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温病学发展概况

岭南，即五岭以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及广西东部地区。岭南之开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于地处祖国边陲，古代交通不便，文化与医学发展迟于中原。另一方面，岭南与外国海路通商最早。因此，岭南文化与医学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从文献来看，预防、治疗、康复医学以及临床各科，理论与实践诸方面，岭南医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晋代到明代，岭南医学已有相当的成就，如支法存之论脚气，葛洪之《肘后备急方》，李珣之《南海药谱》及释继洪之《岭南卫生方》等均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岭南医家对急性外感热病和传染病的认识甚早，晋代葛洪对传染病如丹毒、恙虫病等已有论述，宋代陈昭遇等的《太平圣惠方》及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已明确提出岭南之地理、气候及饮食习惯、人的体质均与中原有异，载有不少防治温病的方剂。《岭南卫生方》讨论瘴疟证治，指出瘴疟与伤寒不同，此书较吴又可《瘟疫论》早三百余年，对于流行于岭南的传染病在认识上已有很进步。 清代岭南医家何梦瑶在《医碥》中关于火与湿证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岭南温病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何氏长期亲自参加温病的抢救工作，其“立方救疗，所多全活”［1］。他仔细观察研究热带、亚热带地理气候条件下人体病变的规律，并针对当时景岳学说盛行，不少医生忽视岭南的实际而滥用温补之弊，他强调南方“凡病多火”、“多湿”［2］。运用脏腑经络学说对火热证进行辨治，对于湿病强调合理运用理脾祛湿法的作用，用药有其独到之处。据史料记载，清初南方诸省曾暴发几次瘟疫大流行，提高瘟疫病的诊治水平成为当时医务界的当务之急，不少岭南医家继承了吴又可《瘟疫论》的学术观点，致力于瘟疫病防治的研究。何梦瑶指出瘟疫的病源是“天地之疬气也，邪自口鼻入内”［3］，详细论述了该病的汗、斑、苔、脉变化的临床意义及汗、下法，下后变证、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后遗症等。治疗方面何氏主张立法应重在“逐邪”，对白虎、举斑、黄龙等汤证，从临床证候、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分析和阐述。此外，南海潘大纪著《南北喉症辨异》，李朝栋著《寒温条辨治疫汇篇》、梁国珩著《救疫全生篇》，黎佩兰著《良方释疑》等关于瘟疫诊治方法的研究，对岭南温病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到了清末民初，研究温病学运用温病方的岭南医家日众，一方面由于温病是岭南的常见病、多发病，而越来越为医家所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叶天士派温病学说在岭南的逐渐传播，运用叶派之温病理法方药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研究最著者首推番禺潘兰坪，著有《叶案括要》、《评琴书屋医略》。潘氏把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之理法方药应用于岭南，择其应验者，取其精华，著书立说，潘氏认为温病与一般外感证之不同点在于里热盛，阴津伤，强调清热保津法应贯穿温病治疗的始终。岭南夏暑炎热季节长，热盛汗频泄，炎暑伤气，又多津气两伤并见。如证见邪热未退津气耗伤者，潘氏立“先养胃汁法”和“甘淡护津气法”，以甘淡凉之剂如南豆皮、地骨皮、鲜荷叶、西洋参、麦冬、知母、冬瓜皮等；若邪热已退，津报导耗伤则宜“益气保水法”，诚如《括要》中说：“炎暑烁金，懒倦、多汗、口渴，益气以保水之源”［4］，用生脉汤加知母、生扁豆、南枣肉，体现了顾护津气的思想。潘氏治暑证又多从暑湿立法，颇为符合岭南温病的实际。潘氏对叶学在岭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以及民国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医事业的摧残，岭南温病学术与整个中医学体系一样，在斗争中生存，在曲折中发展。随着中医学术团体的成立和中医专门学校的诞生，岭南医家着手编写各科讲义、教材，如陈任枚、刘赤选、梁子居、钟少桃、甘伊周等医家分别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保元国医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新会国医馆所编著的《温病学讲义》。其学术内容在整理之中有所提高，继承之中有所发展，不仅完善了叶氏卫气营血理论体系，而且对岭南温病的证治特点亦多有阐发。另一方面，在岭南医家所撰的各种医著中，尤以儿科医籍，不乏对温病原体理、法、方、药的新见解和独到经验，如杨鹤龄之《儿科经验述要》、古绍尧之《痘疹证治》及吕楚白之《幼科学要旨》等等。岭南医家十分重视诊籍资料的整理分析，记录了不少温病验案并附加按语，为后人研究岭南温病保存了宝贵的资料，如《郭梅峰医案》、《甘伊周医案》、《景天室医案》、《百砚室医案》、《增济堂医案》、《星聚草堂医草》、《本校赠诊所医草》等。

