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维明
2000年11月至2002年6月间，考古工作者在苏州西郊木渎、藏书的一带山间盆地及周围地区探明了规模宏大的春秋古城遗址群，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正是这次考古发现和深入讨论，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层层揭开已经尘封了二千多年的历史面纱，使吴国都城的本来面目逐渐显露出来：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所在，先前是吴国的故都；伍子胥奉命选址建造的吴大城（又称阖闾大城），是吴国的新都，其位置大体上就在苏州城区；而阖闾借以开创霸业的国都，实际上包括二城一台，即吴大城、吴故都城及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规模之宏伟，远盛于中原诸国。
木渎春秋古城遗址概况
现已探明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包括一座大城、一座小城和五座小型城址。
大城略呈马鞍形，四周被灵岩、五峰、清明（即胥山，东岭又称皋峰）、尧峰、姑苏（即横山的东麓和西北麓，横山俗称七子山）诸山环绕。
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隅，略呈狭长的三边形——南面与大城相接；东面与大城的东墙连为一体；西面没有城墙，以天平一带的山峦为屏障。
在大小城外面，还发现有断断续续的城墙分布。
此外，在大小城内还发现了三座小型城址。在大城外的清明山南麓和七子山东南麓，分别是千年寺和长头村小型城址。这两座小城堡与以前发现的上方山吴城遗址、石湖越城遗址，属于同一类型，具有拱卫大小城的军事防御作用。
根据出土的几何形印纹硬陶及刀、斧、凿等残石器推断，古城构建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
由于历史上著名的吴宫遗迹——姑苏台、馆娃宫、采香径、香水溪都在木渎附近。因此，许多论者认为这座新发现的春秋古城遗址，就是吴国的都城——吴大城。然而，史实果真如此吗？
试拿木渎春秋古城遗址与古代文献最早记述吴国都城形制、规模、布局等内容的典籍《越绝书》中记载的吴大城作一番比较：
（一）城池形势。《越绝书》中说吴大城有水陆八门，城中一横一竖辟有宽阔的水道。据说当时就有人讲过：“吴城高以厚，池广以深。”显然，吴大城是一座泽国水城。而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地处山间盆地，四周群山逶迤，俨然是一座有高低险阻的丘陵山城。
（二）形制与规模。《越绝书》中说吴大城中有两座小城：一为吴小城（即宫城，又称子城），周长十二里；一为伍子胥城，周长九里二百七十步。而木渎古城只发现一座小城，偏居于大城东北一隅。
仅此二例，就足以说明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并不是吴大城。
吴大城位置推断
要想确定吴大城的所在，首先得了解这个都邑的历史变迁。
吴大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仅经历了阖闾、夫差两代君王。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以后，这里先后成为越王和楚国春申君黄歇的都邑。秦并天下，置吴县，为会稽郡治。汉初，又成为荆王刘贾的都邑。后属吴王刘濞的封地。景帝平乱之后，仍为会稽郡治。后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置吴郡，治吴县城。梁代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时说，后汉吴郡郡治吴县城，就是原来的吴大城。此后，这座吴县城一直沿用了下来，历代沿革见于史志记载。
《越绝书·吴地传》也有相关的记载，讲述了春申君及其儿子假君治吴的事迹及吴大城的沧桑变化：“今太守舍者，春申孝顺所造。”“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也。”汉初荆王刘贾命丁将军所筑的吴市西城，位于小城至平门之间。这些记载表明：直到《吴地传》落笔的东汉初期，吴县城内还保存了不少当年吴大城及春申君营建的遗迹。显然，吴大城与秦汉吴县城是在同一地方。
还有一条文献记载，直接说到了阖闾墓与吴大城的方位关系。晋代王珣在其《虎丘铭序》中引述《吴越春秋》讲：“阖闾死，葬于国西北虎丘。”所谓“国西北”，是指吴都的西北面。于是虎丘成为一座重要的地标：吴大城就在虎丘的东南面。
1957年，南京博物院曾对苏州平门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在宋、唐、汉城墙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间，还有一层土城，“其中含几何形印纹硬陶最多”，年代当为春秋末期。因此，这层先秦土城，应该就是吴大城的城基。
历年来，在苏州古城内发现的东周青铜器也斐然可观。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先后在葑门内程桥河底、新苏丝织厂和相门内第三监狱工地出土青铜剑、尊、锯镰、鼎、编钟等器物共八十余件。其中一把宝剑的暗格纹饰，与外地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十分相似；铜鼎与三件编钟与江苏六合程桥春秋后期吴国贵族墓中所出的器物几乎完全相同。铜器纹饰也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引人注意的是，不少铜器似为事发突然，仓促之间有意打碎的。
从现有的考古实例来看，先秦成批量的青铜器大多出土于野外的墓葬之中，像苏州这样八十多件青铜器（零星的还有不少）掩埋在城圈子的例子，是十分罕见的。这些铜器系春秋战国之际的吴国遗物。它们透露出当年吴人仓皇撤离时的无奈与悲怆，从而打上了吴越战争的时代烙印。铜器出土的地点，应在即将被越军攻占的吴大城之中。
吴国故都遗址考
关于灵岩山附近有吴国古城，北宋地方志中早有记载。朱长文在其《吴郡图经续记·城邑》中记述了吴大城的来历之后讲：“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朱长文认为那是将阖闾、夫差的离宫别馆误作了吴国都城吴大城，所以断然加以否定。但是，民间所传的既然是“吴之故都”，指的应该是阖闾以前吴王僚、馀昧、馀祭、诸樊、寿梦诸君，甚至更早的吴国都城。
