面，对《诗经》中的部分战争诗的作者作简单的分析。
《小雅•出车》写周宣王给南仲下达命令的同时，还指派诗的作者在北方筑城，可见他是位级别较高的出征将领。陈子展先生论及此诗时指出：“南仲奉命为将，北攘玁狁，西伐西戎，随征将士描述此一战役本末而作。”《小雅•六月》叙述的是另一次北伐玁狁的战役，不过军队的统帅不再是南仲而是尹吉甫，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看，作者随军出征时间很久，返回镐京后才写了这首诗。《小雅•采芑》写方叔领兵讨楚，写将士们在采摘芑菜时见到了统帅方叔，显然这首诗也是随军将士所作。《大雅•江汉》反映的是召虎征伐淮夷的事件，战斗胜利后得到天子的赏赐。郭沫若《表铜时代•周代彝器进化说》一文，根据传世的《召伯虎簋铭》推断，《江汉》这首诗就是召虎所作。此外，《诗经》中战争诗题材作品还有《邶风•击鼓》、《秦风•无衣》、《豳风》的《破斧》和《东山》、《小雅•采薇》等，这些诗篇也都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也都是出征将士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