岭南温病学发展概况   广州中医学院研究生 王新华 导师 刘仕倡   岭南，即五岭以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及广西东部地区。岭南之开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于地处祖国边陲，古代交通不便，文化与医学发展迟于中原。另一方面，岭南与外国海路通商最早。因此，岭南文化与医学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从文献来看，预防、治疗、康复医学以及临床各科，理论与实践诸方面，岭南医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晋代到明代，岭南医学已有相当的成就，如支法存之论脚气，葛洪之《肘后备急方》，李珣之《南海药谱》及释继洪之《岭南卫生方》等均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岭南医家对急性外感热病和传染病的认识甚早，晋代葛洪对传染病如丹毒、恙虫病等已有论述，宋代陈昭遇等的《太平圣惠方》及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已明确提出岭南之地理、气候及饮食习惯、人的体质均与中原有异，载有不少防治温病的方剂。《岭南卫生方》讨论瘴疟证治，指出瘴疟与伤寒不同，此书较吴又可《瘟疫论》早三百余年，对于流行于岭南的传染病在认识上已有很进步。 清代岭南医家何梦瑶在《医碥》中关于火与湿证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岭南温病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何氏长期亲自参加温病的抢救工作，其“立方救疗，所多全活”［1］。他仔细观察研究热带、亚热带地理气候条件下人体病变的规律，并针对当时景岳学说盛行，不少医生忽视岭南的实际而滥用温补之弊，他强调南方“凡病多火”、“多湿”［2］。运用脏腑经络学说对火热证进行辨治，对于湿病强调合理运用理脾祛湿法的作用，用药有其独到之处。据史料记载，清初南方诸省曾暴发几次瘟疫大流行，提高瘟疫病的诊治水平成为当时医务界的当务之急，不少岭南医家继承了吴又可《瘟疫论》的学术观点，致力于瘟疫病防治的研究。何梦瑶指出瘟疫的病源是“天地之疬气也，邪自口鼻入内”［3］，详细论述了该病的汗、斑、苔、脉变化的临床意义及汗、下法，下后变证、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后遗症等。治疗方面何氏主张立法应重在“逐邪”，对白虎、举斑、黄龙等汤证，从临床证候、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分析和阐述。此外，南海潘大纪著《南北喉症辨异》，李朝栋著《寒温条辨治疫汇篇》、梁国珩著《救疫全生篇》，黎佩兰著《良方释疑》等关于瘟疫诊治方法的研究，对岭南温病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到了清末民初，研究温病学运用温病方的岭南医家日众，一方面由于温病是岭南的常见病、多发病，而越来越为医家所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叶天士派温病学说在岭南的逐渐传播，运用叶派之温病理法方药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研究最著者首推番禺潘兰坪，著有《叶案括要》、《评琴书屋医略》。潘氏把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之理法方药应用于岭南，择其应验者，取其精华，著书立说，潘氏认为温病与一般外感证之不同点在于里热盛，阴津伤，强调清热保津法应贯穿温病治疗的始终。岭南夏暑炎热季节长，热盛汗频泄，炎暑伤气，又多津气两伤并见。如证见邪热未退津气耗伤者，潘氏立“先养胃汁法”和“甘淡护津气法”，以甘淡凉之剂如南豆皮、地骨皮、鲜荷叶、西洋参、麦冬、知母、冬瓜皮等；若邪热已退，津报导耗伤则宜“益气保水法”，诚如《括要》中说：“炎暑烁金，懒倦、多汗、口渴，益气以保水之源”［4］，用生脉汤加知母、生扁豆、南枣肉，体现了顾护津气的思想。潘氏治暑证又多从暑湿立法，颇为符合岭南温病的实际。潘氏对叶学在岭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以及民国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医事业的摧残，岭南温病学术与整个中医学体系一样，在斗争中生存，在曲折中发展。随着中医学术团体的成立和中医专门学校的诞生，岭南医家着手编写各科讲义、教材，如陈任枚、刘赤选、梁子居、钟少桃、甘伊周等医家分别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保元国医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新会国医馆所编著的《温病学讲义》。