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寻心灵的家而出走：托尔斯泰之死
编撰 ｜吕峥
一百年前的11月20日，俄国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怀揣着69卢布、在82岁高龄时毅然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不幸因风寒感染肺炎，在此与世长辞……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著名作家，出身贵族。创作过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少年》《青年》。1856年，他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却得不到农民的信任。1863年至1899年，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通过历史事件、家庭关系以及地主和农民间的矛盾，描绘了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引起巨大轰动。
列宁称他为伟人，屠格涅夫说他是怪人，他说自己是个“令人生厌的糟老头”。著名媒体人苏沃宁的话点出了他在当时俄国的分量：“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他们谁更强大？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无可奈何，无法撼动后者头顶的王冠，但托尔斯泰却令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和王朝摇摇欲坠……”
被无数崇拜者视为圣人的托尔斯泰，年轻时却酗酒赌博、沉迷性爱甚至感染性病，33岁迎娶比他小16岁的索菲娅时，还将自己的性爱日记给对方阅读。但耽于声色的他在老年却成了一个彻底的清教徒。
他不是象牙塔中的作家，一生中曾数度放弃文学、选择教育，为农民创办了近40所乡村学校，他还从事社会批判，致信沙皇劝其改善百姓的生活。
屠格涅夫清醒地看到托尔斯泰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在临终前写信劝他：“我的朋友，回到文学事业上来吧！须知您这种才华只能用在这方面，用在别的地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最终，屠格涅夫只能看着托尔斯泰在“关怀社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去不回。
托尔斯泰决定出走
1901年，被俄国宗教院开除教籍的托尔斯泰离开莫斯科的住所，回到了故乡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白发苍苍的托尔斯泰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远离了贵族集团的社交应酬，穿最普通的衣衫，头戴草帽，腰系皮带，完全像一个农民，在田野上干着粗重的农活。
然而，孤独的托尔斯泰注定不为世人理解。沙皇早就厌倦了他“放弃专制统治”的规劝，革命领袖也不需要他的“人道主义”。1908年托尔斯泰80寿辰时，列宁甚至写信嘲讽他为“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托尔斯泰之所以进退失据，源于他对“国家犯罪”深怀警惕，希望依赖个人的良知来改造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负起自身的道德责任，包括沙皇，也包括革命者。这样一条非暴力的改良之路，显然不为革命领袖所喜爱。
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托尔斯泰仍能收到革命者的匿名来信，信里写道：“我祝您死得平平安安”。然而，托尔斯泰始终不为所动，在《天国在你心中》一书里，他喊出了“暴力即是恶”的口号——即便为了铲除暴力之恶，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铲除暴力的暴力也是恶。如果以暴制暴，最后仍然是暴力统治，仍然是恶的世界。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结婚。最初的生活很美好。17年间，索菲娅为他生了13个孩子，其中4个早夭。索菲娅一直忙于照顾孩子，协助丈夫的工作，单是《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就誊写了6遍之多。小说写成后，托翁感念爱妻的辛劳，送她一枚镶有钻石和红宝石的戒指，并将戒指命名为“安娜·卡列尼娜”。但索菲娅在日记中哀叹：“我很累，怀孕让我变得愚笨，经常失眠。”
19世纪70年代后期，两人的隔阂开始逐渐加深，“地狱”、“痛苦”之类的词经常出现在夫妻二人的日记中。
正如儿子谢尔盖的回忆，父亲跟母亲经常进行气氛凝重的谈话，母亲指责父亲不关心庄园事务，不挣钱养家。
