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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从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确实是关系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问题，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就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 但问题是，左宗棠并非从不感私恩。当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荫营救颇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发达之后，每年都送以厚礼，仅仅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送给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安慰之意。这件古董的分量如何？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名为“大盂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如果想报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 如果论恩情，曾国藩对左宗棠并不亚于藩祖荫。曾国藩在他进身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携。而左宗棠与曾国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于曾国藩之时，和曾国荃关系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处理此事，实际上受更大打击的是曾国荃，因为曾国荃才是直接责任人。这种做法无疑太令人费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发生的时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动左宗棠作出此事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然而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主角。同一时代，怎可以有两个诸葛？ 藩祖荫对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帮助，从无妨碍。所以左宗棠对他的感谢，慷慨而充分。除了送过一只大鼎外，他还在书信中这样表达过感激之情：“皆与吾无一面之缘，无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见义之勇，非寻常可及。”（曾推荐自己的潘祖荫，宗稷辰） 而对曾国藩，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曾国藩虽然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终于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国藩已经来不及。南京城破之际，普天同庆，只有左宗棠孤坐在自己的总督府中，心绪异样。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桩最大的事功。曾、左时代，这一事功无疑就是平定太平天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宗棠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所以，获知幼天王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此事。 十七
如果仅止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他更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刹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辩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并且将此旨指定发给左宗棠、杨岳斌和沈葆桢三人“伏读”。其批评曾国藩、令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 十八
左宗棠对曾国藩之态度发展至此，出乎常情常理之外，我们头脑中难免有一个好奇：左宗棠对别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呢？ 左宗棠平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他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发小，也是曾国藩的金兰之好。他曾经在皇帝面前多次举荐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脑海。当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为营救左宗棠更是费尽苦心。潘祖荫上书，实际上就是他运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他可称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合，广东官僚体系运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郭嵩焘功名心颇强，好不容易做到署理巡抚，怎么也要实授才算功德圆满，没想到却居然被自己的好朋友倾陷失位。 如果仅止于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天下大局，大义灭亲。但问题是他事后又百般推托，不承认是自己将郭氏排挤出广东。郭嵩焘气愤已极，写信给曾国藩说：“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日记卷二四四一）
两个发小因此恩断义绝，郭嵩焘从此对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的挽诗中有这样两句：“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 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不干。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合，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做到善始善终。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秩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交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除了个别人如左宗棠、沈葆桢、李元度等人曾经与曾国藩决裂或者一度不通音信外，其他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两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
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十九
同治七年，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案：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文正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遗忠壮公松山东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二十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事一时成为笑话。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氏之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其意外，左宗棠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按：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 二十一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传说骑冀尾，虎图富甲兵。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 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属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惊。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地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二十二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毫无虚伪，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槼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槼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曾国藩）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他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二十三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搀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呆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郭日记，卷二，60、61页）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而从日记中的前后记载看，郭嵩焘对这种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日记卷四，671页）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日记，卷二，350页）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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