其学术内容在整理之中有所提高，继承之中有所发展，不仅完善了叶氏卫气营血理论体系，而且对岭南温病的证治特点亦多有阐发。另一方面，在岭南医家所撰的各种医著中，尤以儿科医籍，不乏对温病原体理、法、方、药的新见解和独到经验，如杨鹤龄之《儿科经验述要》、古绍尧之《痘疹证治》及吕楚白之《幼科学要旨》等等。岭南医家十分重视诊籍资料的整理分析，记录了不少温病验案并附加按语，为后人研究岭南温病保存了宝贵的资料，如《郭梅峰医案》、《甘伊周医案》、《景天室医案》、《百砚室医案》、《增济堂医案》、《星聚草堂医草》、《本校赠诊所医草》等。发表于 2008-8-11 23:12 | 只看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岭南医家在整理研究温病理论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岭南温病证治特点亦多有阐发，从而促进了岭南温病学的发展。 民初以来的岭南温病，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温病理论和临床研究的医家。如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的陈任枚，在温病临症和教学的基础上，对温病发生之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之说有临床实践作依据。指出岭南温病的发生，多是先有伏热体质而复感温邪，在其《温病学讲义》篇首论“伏气”为温病病因中指出：“伏气者，乃人身阳热之气”［5］。一旦感受温邪为患，“其发也多致内处合邪，势成燎原，不可向迩”［6］。一起即可见气分高热，甚至气营两燔、血分证候，其势棼乱而迅速，治宜清气透营两解之法。阐明了岭南人内热体质对温邪的易感性，发病即致热势偏盛，并给温病“伏邪”病因学说赋予新的科学的内容。我们从生草药凉茶在岭南的广泛应用这一事实可以客观地印证这一观点。陈任枚临症时注重执简驭繁，以气统卫，以血统营，治分两类，羚羊、犀角，当用即用，“是非有意求异于古人民也，期有裨于实用而已”［7］。处方下药，擅用青蒿、白薇、地骨皮、枯黄芩，取其直清阴分里热之义。对温病伏热不易退者，主张辛（苦）凉透泄，滑利二便，使温邪无所蕴伏，枳壳、滑石、竹茹等为常用药。又谓岭南土卑地薄，春夏淫雨，潮湿特甚，春温暑温，须加生苡仁、绵茵陈、丝瓜络、白通草、大豆卷等。他与刘赤选合编的《温病学讲》被认为是当时该校各科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 刘赤选对温病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成就，是承叶氏之学，对卫气营血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推崇以卫气营血为纲，结合所属脏腑进行辨证，亦吸收了六经辨治理论，证治纲举目张。在气分证分湿热、温热两大类，以胸腹、胃肠病变为专题重点，指出气分证“归纳热耗津气，留连三焦及内结胸腹、胃肠证候”［8］。立清气，祛湿和生津为治疗大法；血分证治又归纳为血分热毒炽盛和后期真阴亏损之虚实两方面，补充了叶天士只讲到热毒炽盛用“凉血散血”的治法，阐明温病后期，“真阴已伤，邪陷正虚，病情最重”，可以“利用甘润养阴之方，以达到壮水制火为目的”［9］。补充和发展了血分辨治的内容。他还归纳温病兼夹痰水、夹食滞、夹气郁、夹血瘀。刘赤选对岭南之暑湿论治亦颇有见地，明确指出：“东南濒海之区，土地低洼，雨露时降，一至春夏二令，赤帝司权，热力蒸动水湿，其潮气上腾，则空气中常含多量之水蒸汽，人在其间，吸入为病，即成湿热，湿温，又曰暑湿”［10］。认为岭南暑湿、湿温多见，不为时令所拘。在治疗方面研究颇深，经验独到。其本叶氏提出之“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之意，立清热利湿为主，佐以芳香化湿之法治疗，自创茵陈白薇汤治之（土茵陈、白薇、黄芩、南豆衣、生苡米、茯苓、藿香、佩兰），效果显著。他认为，该方选芳香微苦之土茵陈，既能透湿中之热，又能渗热中之湿，较绵茵陈之清热利湿，其透解之力更胜，配白薇透热外出，利湿热，退伏热；黄芩清泄里热，南豆衣清热利湿；再配以芳香化湿之藿香、佩兰，而健脾渗湿之茯苓、苡米，又可“甘淡化苦和胃气”，在故透热渗湿清泄而不伤中，诸药合用，恰到好处。此外，他用治湿温初起的“古欢室湿温初起方”亦为岭南医生所喜用。 岭南名医杨鹤龄则在小儿温病证治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杨氏认为“南方卑湿”，“湿温一症，小儿感染颇多”，加上“夏季天气炎热，人感其气而致病也”。因此小儿温病，南方多见。但“粤有之与江浙，气候地土又复不同”，“用药之法，不无差异”［11］。杨氏在继承清代江浙温病派叶、薛、吴、王诸贤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岭南之气候、地理环境条件，针对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在小儿温病的辨证、治疗、用药、护理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例如在小儿湿温证治中，既考虑湿温病“热与湿邪相结则缠绵难愈的病理特点”，“盖湿为粘腻之邪，最难骤化”，“不比温热之病，清解便愈”。