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用了12年时间，走完了县乡干部25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
不到而立之年，已经身为“县令”。
从闫宁的简历来看，其中充满了很多非常规的仕途路径和人为运作的嫌疑。可以说，闫宁仕途历程的每一步，都有高人谋篇布局的嫌疑，从而成就了这一“史上最年轻的代县长”。
中国官员和西方官员很大的不同是，中国人讲年历、论资格，要求多岗位的一线磨炼。这种资历往往成为官员的权威来源和晋升基础，这是奥巴马式的官员很难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熟悉中国县乡政治的人都知道，现在县乡官场，有两个现象非常明显，一是过度竞争，二是隐形台阶。过度竞争往往造成官员晋升时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关键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错过了，这辈子的仕途也就到头了—这使得县乡官员往往动用一切资源和手段来谋取早日晋升。
但是，县乡官员的晋升空间实在太小。一个县，也就100多个正科级实职岗位，30多个副处级实职岗位，4个正处级实职岗位。僧多粥少的结果，就是在每一个级别之间和内部都衍生出大量的隐形台阶，比如乡镇的副科级隐形台阶，根据职务所含权力和资源的大小，以及排名先后，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这是8级隐形台阶，而这些职务都是副科级。县里副处级的隐形台阶则包括：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
过度竞争和隐形台阶演化的结果，是不仅不同级别的上位是晋升，就是隐形台阶的前移也是晋升。这就使得大部分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都在隐形台阶上度过。
我曾对中县（化名,指中国中部某农业县）1978年以来的县领导晋升平均时间间隔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是：他们从一般干部晋升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为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这样，1名22岁的大学毕业生，30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人，可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需要说明的是，统计的县领导都是县乡干部晋升锦标赛中的优胜者，他们经历的隐形台阶相对少得多。否则，他们是到不了县领导位置的。
以此为对照，我们来看闫宁的晋升时间间隔：从一般干部到副科，2年9个月；从副科到正科，3年6个月；从正科到副处，4年；从副处到正处，1年8个月。也就是说他用12年，走完了县乡党政干部大致需要25年才能走完的仕途历程。显然，这既不是循序渐进，也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急行军、坐火箭。
闫宁初入官场，是在临漳县而不是在其老家永年县。他从偏远的乡镇包村干部做起，这是有深意的，因为乡镇一线是县乡干部的摇篮，而偏远的乡镇由于竞争小，更容易脱颖而出。从其简历来看，他显然没有经过乡镇中层干部的历练，而直接晋升为副乡长。这是他仕途中的关键一步，因为晋升为副科级，就成为乡镇领导层中的一员，并自动登记为公务员，从而奠定以后晋升的基础。
3年副乡长之后，疑似有高人指点，他进入了共青团系统。大家都知道在县乡，共青团是最便捷的晋升通道，原因就是年龄小、级别高，从而在以后的晋升竞争中具备天然优势。
此时，又疑似有高人谋划，他竟然在副科级的共青团县委副书记位置上晋升为正科级，这是不常见的高明手法，因为这之后调任正科级岗位就是平级调动，比直接提拔到正科级岗位容易多了。
怪异之事又发生了，因为按照惯例，一般副处级及以上干部才交流，而他竟然正科级调动到老家永年县，这时的考虑，是老家更有利于发展？还是他的仕途庇护人调离了？而没有相当的人脉和家族背景，这一步是很难实现的。
这之后，平调人大主席就顺理成章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时他从县城又杀回乡镇，原因仍然是，乡镇是干部晋升的摇篮，是干部历练的一线。
关键的一步又来了，他晋升为乡长，时年仅仅25岁。而他只做了6个月的乡长就提拔为乡党委书记，这是其仕途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因为半年的时间，不仅毫无政绩可言，而且连乡里的实际情况都不一定掌握。
两年多乡党委书记后，提拔为副处级，这又是破格提拔。之后，一般至少要经历副县长、县委常委等台阶，至少常务副县长这个台阶是绕不过去的，但闫宁偏不，他竟然直接提拔为县长。卫星上天，最年轻的代县长诞生了。
从闫宁的简历可以看出，这些晋升路径，很可能需要在县乡官场摸爬滚打很多年的高人才能规划得出，而且每一步都未必少得了运作。
(作者系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有删节)
文/冯军旗 出处<---请猛击此 登载于《博客天下》总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