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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意造本无法 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梅花诗帖》艺术创作探微 【内容提要】
《梅花诗帖》为苏轼经“乌台诗案”后，初到黄州时所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苏轼唯一留世的大草作品，书作共6行, 前两行平稳自如，后几行笔势突变，飞动如脱缰之马，开阖如钱江潮涌。体现了高操的用笔技巧，表现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境界。本文试图从苏轼《梅花诗帖》的创作背景说起，阐述苏轼这一草书作品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以及其所表现的苏轼书法艺术思想，旨在对苏轼草书艺术有所新的见解和主张。 苏轼梅花诗帖 一、苏轼《梅花诗帖》诗文写作背景及诗意解析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于和新党政见不合而发生剧烈冲突，他的诗文被人断章取义，被指责为“讥讽文字”，于阴历八月十八日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在御使台狱囚禁了一百多天，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被贬责授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宋代的“团练副使”就是掌管地方军事的副职）。出狱的时候，已经是年尽岁除，转日便是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虽然脱却囚牢，但是他的人生自由却受到了限制。按当时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都。对苏轼更是裁令苛刻，由御使台差役转押前往。此行所任虽是官阶极低的黄州团练副使，诏令规定“本州安置”，就是不能擅离州境。还附加规定：“不得签书公事”，说明所得到的仅是一个空壳牌子。当时的“责授官”，是对贬惩官员例加的低阶，没有实际行政权，几于流放无异。 在这万家团圆欢聚的日子，苏轼却不得不远赴流放之地——黄州，他的心境可想而知。“魂飞汤火命如鸡”⑴，因言获罪，劫后余生，对苏轼打击巨大，促使他省识自我，出狱当天即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对酒杯浑似梦”的诗句。作为诗人的苏轼，心有所感必发于笔端，被贬黄州途中，在麻城春风岭（今湖北麻城浮桥河境内的大安山）上看见一株株明艳高洁的梅花，其时雨雪霏霏，梅英将落，诗人触景生情，显然是从身处荒山僻野、任受风雪摧残的梅花身上联想到了自己。刚脱险境、百感交集，抑制不住内心激愤，不禁自吟《梅花二首》：其一，“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其二，“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春来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第一句以动衬静写梅花生长的环境，诗句侧重表现野梅远离人世的喧嚣，冰肌玉骨不杂尘的绰约风姿。第二句写荒野梅花蓬勃的生命力与傲然不群的品格。“的皪”是鲜明、光亮的样子。朵朵梅花像是缀在枝头的团团星火，开放得何等热烈，何等夺目、娇艳；而冬末春初的“草”自然是枯败的，“棘”也自然是绿叶尽脱。以衰草瘦棘的背景相衬，梅花则更显得品格清奇，卓然不凡。她是那样的迷人，却又难以触摸，可远观而不可近亵。这超群脱俗的“的皪梅花”显现了空空幽谷的灵魂，构成了空山的绝唱。 “昨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他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而施展自己的满腔抱负，然而现实却如同眼前的梅花，尽管明亮鲜艳却无人赏识,自开自落,开得无聊,落得忧愁。又因“昨夜东风”而身不由己地随着漫天飞雪飘零，然而“渡关山”后又将飘向何方？（关山即指春风岭，“关山”多作为“难越之山”的代称）内心的失落、苦闷跃然纸上。但诗人并未因自己的失意而与“草棘”同流合污，而是依然保持如梅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这正是他儒家情怀的自然流露。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写梅花，实质也是在写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苏轼才高八斗，鹤立鸡群，然而，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然悲剧的出现在所难免，但小人肮脏的嫉妒与邪恶的陷害，并没有使诗人屈服，他的傲骨没有被折断，他漠然地承受着风霜刀剑，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第二首诗紧承第一首而来，就像是词的下阕。“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诗人对景物没作具体的工笔描绘，而是以反诘句直接喷发出郁结于胸的愁怨与哀叹。诗人仿佛凝神于梅花前，默默问：“梅花呀梅花，你这样娇艳可人，你这样零落成泥，又哪得知音呢？“开自无聊落更愁”一句寄托了诗人对梅花境遇的深深同情。其实，也是自叹空有满腹报国之才又有谁能赏识呢？当诗人从“琼楼玉宇”重跌在地时，又有谁同情呢？流露出诗人心中深深的孤寂与痛楚。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大安山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川，曲曲弯弯的举水河直向黄州边的长江流去。而大安山下的岐亭古镇是个水码头，饱受跋涉之苦的苏轼可直接乘船去黄州了，惆怅之余又有几分惬意。这两句，诗人将自已与“梅花落英”合二为一了，因为二者遭遇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境况也相似——随波逐流。诗人的“无聊”与“愁苦”的处境实有一些可叹、可悲，但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悲观哀叹，而是从哲理的角度作深入的思考：魂落清溪而不陷污沼是花之大幸，摆脱官宦樊笼而得珍贵的自由是诗人之大幸。“幸”字浓缩了诗人对得失进退漫长而痛苦的思索过程。最后，诗人终于通达了，清醒了，他在长叹一声之后，无奈而且又不无希冀地敞开胸襟，迈向新的人生征途。 