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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在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启动的当下，展望中国高等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到10到20年之后。到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必定进一步提高，将真正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一流大学到底该怎样建设。
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随的状态。十几年前开始的一流大学建设，更是如此。人们通常会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里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会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这种“后发优势”并不是必然的。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M. Olson）甚至有“后发劣势”的提法，即落后国家如果只是一味地局限在对发达国家某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虽然可在短期内发展得非常快，但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也可能会失败。 中国教育现代化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教育系统延续的是近代以来的新学传统，其实质是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一种后发外生模式。这一点发人深省。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大学发展仍旧停留在模仿、追随的水平上，我们怎么可能真正跻身于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而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那就只能是空谈。更何况，我们一流大学建设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要努力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责任和影响，还要努力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要求。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认真思考如何突破“后发劣势”。 我想，突破的关键在于，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一定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中国有着悠久而又坚实的教育、学术传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传统或中断、或湮没。今天，在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背景下，这些宝贵的传统应该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发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局限于后发外生模式，实现从理念、范式到制度、环境的根本性创新，并形成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 一般说起世界各国大学的成功，往往涉及两个基本前提：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而对于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来说，还必须加上一条，这就是文化自觉。中国办的大学，应该办成“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西方大学的附庸或学舌之鹦鹉。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应更自觉地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切入去寻找制度创新的生长点,并最终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大学制度的新制度、新模式。我相信，中国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之上，一定要植根于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之中。 中国的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在全球视野下宏大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传播战略。这是一个只有一流大学才能承担起来的文化担当。这种文化担当，一方面固然体现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和传承，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守护和引领；另一方面，也必然体现为在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和创新。 我们期盼，从现在，借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启动的契机，经过十年奋斗，中国的一流大学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能初步创造出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为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和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担当起神圣的文化使命。 （本报记者 赵婀娜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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