1891年，托尔斯泰不顾索菲娅的反对，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宣布放弃自己1881年之后出版的任何作品的版权。1895年，他更进一步，在3月27日的日记中，他立了一个非正式的遗嘱，宣布放弃自己所有的财产。索菲娅担心家中开销，坚决反对丈夫放弃作品版权。于是，家庭战争频繁爆发，整整持续了10年。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歇斯底里越发不能容忍，经常表示自己宁可离家出走。而索菲娅则以自杀相要挟，并形影不离地跟踪托尔斯泰，用望远镜监视他。晚年的托尔斯泰得过疟疾和伤寒，不时晕倒，但他常说：“我唯一的病根就是索菲娅。”
1910年，在托尔斯泰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周围的环境已经恶劣到令他难以忍受。处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斗争漩涡中，为了求得环境的安宁和心境的平衡，在老人看来，似乎只有离家出走，到俄罗斯广阔的原野里去获得一席栖身之地，才是唯一的出路。
10月27日夜里12点，躺在床上还没入睡的托尔斯泰发现邻近办公室里有灯光，并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当他明白是索菲娅在翻自己的东西时，顿时愤怒起来。
原来，索菲娅猜想托尔斯泰一定预备了一份对她不利的正式遗嘱，因此想趁丈夫熟睡之际到办公室寻找。
可惜，索菲娅找错了地方。最终遗嘱确实早已写好，但并没有放在家里。托尔斯泰将它交给了自己的助手切尔特科夫。索菲娅的举动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托尔斯泰绝望了。夜深人静时，老人穿着睡衣，一手拿着蜡烛，敲开了自己的私人医生马科维茨基的房门。
马科维茨基一看时间，已是凌晨3点。他吃惊地望着满面愁容、神情激动的托尔斯泰。老人说：“我决定要走了。你跟我一起走。我先上楼去，你随后就来，小心别惊醒了索菲娅。我们不带很多东西，只带最必需的。”
说完，老人又上楼叫醒了小女儿李沃芙娜，对她说：“我现在就离开，永远离开。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感染肺炎的托尔斯泰驻留小车站
清晨5点，托尔斯泰悄悄将行李搬到马房，同医生马科维茨基和女儿李沃芙娜乘马车出发了。他们计划先到夏莫尔金修道院暂住一阵，因为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利亚在那里当修女。在火车站等车时，老人一直神色不安，走来走去，马科维茨基清楚，他是怕索菲娅追来。
直到在二等车厢的单间坐定，火车缓缓启动时，托尔斯泰才真正觉得安全和自由了，神情愉悦。可是，当他小睡了一会，醒来同马科维茨基喝咖啡时，却又忧郁道：“索菲娅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可怜她。”
这种矛盾的心理使老人陷入自责和不安中，却并未动摇他离家出走的决心。翌日清晨，托尔斯泰找到了当修女的妹妹，见面后，两人抱头痛哭。
就在这一天，报纸报道了托尔斯泰出走的消息。索菲娅对其中一个孩子说：“给你父亲发电报，就说我投水自杀，死了。”托尔斯泰在修道院歇息了几天，由于怕索菲娅追踪而来，便在一个清晨突然离开。
一行人搭上一列火车，前往六百英里外的诺沃切尔卡斯克。中午刚过，托尔斯泰就在车上发烧打寒战，他病倒了。经马科维茨基诊断，托尔斯泰已经感染了肺炎。当晚，人们在阿斯塔波沃的一个小站把他抬下火车，送到站长家里休息。老人情绪显得很好，他半开玩笑地对李沃芙娜说：“好啦，这下快要死啦，别烦恼！”
令人遗憾的是，玩笑话不幸一语成谶，7天后，一代文豪果真在这个偏僻荒凉的小站上撒手人寰。
托尔斯泰染病驻留阿斯塔波沃的消息很快便被记者传开，李沃芙娜给在莫斯科的大哥谢尔盖发了电报。
11月2日晚，谢尔盖赶到阿斯塔波沃车站，却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看托尔斯泰，因为老人深信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见到儿子可能会情绪激动。马科维茨基知道托尔斯泰时日无多，便建议谢尔盖去见老人。
夜里10点，谢尔盖走进房间。听到声音，老人睁开眼镜，用惊奇不安的眼光打量着站在床前的大儿子：“是谢尔盖吗？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谢尔盖撒谎说他路过戈尔巴乔沃时，一个偶遇的列车员告诉他的。“列车员怎么会认识你的？他难道知道你是什么人吗？”
听完谢尔盖的回答，老人闭上了眼睛，没再说话。第二天，她在日记里写道：“晚上谢尔盖来了，我很感动。”
12点，索菲娅偕同子女和医生来到了阿斯塔波沃。
子女和医生们商议的意见是，在托尔斯泰主动叫索菲娅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会面，因为老人的身体已经衰竭，会面可能会让他送命。
然而，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处境却很关心。11月3日，老人见到女儿达尼雅时，十分详尽地向她询问索菲娅的情况。“跟我说，她在干什么？她做些什么事情？她收到了我的信吗？她看了以后觉得怎样？”即便如此，直到临终，托尔斯泰还是不想和妻子见面，只在一次病情恶化后的呓语中喃喃道：“索菲娅的担子很重啊！”