关于吴国始祖太伯（也写作泰伯）定居梅里以后的都城迁徙，历来聚讼纷纭。有的说寿梦迁吴，有的说阖闾迁吴。有的说诸樊迁吴。其中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讲得最为具体：“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徒吴。至二十一世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这里所说的“光”，是阖闾的大名。
值得注意的是，据《越绝书·吴地传》和唐陆广微《吴地记》记载，苏州古城近郊有阖闾墓、夫差墓、吴王僚墓之外，还记及四处不知名号的吴王冢，大多数也在西郊丘陵地区。由此推测，吴王僚的都城离其墓地也不会太远。
2002年11月底，苏州博物馆邀请国内有关专家对木渎春秋古城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举行了论证会。结合历年来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许多封土堆底径大于40米的高规格春秋墓葬，如真山、树山、挂灯山、宝山、馒头山等大墓和大量古代遗址，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处呈网络状布局、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群，城址、墓葬、遗址分布明确，其年代属春秋时期，是吴文化的典型遗存。
因此，北宋有关“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其实正透露出历史的信息：吴王僚及前面几代君王的都城，应该大致就在木渎春秋古城遗址范围之内。当初主要凭借四周的山岭，扼守山口，而内部则以环绕宫殿坛庙等朝廷重地的小型城堡为主。所以，这次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应该是阖闾、夫差在前代故都的基础上逐步扩建改造而成的。
吴都有郭，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是说越王勾践趁夫差率军北征之机，偷袭吴都，进入郭城，烧了姑苏台，还弄走了吴王的大舟。《越绝书》则记载了最具体的数据：“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合今约28.23公里）”。还讲莋碓山（即今狮子山）南面一带原先有个莋邑乡，吴王厌恶这个乡名，改作“通陵”，并将其纳入郭中。
这次考古调查中发现，在木渎春秋古城的东北面，即观音街北，东至何山一线，尚有零星古城墙遗迹，似跟何山东侧的谭家门至艾家桥的古城墙连成一体。这条横贯东西的外城墙，应该是北郭的一部分。当年吴王命名的通陵乡，还有建于姑苏山的姑苏台——《越绝书·吴地传》：“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中窥百姓，去县三十里”，确实就在吴郭之中。
拥有两城一台的吴国都城
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吴国都城的认识，从一座吴大城，扩展到吴国故都、吴郭和姑苏（又作姑胥）台，从而逐步认识吴都的全貌。这座宏伟的大型都城，是吴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产物，具有区别于其他春秋诸侯都城的吴地特色。
当年阖闾派专诸刺杀王僚执政之后，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安君理民”。此时外面有交战中的楚国，内部要面对的则是僚党旧臣，可谓故都难容新主，四面暗藏杀机。因此，当阖闾志存高远，向伍子胥请教“强国霸王”之道时，伍子胥首先从“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的安君治民之术说起。阖闾称赞道：“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于是将兴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新都作为第一要务。经伍子胥周密勘察，依托旧都，在东面不远处选址建城。于是一座宏伟的泽国新都——吴大城应运而生，雄峙于太湖之滨。
当吴国逐渐强盛之后，阖闾在靠近故都的姑苏山兴建姑苏台，作为另一处治理朝政的所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十年（前504年），立夫差为太子。自己则“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
但是，阖闾在姑苏山构筑姑苏台，并非仅为冶游兴乐，而是另有深意。所谓“以望太湖，中窥百姓”：一则可以眺望太湖，二则可以居高临下，观察监视“百姓”。秦汉以前的古籍中讲到的“百姓”，那可不是指寻常的里巷小民，而是贵族的总称。阖闾登台居高，原来是为了暗地里监视百姓、权贵旧臣的行踪，以免祸起萧墙。同样，夫差于姑都北侧灵岩山兴建馆娃宫，其真正的用意恐怕也在于此。这样看来，当时姑苏台下的故都内，依然是吴国王公贵族的聚居之地。
纵览吴都形势，可谓因地制宜，尽得山水之利：吴大城与吴故都位于东西两侧，一为水城，城坚池深，绾毂南北，水陆称便；一为山城，群岭掩隐，深藏勿露，易守难攻。两城之间则有外郭、城堡和山川卫护，其间有姑苏台，依山而起，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如此规模宏大的吴国都城，远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大都——齐都临淄（大城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4.5公里）、楚国郢都（东西约4.5公里，南北约3.7公里）、燕下都武阳（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公里）大出许多，不但在东周列国中可谓手掘一指，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包括姑苏台）和苏州古城，是我国春秋都城的重要遗存，也是吴国由弱变强、由盛及亡的历史缩影，同时又是苏州城市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卷首篇章。苏州的“苏”、江苏的“苏”，即源自“姑苏”，它的根就在一方山水城郭之间。而这座吴地文化的珍奇宝藏，也一定会在苏州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