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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训学斋规 《读书》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扪虱新话《陈善?扪虱新话》 《读书须知出入法》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读书牢记则有进益》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者。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虽然，况一日乎。予少时实有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虚，方知陈贤良为得法云。 性理大全 《读书法》 程子曰：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尝觉读书有令人喜时，有令人手舞足蹈时，或问莫是古人之意与先生之意相合，后如此否。曰：是也。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是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问世有以读书为文为艺者，曰：为文谓之艺，犹之可也。读书谓之艺，则求诸书者，浅矣。张子曰：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得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加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上蔡谢氏曰：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尝曰：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 龟山杨氏语，罗仲素曰：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尝言，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会读书，二公之意正同。读书须是看圣人用心处，自家临事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说，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 东莱吕氏曰：读书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读书与曾读书识理趣者，观其所为，便可见。凡读书必务 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数遍，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书，何异。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沈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惜与人商确，不惜就人授读。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也。后学读书，未曾识得，目前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是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象山陆氏曰：大抵读书训诂，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勉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养，鞭策磨厉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者亦可知矣。 勉斋黄氏曰：平居当以敬自持，令心虑宁静。至于读书则平心定气，端庄严肃，须以吾心默观圣贤之语，常使圣贤之意自入于吾心，如以镜照物，妍丑自见镜，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读书，非是圣贤之意难明，乃是吾心纷扰，反以汨乱圣贤之意，读书只是沈静精密则自然见得分明，切不可萌轻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经通彻，亦何足自喜，亦岂敢轻易才如此。便不足以任重后生，且收敛静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有进。观书者，最怕气不平，且如公冶长一章。谢上蔡则谓圣人，择婿惊人如此，杨龟山则谓圣人所以求于人者，薄可免于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气高者也，龟山气弱者也，故所见各别如此，要之当随文平看，方见得圣人之本意，此观书之大法。 北溪陈氏曰：读四书之法，毋过求毋巧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归而切己，以察其实用而已尔。果能于是四者，融会贯通而义理昭明，胸襟洒落，则在我有权衡尺度，由是而稽诸经与凡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冻释，而轻重长短截然一定。自不复有锱铢分寸之或紊矣。 范阳张氏曰：朋友讲习，固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当尚友，古人可也。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读杜诗苏文则又凝神静虑，如目击二公。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人矣。 程子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六经之言，在涵蓄中默识，心通精义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义，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圣人之道，如河图洛书，其始止于画。上便出义，后之人既重卦，又系辞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过只是当年数人而已。学者不观他书，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卦爻始立义既具，即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矣。苏季明常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干干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 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有至理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虽亦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张子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数。 龟山杨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须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经先王经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观史未有史书，以前人以何为，据盖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若经术明自无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则取次提起一事，便须断遣处置得行，何患不能识别。 鲁斋许氏曰：讲究经旨，须是且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所得。若反复读诵，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注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诵经习史，须是专志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得因他而辍。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义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且如随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养，时晦之晦或问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随时之大者，向晦则宴息也，更别无甚义。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尧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 《读史》 程子曰：某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闲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日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几，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将他见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误人处。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南轩张氏曰：观史工夫，要当考其治乱，兴坏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于几，微节目与夫，疑似取舍之闲，尤当三复也。若以博闻见助，文辞抑末矣。于定国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史氏将谁欺，赵盖韩杨之死皆在定国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瞒过，张释之为廷尉，有惊乘舆马者，上欲诛之，释之以为当，罚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释之知廷尉为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为天下之平。问读通鉴之法曰：治乱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财赋本末用，兵法制嘉言善行，皆当熟究之。 东莱吕氏曰：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承接耳。 范阳张氏曰：如看唐朝事，则若身预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当时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而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当蓄之于心，以此发之，笔下则文章不为空言矣。 鲁斋许氏曰：阅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论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合于律令格式者为当，不合于律令格式者为不当。诸子百家之言，合于六经语孟者为是，不合于六经语孟者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鲜有失矣。阅史必且专意于一家，其余悉屏去候阅，一史毕历历默记，然后别取一史而阅之，如此有常。不数年，诸史可以备记苟阅。一史未了，杂以他史，纷然交错，于前则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读三传当参以史记，读史记当参以前汉文辞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记当先看其人之大节，然后看其细行。善则效之，恶则以为戒焉，所以为吾躬行之益，徒记其事而读其书，非所谓学也。 读书录《薛瑄?读书录》 《论学》 为学第一工夫，立心为本，心存则读书，穷理躬行践履皆自此进。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皆此意也。学道固自圣贤之书，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闲，而不求实理之所在，则亦无以有诸己矣。道学以五经四书为本，专用心于史学者，无自而入道。孟子专心致志，四字读书之至要。邵子诗云：不读人闲非圣书。凡不正之书皆不可读。自有文籍以来，汗牛充栋之书，日益多要当择，其是而去其非，可也。郑声乱雅乐，杂书乱圣经。余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读书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闲，而莫余止者也。