前一首诗侧重梅花具体形象刻画与不幸遭遇的描绘。后一首诗则物我合一，更鲜明地坦露出诗人矛盾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前一首写诗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去黄州的荒凉的道路上，看见梅花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震动，突出的描写了梅花兀立于草棘丛中的高洁形象及其遭受风雨的侵袭。梅花的形象和遭遇引起了诗人的共鸣，似乎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遇到了知己一样。后一首则通过想象写出了梅花的感情。梅花如此的美好却置身于荒郊草棘之间，无人欣赏也无人了解，所以“开”也是“无聊”的。东风狂恶，梅花飘零，无人爱惜，“落”就“更愁”了。人与花产生了思想的交流，梅花就定格在诗人的思想当中。 梅花最令诗人倾倒的气质，是一种寂寞中的自足，一种“凌寒独自开”的孤傲。它不屑与凡桃俗李在春光中争艳，而是在风雪中傲然挺立，幽幽冷香，随风袭人。从梅花的这一品格中，诗人看到了自己的人格理想模式，就是那样一种“冲寂自妍，不求识赏”的孤清和高傲。
从这两首咏梅花的诗里我们似乎可以窥见苏轼内心深处所酝酿、郁结的“空谷”“幽情”。苏轼感遇咏怀、借梅自寓，他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融入到对梅花的描写中去，把自身的思想和人生理想寄寓在“梅”的形象之中。 二、苏轼《梅花诗帖》艺术风格和特色 苏轼《梅花诗帖》（见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苏轼《梅花诗帖》（见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梅花二首》作于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而《梅花诗帖》作于元丰三年二月十日酒后，并且只书写了其中的第一首。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梅花诗帖》为初到黄州后所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苏轼唯一留世的大草作品。书作共6行,28字，前两行平稳自如，后几行笔势突变，飞动如脱缰之马，开阖如钱江潮涌。尽管开首两行还是“行意”重于“草意”，但通观全篇，总体上看是草书意趣，尤其“飞雪”“关山”四字飞动的草书笔意在其他苏帖中几无出现过。此帖体现了苏轼高操的用笔技巧，表现了作者情感的跌宕起伏。书法,书法家. 苏轼早先对唐人草书一度存有偏见，对张旭、怀素的狂草亦无好感，曾于《题王逸少帖》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苏轼并不推崇狂草书体，在他看来，狂草书体只是人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种险怪之态，不符合书法规范和人格建设的标准。苏轼在《跋怀素帖》中说：“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邵雍，字尧夫）不能辨，亦可怪矣。”在苏轼的书论中，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书如其人”言论随处可见，如他在《跋钱公倚书遗教经》中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他在评论文艺界集大成者时，没有把这一尊称给予世所公认的书圣王羲之，而是说“书至于颜鲁公”，这恐与颜真卿之言行为儒家道德之楷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苏轼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变化，艺术思想和艺术观也由此突变。贬谪黄州困顿的路途中突遇“的皪”梅花，苏轼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通过十多天内心思想火花的碰撞，苏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即是草书的表达方式。此帖起手还是行草书体，是苏书贯有的端庄严谨之风格，可见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但随着情绪波动起伏，第三行起可以看到行草、小草之后，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笔端激起火花，用笔愈加奔放，可谓沉着酣畅，挥洒淋漓；天马行空，气势如虹。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署名落款及年月，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甚是少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终，余韵悠长。从起手的低沉到最后的飞扬，如单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风格不够统一，但这正是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也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造，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过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至此，苏轼对草书也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在《跋文与可论草书法》中曰：“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⑷苏轼一扫晋人笔法，如解开枷锁般让心灵自由地进出“意”的新境界中。黄州虽是苏轼步入人生最混沌、最艰苦的时期，却也是苏轼人生思想、观念、艺术创作之转折点。苏辙曾说：“既而蛰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 从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和特色而言，《梅花诗帖》不囿于笔墨的规矩、法度，而是任情恣性，任笔挥洒，将笔墨和情感完全融合，个性突显，笔意饱满，整幅作品显现出雄强恣肆的情感张力。 苏轼自视其草书不在蔡襄之下，曾有言：“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味。