主张“治法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12］，选用土茯苓、土茵陈、冬瓜仁、连翘壳、生苡仁、布渣叶、佩兰叶等清热化湿之品；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如果热邪炽盛，木火同气，最易引动肝风出现危候，而在上述药物中加蝉花、象牙丝等平肝退热防患于未然，如果湿邪已解，身热未退，杨氏则主张选项用银柴胡、金钗斛、蝉花、丹皮、白薇草、冬瓜仁、南豆花、赤小豆、地骨皮，于清营泄热之中寓以养阴之意，并且提出凡染湿温症，以进流质食品为佳，硬质食物切宜禁戒等注意事项。杨氏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温病一类，不仅具岭南特色，而且在临床上确有指导意义。 花县（即现在花都）钟少桃著《温病歌决》、《温病学讲义》中对暑温、伏暑、湿温证治作了概括性的论述，认为它们是“同源而异流”。指出吴鞠通《温病条辨》“原注谓湿温者，长夏初秋，湿中生热，即暑病之偏于湿者句，似不尽然，盖土寄旺于四时，但凡湿中有热，热中有湿便是，不必拘泥何时。”从而指出“不得因非其时隔不久，遂谓非其证也”。“伏暑证，其实即暑证之偏于湿者也”，得出湿温病不拘于四时，暑湿伏暑毋须划分的结论。在辨证上因其“两邪相兼，必有偏胜”，故“只须实际上辨识某气兼某气，某气偏多，某气偏少，而不必拘于名目及条文以求之”［13］。强调辨析湿热轻重。这样执简驭繁而又切合岭南温病的临床实际。 此外，在钟少桃的温病著作中，用现代天文气象来解释温病的发病机理，诚为中医学的一大进步。 民初以来，在温病治疗用药中独具岭南特色的医家亦层出不穷，如善用芳香轻清花类药物的名医杨鹤龄、郭梅峰、吕楚白、吕安卿等，谓其味薄性轻，透湿除陈，而不耗及津液。郭梅峰善用花类，谓诸花皆散，外感用之以散邪，花类质轻是轻剂取胜，一生善用芳香甘平之南豆花，另如葛花、菊花等亦为常用，不仅用于透卫气分暑湿之邪，且用于透营分之热邪，《梅峰医案》中有花类透营热一案。郭老还常以白薇、生地治温病，以白薇代连翘之苦，以花类代柴胡薄荷之散，其常用的自订效方温病方（细生地、茅根、糯稻根须、小环钗、白薇、小甘草、生麦芽、莲子肉、金蝉花、杭菊花、南豆花、橙汁）疗效确切。郭老治温病强调养阴津，倡甘平之剂，指出“温病，甘寒养津；后期，甘润健脾；湿温，甘淡驱湿；温病白培，邪虽出而气液枯者，必得甘药补之”［14］。吕安卿论治湿温，谓“用药原则以松、通、清三字为主。常用药如郁金、菖蒲、莲梗、蝉花、川楝子、木通六种为多。郁金解郁，菖蒲开窍，莲梗通肺，蝉花松肝，木通、川楝通膀胱小肠引热以出路。同时兼用各经清热药以荡涤伏热，如连翘治肺热，赤芍平肝热，黄连清心热，或并用紫草以清六经郁热”［15］。证诸临床，颇为中肯。其与吕楚白用，多有相类。此外，尚有善用石膏而闻名的新会黄焯南等名家，形成了岭南医派的用药特色。 上述举出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岭南医家，他们在岭南温病学方面的成就，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温病学理论和诊治方法，如卫气营血辨治理论体系，辨舌、察咽等诊法，在学术上倡“火”与“湿”之说，而且在用药心法上，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反映了岭南医家的特色。 岭南温病学的形成和发展，诚如陈任枚在《温病学讲义》绪言中说：“大抵学术之变迁沿革，必随自然之趋势，以适合其环境所需要，乃足以创造学说，而卓然自成一家，医学何独不然，明清以迄于今，研究温病学者日多，其方法亦日以精密，则此五百余年中，为温病最盛之时代，断然而无疑也”［16］。 参考文献 [1] 道光《南海县志?何梦瑶》，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2年8月 [2][3] 何梦瑶：《医碥》 [4] 潘兰坪：《叶案括要》，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刻本 [5][6][7][8][9][10][16] 陈任枚、刘赤选合编：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温病学讲义》 民国年间铅印线装本。 [11][12]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 广州旧仓巷吉祥堂出版  民国已丑（1949）年春 [13] 钟少桃：广东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温病学讲义》民国年间铅印线装本 [14] 黄文东：《著名中医学家的学术经验》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1年9月 [15] 《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 广东省医药卫生研究所中医研究室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7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