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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军统大案之杨永泰案

 屋檐下过客 2011-10-24

只不过,有的时候,蒋介石也保不了他手下的人,哪怕他是杨永泰。
  因为,这里是官场。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导致汪精卫遇刺的四届六中全会,实际上就是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按:国民党“五全大会”在历史上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上,蒋介石曾针对国际关系发表演讲,其中称:
  “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绝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这个讲话,明确提出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标志着国民党对日方针,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忍”、“退”、“和”的“三字诀”前进了很大一步。
  到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著名的“庐山讲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其主旨,明显与这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借着汪精卫的遇刺,蒋顺顺当当地把汪兼任的行政院长给拿了回来。汪则出国养病。
  汪这一去,再回来已经是1937年1月,本想借着“西安事变”抢班夺权的,结果刚走到路上,张、杨又把老蒋给放了,汪精卫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从此就在亲日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从革命志士沦为汉奸。
  张群当了外交部长,杨永泰则接替张群,于1935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杨永泰之去湖北,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排挤出去的,有人说是他自己要求去的,还有的说法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个“功高震主”的人所必然有的下场了,说蒋介石看他实在过于“火爆”,给个冷板凳让他坐。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准“行政院长”到一个省的负责人,这中间肯定是一个向下的轨迹;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到“湖北巡抚”,个中况味,虽然只有本人能够体味出来,但以旁人观之,最起码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是肯定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坏事情会来得这么快。

       闲话军统(85)
  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汉口被刺身亡。
  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自己的两江总督署衙被刺身亡,慈禧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是啊,威仪赫赫的两江总督居然在自己家门口遇刺,岂非笑话——还真不是笑话,这个案子到了也没查清楚,最后草草收场。
  杨永泰的案子,像极了马新贻案。

  事情的发生毫无征兆。
  当天,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参加了一场日本总领事馆举行的天皇“寿筵”——这杨永泰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天天往日本人那儿跑,不等着挨枪子儿呢么!
  在此之前的1936年5月6日,杨永泰已经到日本总领事馆去过一趟了,当天是因为武汉发生了一起反日的游行示威,对此日方提出抗议,这么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杨永泰跑去“道歉”,结果被武汉人痛骂。
  日本总领事馆在汉口,湖北省政府则地处武昌,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江大桥,两地的往来全靠轮渡。

  这时是下午5点来钟。杨永泰的车队来到了汉口江汉关码头,准备乘轮渡过江。
  杨永泰携夫人正准备上船,这时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两个年轻人,也不打话,冲着杨永泰就是一通乱枪。
  以事出突然,杨永泰的警卫事先没有任何防备——看来那个时代的警卫实在素质不高,都多少次了,人都挨了枪了,警卫还在那儿发愣,汪精卫那回就是,杨永泰这回也一样。
  身中数抢的杨永泰依然神智不衰,令司机赶快将自己送到汉口某日本人开的医院。但甫抵医院即伤重身亡。
  两个刺客,开枪以后便一东一西地朝两个方向分别逃遁,往东跑的一个,跑了一段被人绊倒,后被杨的警卫赶到抓获。
  经审讯,此人承认他正是开枪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名叫陈夔超,其他事情则坚不吐实。
  杨永泰遇刺的消息传出,一个曾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居然落得这般下场,蒋介石为之震怒而又惋惜。杨永泰“公祭”那天,蒋亲自作了一篇祭文,文中极力褒扬杨永泰。

  但褒扬没有用,人已经死了,舆论为之大哗——在任的政府官员居然在自己的辖区被刺,显然有幕后黑手。大家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二陈”兄弟,因为杨永泰在地方上倡导的几项“改革”,什么“保甲制度”、什么税制改革、什么“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首先触动的就是CC系的利益,况且陈立夫手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中央党部调查科”。
  另外,还有人说是邓文仪干的——此君在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上时,曾主持调查1934年6月发生的“南昌机场纵火案“,因案情涉及国民党高层的权力之争,邓文仪不打算搀呼这些烂事,于是打算大事化小。结果被老练的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看出破绽,蒋大怒,当即将邓文仪撤职查办,最后连南昌行营调查科都给撤销,白白地地让戴笠占了个天字第一号的巨型便宜。因此邓文仪肯定是把杨永泰恨到了姥姥家。

  还有的人说是有 “湖北家长”之称的何成浚干的,此君曾指使湖北省党部发动学生反对杨永泰就任湖北省主席。
  日本方面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感到震惊,频频发来“唁电”并敦促国民政府尽快破案。
  从哪个角度讲,此案都不容久拖不破,蒋介石又派出了他的王牌——戴笠的特务处。
  前面讲过,特务处是复兴社下的一个组织,只对蒋介石本人的安全负责,并不承担一般的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侦破,那是警察的事。但汪精卫和杨永泰两案,显然属于政治谋杀,因此蒋介石两次派出戴笠亲自上阵。

