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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海案看公开审判制度缘何一直被滥用
作者：谭敏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
北海案31日庭审，226个旁听席，竟然只有28人旁听，这不得不说是公然违背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如果北海中院在此故意歪曲法律，我倒想给其提提醒，影响越大的案件，社会关注越高，越是受到民众的热烈围观。北海案之前已被媒体疯狂报道过，此案已形成巨大影响力，再为限制人员旁听，都只会陡增案件暗藏猫腻的几率。唯有依法审判，司法才可逃过被权力绑架的嫌疑，才有不被人诟病和指责之可能。现在，北海案已徒有公开审判之名，实已沦为秘密审判之实。一来限制媒体报道，二来限制人员旁听，三来试图让此案消弭少让人关注。各类举措无不昭示，生怕假案为真，有关人员脱不了干系。但是，违法者终究要为此担责，否则，无以让守法者继续前行。
偌大的北海案法庭之内，两百余个座位，却只有二十几位旁听人员，这不是民众不想旁听，因为庭外还站着外地来的律师一直守候进入，而是法庭不许旁听。不许旁听原因何在?最大的缘由在于，怕更多人旁听此案，“杂音”太多，北海无法消解。据此，就需限制旁听人员来掩人耳目，明其名曰，公开审判，但在中国，公开审判从来不被真正适用过，因为庭审内幕怎能暴露于庭外呢?而到底北海案有何内幕，通过北海公检两家的不断变换花样，通过律师团的不断揭露，我们大致已经得知，这是一起北海公检两家联合制造的假案和冤案，既为错案，必有人为此担责，所以生怕更多人知晓错案内幕，自身逃不了干系，由此，限制人员旁听。 尚且，中国的公开审判制度一直被滥用，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开审判从来没被好好执行过，不是座位不够就是让自己人充数，不是发放旁听证限制人数就是严厉核实旁听人员身份，总之，极力通过各类手段限制民众旁听。我一直在想，影响力越大的案件，越是普法宣传的好教材，本可通过“此案”好好地宣传法治，胜得过几个“普法宣传”活动，缘何这群脑子被驴踢了的走卒们故意歪曲法律却也无人担责呢? “根据法庭场所和参加旁听人数等情况，旁听人需要持旁听证进入法庭的，旁听证由人民法院制发。”这便是最高院发明旁听证制度的出处。但是，地方法院却将旁听证演变成了限制民众旁听的挡箭牌，通过发放旁听证来限制外来人员旁听案件，好让自己人占满法庭。无非是担心更多人知晓庭审细节，害怕爆出庭审内幕。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换做北海案，事已如此，情何以堪? 从李庄案到北海案，法庭各类限制民众旁听的举措不胜枚举。但缘何法院总会限制民众旁听?目的在于，减少知晓本案庭审状况的人员数量，以便自己混淆视听时阻力较少。今日北海案无非是其他各类影响性案件限制民众旁听的翻版，而最高院规定的旁听证制度实已沦为限制民众旁听的挡箭牌，在此，恳切最高院尽快修订之。将旁听证制度取消，以预约或前来后到原则确定旁听人员，这样，才有公开审判之实。否则，公开审判只会沦为旁听者制度下的秘密审判。 再者，公开审判制度一直被滥用，亦和无人担责不无关系，名曰公开审判，实则限制旁听。此一公开审判程序未能遵守，以此便可定其程序不公，即有导致实体不义之嫌。但在中国诸多案件审判中，限制旁听的案件庭审都未曾被指实体不义，而且对案件庭审进展毫无影响，哪怕民众再为指责，庭审照开不误，丝毫不用理会公开审判制度之规定，堂堂最高院及刑诉法条文关于公开审判的明确规定就此即化为烟云，只待留作最高院及立法机关自己吞食。 实则，中国现今缺的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换作北海案而言，就未公开审判这一点，即可断定庭审程序违法，要么立即纠正，要么异地审判，必须让案件在公开程序下审判才有实体公正可言。而北海案却依旧照开不误，且庭审中各类违法之举更让人难以接受，但这却少有损及法院审判之权威。这就不难让人理解，执法者违法一直被默许，而且还有无人担责之嫌，但守法者却有可能被栽赃枉法，而且还有被刑讯逼供之嫌。对此，我们就不难断定，这是一个将依法治国仅仅作为口号狂喊的国家，实无法治之基，亦无法治之实。而且只对人民依法处理，但却对权贵违法视而不见，只对人民枉法裁判，但却对权贵法外开恩，只对人民宣传法治，但却在社会施行人治。这样的国度，发生北海案，有其根源，这样的国家，发生李庄案，有其渊源，这样的社会，发生……有其……而我们能做的、应做的、当做的——即是恪守法治，不断向正义迈进，努力向公正靠拢，让违法者担责，让守法者前行，理想虽显遥远，但我们要不舍追求，唯此，才有社会良性运作之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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