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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在为钱奔忙，没钱的要赚钱，赚了钱的要赚更多的钱。我们致力于买好车，买气派的房子，买昂贵的首饰和手包，希望借此耀武扬威地盖过邻居，并从中收获一点可怜的刺激。我们把这刺激叫做幸福，而忘了或者不屑于记起这世上还有别的幸福，譬如艺术修养的提升，譬如个人精神的操练，譬如自然之美和天伦之乐。我们在追求物质的路上走得太快，以至于把灵魂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我们遥远的记忆深处，还有一些古人，走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他们当中有哲人，有诗人，有隐士，有辩士，有艺术家，也有政治家，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我们心目中，他们一概清高，清贫，以精神为标杆，视钱财如粪土。譬如提到儒家鼻祖孔子，我们会想到他囊中羞涩周游列国，困于陈蔡忍饥挨饿；提到中国最著名的隐士陶渊明，我们会想到他潇洒地辞去县令的职位，每天去溪水旁边悠闲地弹琴赋诗。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很世俗，却把古人想象得很高雅，自己过日子锱铢必较像个市侩，却认定古人不食人间烟火如同神仙。这是一种分裂的心态，就像卡尔维诺小说里那位分成两半的子爵，一半纯善，一半纯恶，这一半和那一半完全对立。 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两半都有待修正。单纯陷于物欲固然背离幸福的真谛，把古人想象得视钱财如粪土也一样脱离历史事实。在这本书里您会读到，孔子那样的哲人周游列国时其实非常富裕，陶渊明那样的隐士辞官隐居后其实非常痛苦，白居易那样的诗人曾经为买房而努力工作，而中国最著名的清官包拯之所以能做清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他领着惊人的薪水。 您知道，中国和韩国都曾经受过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儒家经典里的一些名言警句，像“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差不多已经烙进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文化人的脑海，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里，似乎高尚的人格跟经济生活完全绝缘，一个人只要为钱财忙活，就不能算是“君子”。其实这是对儒家的误读。《大学》里说得清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可见儒家并不歧视金钱，只是歧视不义的发财手段。中国理学派的大宗师程颐也说得清楚：“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可见儒家也并不排斥物质，只是拒绝变成物质的奴隶。现在韩国千元面额和五千元面额的纸币上分别印着的两个理学家——被我们誉为“儒学双壁”的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就讲得更全面了：一个真正的贤人，应该内能培植义理，外能追求实利，义理不能空泛到离开实利，追求实利的过程也不要违背义理。这跟大乘佛教所追求的“福慧双修”以及中国大陆一贯提倡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说法不同，但在骨子里是相通的，都是打造幸福生活的最高指南。 道理很简单，也很陈旧，似乎人人都知道，但未必人人都做到。本书讲述了十七位历史名人，真正能够兼顾义理和实利的人，也就孔子、孟子、白居易、岳飞等四五个，剩下的那些位，要么贪利而忘义，做了物质的奴隶（例如严嵩，他是明朝最有名的贪官）；要么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文章，却连养家糊口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例如曹雪芹，他是清朝最有名的文学家）。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话，应该学孔子和孟子，不应该学严嵩和曹雪芹。 我说向孔子和孟子学，不是学他们的理财手段（这两位圣人对股票期货房地产一窍不通，向他们学理财还真不如请一位理财规划师），而是学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子呢？恕我卖关子，您得自己去读这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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