韩子吾老着读书，余事不挂眼之句，实获我心焉。万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读书之乐也。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厌也。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学有所得，必自读书，入读书千熟万熟，时一言一句之理，自然与心融会为一，斯有所得矣。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大得。读书所以不见德崇业广者，只是讲说不曾实行，如读学而时习章，便能学而时习否。读其为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读颜渊问仁章，便能非礼勿视听言动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讲说耳。读书贵知要只。颜子四勿心不绝想，口不绝念，守之勿失，循之勿违。岂有差错，泛观天下之书，而不知用力处，虽多亦奚以为。不察理之有无，而泛读一切不经驳杂之书，务以闻见该博，取胜于人。吾知其记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识愈昏矣。如此读书，非徒无益，是又适。所以为心术之害也。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也。读书当出己之口，入己之耳。读书惟宁静宽徐，缜密则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扰褊急粗略以求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口念书而心外驰，难乎有得矣。朱子曰：童遇云读书千遍，其意可见。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极也，非妄语也，此言读书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时也。读书不寻思，如迅风飞鸟之过，前响绝影灭，亦不知圣贤所言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寻思，体贴向身心事物上来，反复考验其理，则知圣贤之书一字一句，皆有用矣。读书讲明道义，求日用之实理也，若读书而不讲明道义，则溺心于文字之闲，终不能知实理之所在。圣贤之书，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书特尘编耳。书能神而明之，则活泼泼地。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能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不然书自书理自理何以有实用哉。《程朱传注》少有用心于其闲者。偶持一卷中庸，书因思此书满天下，能因中庸之书，实得中庸之理者，几何人哉。舍小学四书五经，宋诸儒性理之书，不读而先读他书，犹恶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见其小矣。程子曰：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人焉。尔读书之法，皆当由辞以得意。徒得其辞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学也。四书顷刻不可不读。人果能诚心求道，虽五经四书正文中亦自有入处。若无诚心向此，虽经书一章反复以数万言释之，人亦不能有得也。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独凡民为然，恐读书而不明理者亦然。读圣贤之书，句句字字见有的实用处，方为实学。若徒取为口耳文词之资，非实学也。得意忘言，乃知读书不可滞于言辞之闲，当会于言辞之表。读书皆以明本来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圣贤言格物，致知处便，当效其格物致知，言存养省察处便，当效其存养省察，圣贤为教之法，无不效其所为，则读书有切己之益，而不为口耳之陋矣。读书必精专不二，方见义理。有一念之杂即隔一重矣，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濂洛关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圣贤书，于凡切要之言，皆体贴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实得而力践之，乃有益。不然书自书，我自我，虽尽读圣贤书，终无益也。读书不于身心有得，懵然而已。读书只当以正文传注为本，正文传注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参考语录诸说，窃见传注之外，皆有诸儒小注经文不过数语，而小注乃至数千百言，其实学者不但不能周览并经文，传注亦不能精矣。若有大圣贤作，必重加芟削矣。读书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读书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节。则心反为之动。而神气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频数则必浊。凡读书思索之久，觉有倦意，当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时再从事于思索，则心清而义理自见。 《体认》 读书当着实体，认如读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便当求天命之性的在何处，读大学首章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当求三者的为何事如此，则道理跃如皆在，心目之闲，自不为文字言语所缠绕矣。读书之久，见得书上之理与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处。读书体贴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实理也。圣贤岂欺我哉。实理皆在乎万物万事之闲，圣贤之书不过摸写其理耳，读书而不知实理之所在。徒滞于言辞之末，夫何益之有。人读书果能于圣人之言，句句皆体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颜子亦足以发之意。读书记得一句便寻一句之理，务要见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近，看得寻思二字最好如圣贤，一句言语，便反复寻思，在吾身心上，何者为是，在万物上，何者为是。使圣贤言语，皆有着落，则知一言一语，皆是实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业录》 《丽泽堂学约》 一读书务以小学为先，次四书以及六经，与周程张朱司马邵之书，非理之书，不得妄读。一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 王守仁语录 《传习录》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共发编《曹于汴?共发编》 《语录》 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编 《原学篇》 何为三代之前，学术如彼三代之后，学术如此汉微，有遗风魏晋以降，日以陵夷非后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实后人之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义理之学，二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其闲有屹然，特立风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实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纪纲之盟主也，然物希则价难平，人希则人罕识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官，皆不知其学之所自况他人乎，臣旧亦不之知，及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且萧何刀笔吏也，知炎汉一代宪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争于言句之末，以计较毫厘得失，而失其学术之大体，何秦人之典，萧何能收于草昧之，初萧何之典，歆向不能纪于承平之后，是所见有异也。逐鹿之人，意在于鹿，而不知有山求鱼之人，意在于鱼而不知有水。刘氏之学意在章句，故知有书，而不知有图。鸣呼，图谱之学，绝是谁之过与。 《叙学》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具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序，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坏，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知，适从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泳，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著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断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矣，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体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诗书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远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发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似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毋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朗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废兴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扬，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谓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迹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蔓诬谈，隐语鄙亵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辞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煦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历代全史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闲以试己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嘴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老庄列阴，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闲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吴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高好奇，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霸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霸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扬子云太元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篡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涩，苏子谓以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策，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北，偏驳之后，隋政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基唐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论，有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浑厚典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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