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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个中学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他比常人高出一头，整日穿着风雨衣，戴着猎帽，游游荡荡，不愿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曾是学校击剑队队长，三次被学校开除。又一个学期结束了，他又因五门功课中四门不及格被校方开除。他丝毫不感到难受。在和同房间的同学打了一架后，他深夜离开学校，回到纽约城，但他不敢贸然回家。当天深夜住进了一家小旅馆。他在旅馆里看到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有穿戴女装的男人，有相互喷水、喷酒的男女，他们寻欢作乐，忸怩作态，使霍尔顿感到恶心和惊讶。他觉得自己无聊之极，就去夜总会厮混了一阵。回旅馆时，心里仍旧觉得十分烦闷，糊里糊涂答应电梯工毛里斯，让他叫来了一个妓女（十五块钱到第二天，五块钱一次）。妓女一到他又紧张害怕，给了妓女五块钱打发她走了，可妓女要十块钱。后来妓女找毛里斯来找事，毛里斯把霍尔顿打了一顿，拿走了他们要的五块钱。 第二天是星期天，霍尔顿上街游荡，遇见两个修女，捐了10块钱。后来他和女友萨丽去看了场戏，又去溜冰。看到萨丽那假情假义的样子，霍尔顿很不痛快，两人吵了一场，分了手。接着霍尔顿独自去看了场电影，又到酒吧里和一个老同学一起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他走进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用冷水浸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可是走出酒吧后，被冷风一吹，他的头发都结了冰。他想到自己也许会因此患肺炎死去，永远见不着妹妹菲苾了，决定冒险回家和她诀别。 霍尔顿偷偷回到家里，幸好父母都出去玩了。他叫醒菲苾，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理想。他对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后来他的父母回来了，霍尔顿吓得躲进壁橱。等父母去卧室，他急忙溜出家门，到一个他尊敬的老师家中借宿。可是睡到半夜，他发觉这个老师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于是只好偷偷逃出来，到车站候车室过夜。 霍尔顿不想再回家，也不想再念书了，决定去西部谋生，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他想在临走前再见妹妹一面，于是托人给她带去一张便条，约她到博物馆的艺术馆门边见面。过了约定时间好一阵，菲苾终于来了，可是拖着一只装满自己衣服的大箱子，她一定要跟哥哥一起去西部。最后，因为他对妹妹劝说无效，霍尔顿只好放弃西部之行，带她去动物园和公园玩了一阵。菲苾骑上旋转木马，高兴起来。后来下起了倾盆大雨。霍尔顿任大雨把全身淋湿，坐在长椅上，看菲苾一圈圈转个不停，心里快乐极了，险些大叫大嚷起来，霍尔顿决定不出走了。 回家后不久，霍尔顿就生了场大病，又被送到一家疗养院里。出院后将被送到哪所学校，是不是想好好用功学习，霍尔顿对一切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一部是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 1914——）的《无形人》（Invisible Man，1952），一部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篇幅不大，只有十几万字。作者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外，迄今只写过这一部长篇小说，却在美国社会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说一出版，就受到国内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一时大、中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他们在大冬天身穿风衣，倒戴着红色猎帽，学着霍尔顿的言语动作。甚至在六十年代初期，外国学者只要跟美国学生一谈到文学，他们就马上提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同的青年、不同的家长和不同的评论家，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有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颂扬此书，把它说得天花乱坠，认为成人通过本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另一种意见严厉批评本书，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嘴粗话，张口“他妈的”，闭口“混帐”，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认为本书内容“猥亵”、“渎神”，有些家长甚至要求学校禁止学生阅读这类书籍，某些图书馆（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的中学图书馆）曾一度将本书列为禁书；但经过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中，指定本书为必修读物。 这部小说出版后，至今影响不衰，总销售量已超过千万册，有好几种不同版本，例如平装的班登（Bantaxn）版已印至第五十三版。它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人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外，还要有精神生活，而且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精神生活往往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战后物质生产发展得很快，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激增。 但是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空虚。五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奉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国际上加剧冷战，国内镇压进步力量，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有些人粉饰太平，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另有些人看不惯庸俗、虚伪的世道，想要反抗，却又缺乏光辉的理想，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此美国有的当代史家把美国的五十年代称为“静寂的五十年代”或“怯懦的五十年代”。 有些青年人以消极的方式（主要通过酗酒、吸毒、群居等颓废的方式）对现实进行反抗，史家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或“垮掉分子”。本书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的人物如本书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实际上也是垮掉分子的代表，但垮得还不到吸毒和群居的地步，如霍尔顿尚想探索和追求理想（包括爱情理想），因此他向往东方哲学，提出长大成人后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种理想当然幼稚可笑，但说明作者有点像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提出来的那样，尚有“救救孩子”的想法。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他的性格较为复杂，有受资本主义社会耳濡目染的丑恶一面，但也有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纯洁一面。 他为什么不肯用功读书，被四次开除出学校呢？那是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再说人人还在搞下流的小集团。”这就是霍尔顿所生活的世界。他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因此他的不用功实质上是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
