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将卢旺达种族屠杀细致地叙述一遍，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
１９９４年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在卢旺达是和平共处的两个民族，虽然历史上他们存在过种种矛盾。１９９４年４月６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胡图族人）在邻国坦桑尼亚参加完和平谈判后，其座机在返国途中被不明飞弹击落，机毁人亡。很快，胡图族的激进分子迅速掌控了卢旺达政府。４月７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
在这次屠杀中，一位胡图族的母亲向别人描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个邻居家小孩，这个孩子又是如何带着惊讶、眼睁睁看着从前的老邻居夺走他的生命。这位胡图族的母亲说，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并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给了她丈夫一把砍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解说，自己之所以杀死那个孩子，其实是“帮”了他一个忙，因为“他的双亲都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指杀死那孩子）可以避免他成为可怜的孤儿”。
如此惨不忍睹的丑闻，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当然是赤裸裸的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卢旺达，对图西族动手的，绝大多数是平民。他们之所以对自己往日的邻居、朋友展开灭绝性的屠杀，都只是“奉命行事”。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杀人的机器，在屠杀发生的时候，他们都成了行尸走肉。至于原因，则非常简单：胡图族的激进分子告诉他们，图西族人该死。
这让人想起２００８年的一部电影《朗读者》。这部电影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一个名叫伯格的男孩子与一个名叫汉娜的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伯格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汉娜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有一天，在上学路上犯病的伯格被汉娜救了。两个人的爱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放学回来的伯格发现身为西门子公司职员的汉娜已经不辞而别。
再次重逢时，伯格发现当年的恋人竟然成了一名纳粹，且在任职期间，与自己的同事一起，任由一批犯人在集中营里被活活烧死而不曾施救。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部片子里，我们看到的纳粹不是全副武装到牙齿的军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家妇女：她善良，喜欢听别人读书。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如何成为纳粹的帮凶？
关于这个问题，《朗读者》的导演斯蒂芬·戴德利说：“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人性是个非常话题，而且，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恐怕一直会持续到人类灭亡那一天为止。在《朗读者》中，汉娜如此陈述自己的观点。她说：“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有人晓得我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你明白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他们也不需要到场，如果他们真能到场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得特别到位。”
对于这个故事，也有人做如此诠释：“她只不过是一个履行了自己职责的普通人，她是执行命令，并不知道希特勒和纳粹首脑们的邪恶计划。”
然而，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汉娜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履行职责”或者说盲从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与罪恶脱离关系？如果仅仅因为迷惘和盲从的缘故，就可以将所有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那么人类的良知何在，悲悯之心何在？
无论卢旺达的屠杀还是《朗读者》中的汉娜，最让人感到震惊的不是厮杀的惨烈，而是非常状态下普通人的表现——这些习惯了服从的老实（或者说本分）人，仅仅因为有人（有时候是某个组织，有时候是所谓领袖或者二者都有）贴了一张标签，声称“这些是好人，那些则该死”，就可以对自己身边的人痛施杀手。事后，他甚至可以狡辩称：“我杀死他其实是为了帮助他。”
人性的悲凉和复杂，莫过于此了。
消灭类似的悲剧，手段似乎很简单：当一个人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内心深处对可能出现的恶行有所防范，即使最疯狂的鼓动，恐怕也无法吸引你去从事卑鄙的恶行。
但问题是，保持独立的思考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群魔乱舞的时刻，一个保持理性的人，会不会首先成为被狂热消灭的对象？邻人的（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罪恶当然让人感到痛心，而无处可逃是否更是一种莫名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