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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曹魏末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嵇康对虚伪而残忍的司马集团疾恶如仇，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为了躲避政局，与诸贤隐逸纵游于竹林，史称“竹林七贤”。他们高蹈尘世，肆言老庄，以此与虚伪污浊的现实对抗。他们相聚在竹林下，饮酒赋诗，弹琴啸咏，会思得意，忽忘形骸；他们利用在野的身分，“隐居放言”，批判社会，“越名教而自然”，“非汤武而薄周礼”，“轻贱唐虞而笑大禹”，直刺司马集团“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穷割天下以养其私”，“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他们超脱拔俗的精神，放达不羁的行为，越名任心的性情，形成一股新的风气，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为同时代与后世的名士树立了人生的楷模。 嘉平四年（260）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七贤中有的违背初衷，到司马集团那里去做官，如山巨源、王戎等；有的离开了竹林，如阮籍等。七贤解体。公元260年，嵇康回到山阳故居。当时，嵇康的好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巨源由吏部郎升迁为散骑常侍郎。于是，司马昭就授意山巨源动员嵇康出来接替山巨源的职务，企图拉入司马昭的麾下。一般人也许对山巨源的荐举感恩戴德，欣然应命，而对嵇康来说却是一场奇耻大辱，他于忍无可忍中挥笔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奇文，断然之称与山巨源绝交。在信中，他以饱满的感情，形象的语言，坦率地道出了自己与官场世俗决绝，不屈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献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性格，申明自己不能出仕的理由，即“七不堪”、“二不可”： 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作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当与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六不堪也； 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故放烦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礼，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这封书信，写得痛快淋漓，精彩万分，表达了他蔑视礼法，愤世嫉俗，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人格的狂傲个性及狷洁之志。他提出的“七不堪”都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礼”，“刚肠疾恶，轻肆直言”，更为“世教所不容”。司马集团采用残酷手段诛锄异己，打着“名教”的旗号，从骨丘血海里捞出来的权力，凶残篡位。嵇康说名教也该越，周礼也该薄，要效法先王篡魏，那就不外乎尧舜的禅让和汤武的征诛，嵇康说尧舜也该贱，汤武也该非。以否定先王为手段来否定后王，这就摇撼了政治统治的基础，使政治统治失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这无疑是指着司马昭的鼻子骂。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是历来统治者最忌恨的，也是不容忍的。但嵇康却顽固地坚持己见，从不退却，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这封书信不仅表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而且也是向世人公布与司马集团对着干、不合作的人生宣言。 此信一出，嵇康的悲剧的发生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了。所以，鲁迅说：“非薄汤武周礼，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那么，教司马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终以《绝交书》而丧失生命。公元262年的一天上午，“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予今绝矣！’”（《世说新语》） 一代名士悲壮而风流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以自己高大的人格，绝世的风度，向世人迸发出最后耀眼夺目的光辉。李允《嵇中散颂》称其“肃肃中散，俊明宣誓，笼罩宇宙，高蹈玄辙。”晋袁宏之妻李氏《吊嵇中散文》说：“故彼嵇中散之为人，可谓命世之杰矣。观其德行奇伟，风韵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嵇康活得潇洒，死也潇洒，面对死亡，神色自若，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不悲生命之逝，反叹《广陵散》从此而绝，这样悲壮的结束，写尽了人生的潇洒与风流，千载以下，常使血性男儿深致缅怀，复深怀慨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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