情和理一直在他心中交织、缠斗。高尔基曾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一位。做他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繁重的任务。”
留下最后一句话“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
11月5日，托尔斯泰的肺炎继续恶化，体温时降时升，脉搏高达140次。他时而抓紧被子，时而又放开，时而把双手放在胸前摸索着什么。疾病造成的痛苦，使老人不时大声呻吟。一次，他突然坐起来道：“我恐怕就要死了！”还有一次，他说：“我要到一个地方去，没有人来打扰我，你们让我安静吧。”另外一次，他猛然从床上欠起身子，用坚决的语气喊道：“走，应该逃走！”
这些话都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沉重而可怕的印象。
那几天，小小的阿斯塔波沃站热闹空前。大批闻讯而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在此守候着，忙碌着，不断发出关于老人近况的消息和照片。沙皇政府派来的专员、省长等各类人物，挤满了这个原本荒凉冷落的乡村小站。
19日夜里12点，托尔斯泰的呼吸急促而沉重，喉咙里出现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医生提议注射吗啡。不久，老人的呼吸从每分钟60次减到36次，脉搏也逐渐微弱。
20日凌晨两点，根据医生的建议，一直守候在车上的索菲娅被允许进入屋里。在只点着一支蜡烛的小屋里，索菲娅神情忧伤地站了一会，远远注视着躺在床上已经昏迷不醒的丈夫。她抑制着感情走过去，吻了吻托尔斯泰的前额，跪下小声道：“原谅我？”
凌晨三点，昏迷的老人又开始动弹和呻吟，但脉搏微弱到几乎测不到了。医生们开始打急救针，到了五点，托尔斯泰的呼吸越来越慢，并突然停止。
“第一次停止呼吸。”守候在一旁的医生说，并当即进行了人工呼吸急救。老人恢复了微弱的气息，悲哀道：“农民，农民，他们是怎样死的啊？”并屈起膝盖，似乎是想躲开移近的烛光。索菲娅再次走到丈夫跟前，在床边跪下，马科维茨基也走了过来。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众人说了最后一句完整的话：“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便与世长辞。
托尔斯泰的死讯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世界。各地的电报都忙着拍发关于这位伟人去世的消息，成百上千的专栏、社论在排版、付印。当时正在意大利侨居的高尔基写道：“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痛苦懊恼得叫出声来！”
当天，火车载着伟人的遗体，从阿斯塔波沃朝他的家乡缓慢驶去。沿途的每个车站都挤满了群众，纷纷向作家表达最后的敬意。在离波良纳最近的谢金诺车站，聚集着大学生、市民和各方面的代表。农民们举着白色亚麻布做的横幅，上面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根据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下葬在被古老的橡树和菩提树环绕的地方，那是波良纳的一处林间空地，墓上没有任何碑文和十字架。
历史留给托尔斯泰的是无尽的失望：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年，他梦想的“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是战争，暴力革命随着先进武器的发明、极端思潮的泛滥席卷了全世界。
托尔斯泰的预言也是正确的：以暴制暴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年批判他的革命领袖，最终也没将其道路一走到底。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思想在其生前未能被历史理解，在其身后却于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获得世人的认同——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们所实践了的理想，正是托尔斯泰当年的理想。他们之中，甘地是与托尔斯泰通过信的学生，马丁路德金从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获取灵感，曼德拉最喜欢的小说是《战争与和平》。
“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样的时代将不可阻挡地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我所能，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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