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于东坡上下耳。”⑹甚而自称其醉中作草可比索靖，“与二妙为三”。⑺ 关于其一生书法成就综合评价，苏轼“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⑻因苏轼草书稀世罕见，因此《梅花诗帖》对于研究苏轼书法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谓苏轼以真书、行书见长，而苏轼《梅花诗帖》的面世，让世人对苏轼的书法艺术将会有新的认识。 三、苏轼《梅花诗帖》蕴含的书法艺术思想 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主要倡导者和中流砥柱，他的书法理论也常常被称为“尚意书论”。苏轼主张尚“意”，是基于他对书法乃至整个文化发展历史高屋建瓴、高度自觉的把握，体现了书法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说:“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⑼此论一出，令宋代士人茅塞大开。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10〕诗云：“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能够充分反映苏轼“尚意”书法思想时代性特征的诗句。“意”本来就是一个标志主体精神、思想和愿望的范畴，它是个人的、主观的“东西”，而与外在的客观的存在相对。在这理所谓“意”的含义，由于其与作书之“法”形成的对立关系，因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北宋时代一面高扬起人的主体精神大旗。 中国书法家论坛当世人漫无所取地争相效仿颜真卿书法时，苏轼则透过颜真卿把眼光投向一个法之未备而书写更为自由的时代，继续追求魏晋时代那种更能够表现自己主体精神的“萧散简远”的书法风格。然而这种追求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广泛涉猎唐代书法的同时去发现与魏晋相通的书法规律，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融合唐人的“雄放宽博”与魏晋的“萧散简远”于一体。从而形成具有个人鲜明的主体风格的“苏体”。 苏轼认为书法要体现书者的主体精神，而“学人”只能学得前人的书写之“法”，便是能规模前人之书，也算不得“会”，“学”不是书法的目的。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书集晋唐之美。同时，他“不废前人”，也绝非机械照搬。苏轼作于元祐年间的《临王右军讲堂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证。若与王羲之的《讲堂帖》比较，诚如苏轼于帖末自书所云：“此右军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风气。”而且，苏轼对原帖的文字也作了改动：于“立”后删去一“此”字，“者”后去一“不”字，又于“信”后加一“还”，“具”后加一“不”字，使篇中文句更为通畅。两帖对照，发现王羲之的原帖“清”而“远”，苏轼的临作“清”而“雄”，虽风气相似，又各有其美。 书法作品的“神”即是书法家主体精神的反映，也是衡量书法品格的最高标准。苏轼一向认为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强调文艺风格是作者人格精神的显现，其“高风绝尘”的审美理想本质上是其人格理想在文艺风格追求上的反映。就主体精神而言，“高风绝尘”与“俗”相对，是心怀高远、超脱世俗、不计个人利害而获得的一种自由、自主、自信的人格力量和潇洒飘逸的风神韵度，这种主体人格力量和风神韵度表现在诗、文、书、画中，便赋予作品一种萧然出尘、超然远举审美内涵。因此，“高风绝尘”在苏轼既是文化人格的风范，也是审美风格的理想，他不但以此论文、以此论诗、以此论书，也以此论人。 在苏轼看来，只有主体精神力量强大的作者才能够创作出雄强豪放的作品。反之，人格力量卑弱的人则不可能创作出雄强豪放的作品。对于书法家来说，笔墨技法也是外在于自我主体精神的“物”，所以苏轼说:“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吾岂得自由哉?”〔11〕唯有豪杰之士才能“用物弘而取精多”，也只有像颜真卿、柳公权这样才大气雄之人物才能“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而不为法度规矩所困，其理不言自明。苏轼认为宋代某些书家只求模仿前人的行迹而没有自主创新的勇气，反映了主体精神卑弱而不自信，志短而气弱。 苏轼所谓“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句中的“无”，也就是“忘”，指的是作书时不能过多地考虑点画的书写方法，而不是真的“没有法”，因而也就“点画兴手”烦“推求”了。（实质上与“熟能生巧”相一致） 苏轼酒后作书的心理状态与“忘”相通，追求的是“静”、“空”和“不思自得”的自由创作境界。苏轼有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12〕黄庭坚亦有诗曰：“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13〕一个“吐”字，“发于心而冲于口”，正道出苏轼酒后创作的形态为“不思”。“不思”就是“忘”，是所谓“无意于佳乃佳”。苏轼醉后客去，其“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14〕此时写诗、作书是天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能取得比平常更好的效果。苏轼醉酒之后的精神状态不是异常亢奋以至于癫狂，而是悠然自适，比平常的精神状态更为放松，更为宽容，这种似醉似醒的精神状态，接近于苏轼所言“天全”，故其有诗云“醉笔得天全”。〔15〕苏轼《梅花诗帖》就是在此种状态下完成的不朽之作。 本文试图从苏轼《梅花诗帖》的创作背景说起，阐述苏轼这一草书作品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及其所表现的苏轼书法艺术思想，旨在对苏轼草书艺术有所新的见解和主张，也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同好们对苏轼书法艺术作出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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