另一方面，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势利的伪君子，连他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恋的，而这位老师谆谆教导他的，也只是利已主义的信条：“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这本书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可以说开当代美国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先河。从表面上看，霍尔顿不求上进，抽烟、喝酒、乱谈恋爱甚至找妓女，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坏孩子”，如果光看这些外表上的不良倾向，当然无法真正理解像霍尔顿这样的孩子，而我们多少成年人却往往用简单、粗暴、主观的方法去对待青少年（包括自己的子女），从而造成或加深两代人的隔阂。 本书作者以犀利的洞察力解剖青少年的复杂心理，透过现象观察精神实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霍尔顿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既揭示了他受环境影响颓废、没落的一面，也写出了他纯朴、敏感、善良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青春变化期青少年的特点，无怪乎在西方社会里引起了广大青少年的巨大反响，而且不少成年人也把它看作启发自己理解年轻一代的钥匙。
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这种风格后来被不少西方作家所模仿。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使用了大量的俚语和口语。 作者塞林格全名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1/1——2010/1/27）享年九十一岁，一九一九年生于美国纽约城，父亲是做奶酪和火腿进口生意的犹太商人，家境相当富裕。塞林格十五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军事学校里住读，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一九三六年，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从一九四零年在《小说》杂志上发表他的头一个短篇小说起，到一九五一年出版他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止，在十余年中他共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有些短篇还在《老爷》、《纽约人》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使他在文学界有了一点点名气。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则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尤其得到青少年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就像模仿少年维特一样，模仿霍尔顿的言语行动和穿着，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此后他隐居到乡下，特地为自己造了一个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作书房，每天早晨八点半就带了饭盒入内写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都不准进去打扰他；如有要事，只能用电话联系。他写作的过程据说还十分艰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他写作的进度越来越慢，十年只出版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后来甚至不再发表作品。偶尔有幸见过他的人透露说，他脸上已“显出衰老的痕迹”。他业已完成的作品据说数量也很可观，只是他不肯拿出来发表。不少出版家都在打他的主意，甚至在计划如何等他死后去取得他全部著作的出版权，但至今除本书外，作者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九故事》（1953）和两个中篇集《弗兰尼与卓埃》（1961）及《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1963）。 塞林格在欧洲期间曾经与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不久便离异。1953年他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Claire Douglas）的女学生相识，两人后来在1955年结婚，但是后来又离婚。1972年塞格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名叫乔伊斯·梅纳德（Joyce Maynard）的耶鲁大学女学生的文章和照片，立即被她吸引，两人开始通信。然而两人的关系在十个月后破裂。 1999年，塞林格在34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后终于发表了新的长篇小说《哈普沃兹16，1924》。《哈普沃兹16，1924》最早是以短篇的形式出现在1965年的《纽约时报》上。塞林格将这部作品授权一个小的出版公司，但是到现在他的作品都还没有出版。 2000年，塞林格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出版了《梦的守望者：一本回忆录》一书。书中她披露了很多塞林格不为人知的秘密，像塞林格经常喝自己的尿、很少和克莱尔做爱，禁止她走访亲友等。 《麦田里的守望者》从1951年出版到现在给全世界无数彷徨的年轻人心灵的慰藉。小说一问世，霍尔顿这个对虚伪深恶痛绝的少年形象竟然被千万读者看成是迷人的新英雄，文中的崇尚自由的亲切语言受到热烈欢迎。并且这本小说反映了二战后美国青少年矛盾混乱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和处境。主人公霍尔顿那种没有清楚目的的反抗，是当时学生和青少年的典型病症。《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后，大中学学生争相阅读，家长和教师也视小说为“必读教材”，把它当作理解当代青少年的钥匙。 《麦田里的守望者》领导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潮流，它使得思想贫乏、感情冷淡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人为之倾倒，这个时期完全可以称作超于文学定义的“塞林格时代”。本文剖析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从憎恶虚伪、追求纯真到最终屈从社会现实的心理历程，揭示二战后美国青少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内心世界。 这部小说最初得到二战后那一代美国大学生的欢迎。然后，不管家长或图书馆长怎么看待这本书，大量的中学生也开始想搞到这部小说来读——因为阅读过它成了一些学校帮派的入门通行证。这种风气尽管说起来已相当遥远了，不过仍有人会回忆起来，《新共和》的作者John B. Judis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曾在关灯之后打着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个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资格身份——关灯之后读书并非意味着好学，而是代表对就寝制度的反叛；而且，塞林格本人就曾在军事学校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作的。所以，“用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就是塞林格的真正粉丝纪念他的最好办法。 虽然塞林格写这本小说的本意是只限于展现成人的虚伪与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情怀。但愤世嫉俗的追随者比革命导师更激进。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在纽约杀害了“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他对外界说，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另一种传说是，记者探监时曾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认为他杀的并不是偶像列侬，而是杂志封面人物。也许他认为，任何偶像都必须像塞林格那样远距离启示大众，频频出现在杂志封面未免太庸俗了(像塞林格那样登上一次《时代》封面也许是可以让革命青年接受的)。几个月后，约翰·大卫·欣克利向里根总统开枪，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记者再次将小说与谋杀联系起来，但后来总算有传说表明杀手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影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 小说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二百三十七个“God damn”(该死）、五十八个“bastard”（混账）、三十一个“Chris sake”和六个“fuck”（他妈的）。 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社会文化地位开始凸显，所以现在，这本书已经被广泛的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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