  别说,戴笠还真是出手不凡,没两下,特务处湖北站即查出凶手陈夔超的真实姓名叫谭戒轩,另外在现场承担掩护任务的名叫龚柏舟,现正逃往上海,随即派安徽站特务于芜湖的一艘日本轮船上将龚柏舟抓获,随后又抓获其同伙多人。
  据供认,其组织名为“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于1935年在上海成立,以铲除汉奸为宗旨,谭、龚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被他们纳入视线的,不仅是杨永泰,还包括一系列对日态度不明朗甚至亲日、媚日的分子。就这样,连带着还破了一年前发生的“唐有壬案”。

    闲话军统(86)
  按:唐有壬,生于1893年,湖南浏阳人,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32年,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我重要政治情报,差点给抓起来;并且,后来那个《淞沪停战协定》,也是唐有壬与殷汝耕一起撮弄出来的。
  1934年2月,唐有壬转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一下,唐做汉奸更是做得如鱼得水,“华北事件”之后,唐在与汪精卫的电报往来中,曾说:“华北事件发生于中日空气好转之际,可谓遗憾。但吾人深体日方内情,决不因此动摇中日提携之大方针,同时对广田外相之信仰亦决不因此而低减。”其汉奸嘴脸,跃然纸上。
  唐有壬的父亲是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唐才常因组织起义,被自己的老师张之洞砍了头,就义前留下绝命诗说“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的父亲,居然会有唐有壬这么一个儿子,可见,有的时候遗传基因也不大靠得住。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自己寓所被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记载得很详细,兹附录于后:
  【唐有壬廿五日午五时由外返寓,在后门首遭暴徒狙击身死。唐干日前来沪,沪寓为一四层楼新式小洋房,后有水泥梯直达一层,进出均由此梯。二十五日晨九时,唐曾出外访晤友好,十一时许返寓进午膳,一时许复出外往视汪疾,五时返寓,下车登梯时,突奔出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者两人,向唐狙击,共发十余枪,有三枪中要害,一由右肋射人,左腋穿出;一由右腰射人未出;另一由臀部射人,左胯腋穿出。唐即应声倒地,暴徒见计已遂,即分头逃逸。当枪声爆发时,唐家人及邻居均不敢开门窥视,少顺枪声停止,唐仆启门,即见唐已赫然倒地,唐夫人继见状,急扶人汽车,送往牛惠霖医院,经牛诊察,拒绝留院,乃复送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未及到达,即在车中气绝。由该院医生陈,雄略加察视,原车送至台拉斯脱路法工部局医院尸体室,定二十六日晨送至验尸所验尸后,即送台拉斯脱路上海殡仪馆成硷。唐被击时,身穿灰色西装,淡黄色大衣,因流血过多,血透衣外,法捕房闻讯后,即派捕赶到,市府亦即派秘书耿嘉基赴法总领事署及法捕房要求严缉凶犯.同时并令公安局协助严缉。】

  “唐有壬案”发生后,也是议论纷纷,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下搞清楚了。根据供认,两名刺客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后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判处死刑。
  诺大的“杨永泰案”,如果只是搞出这样几个小“虾米皮”,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继续追下去,幕后的指使者,据说是刘芦隐。
  刘芦隐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了,1924年6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新国民党”的一员干将,这个“新国民党”前后持续的时间不长,情况却挺复杂,在这里就不说了。
  刘芦隐是个文人,说他指使杀人,许多人都不信。但据记载,特务处在刘芦隐的寓所发现了许多物证,如“中华青年锄奸特务队”的工作计划,以及他下发的刺杀某人的“手令”等等。
  至此,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
  刘芦隐是沈醉带人亲自去抓的,当时他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当督察,这是一个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单位。抓捕的情形,沈醉在回忆录中曾有记载,笔者在这里就躲懒直接引用了:
  “1936年在英租界三马路杨子饭店绑架西南反蒋派人士刘芦隐时,被他夫人事先发觉,大声呼叫。刘芦隐闻讯,机警地从汽车后座一个筋斗翻到前面司机座位上,把住驾驶盘不让特务开车,僵持到租界巡捕赶来,一起被带走。戴笠恼火之余,只能勾通租界当局,将刘公开逮捕,引渡后押往武汉。”
  刘芦隐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刘芦隐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至于刺杀杨永泰的两名刺客谭戎轩和龚柏舟,于1937年在武汉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但没有马上执行。
  1938年,因日军对武汉进行大规模轰炸,所有在押犯均转移四川。在转移途中,龚柏舟从船上跳江,后不知所终。谭戎轩则被押到恩施监禁,抗战胜利前被处决。
  “杨永泰案”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不光在当时,即便到了今天,也颇有许多人在怀疑,刘芦隐是替别人背了黑锅,据说蒋介石也知道此案的背后究为何人,但他已无暇深究了。因为再过一个多月,他就要迎来自己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挑战——西安事变。
  杨永泰的死,对国民党、对老蒋本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探究,如果杨永泰不死,民国的历史会是怎样的。

  ——然而,还是那句话,历史不容假设。
  杨永泰临终,最后留下了几句话,他说:“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的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
  从这几句话来看,杨永泰倒真不愧是“以身许国”,只不过,他“许”的是“民国”。
  然而,对杨永泰,老百姓并不领情,他死以后,人们曾把他的姓、名、字嵌入一副对联:
  上联:“畅所欲言,天年不永”
  下联:“卿幸已死,民安国泰”
  横批:“杨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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