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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自由放歌——《诗经》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的歌谣、神话传说，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以及殷周之际的《易》卦爻辞等，是早于《诗经》出现的文学源头。《诗经》的出现，则展开了中国文学史光辉灿烂的一页，从此也开启了中国艺术宫殿的大门。人们从中可以窥视到远古神奇的传说、历史的变迁、人民的灾难、甜美的爱情等等。几千年来，人们不断地认识它，在作者所提供的艺术空间里创造着它。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并已成为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关于《诗经》《诗经》原先称为“诗”或“诗三百”，“经”字是西汉时儒家学者加上去的，并沿用至今。《诗经》共有305 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 至公元前6 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这些上下五百年、纵横数千里的作品是怎样搜集、汇总成册的呢？先秦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古代有采诗说、献诗说及删诗说。 采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观民风，命太师采诗谣，其中东汉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中说得比较形象：“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每年初春时候，由朝廷派出行人之官，摇着大铃铛，到处征集歌谣，然后集中交给太师（王室的乐官），由他审订编曲，再演奏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献诗说认为古代天子为了考查时政，命诸侯百官献诗。宋朱熹在《诗集传。 < 国风> 注》中认为“风”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的。采诗与献诗，目的是一致的。 至于删诗说，是指“孔子删诗”一说，这是不可信的。但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曾整理过《诗》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他又以《诗》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一再强调“诵诗三百”。孔门后学亦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孔子对《诗经》的保存与传播，是有功劳的。 通常认为《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也有人把它看作诗歌选集，因为《诗经》不可能包括当时所有的诗歌。先秦许多著作中就往往引用了一些《诗经》以外的诗句，即所谓“逸诗”。但《诗经》收集成书以后，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不但宴会、典礼上用到它，就是日常生活、外交往来，亦经常要“赋诗言志”。孔子就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左传》和《国语》中所引用的《诗经》就有250 条之多。不过当时人们引诗的特点是“断章取义”。 荀子在《劝学》中论述了学习必须专心致志的道理，就引用了《曹风。鸤鸠》中的诗句“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这是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拿《诗》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论据。在春秋时代，诸侯相会也往往赋诗。鲁文公到晋国和晋文公会盟，晋文公招待鲁文公，就赋《小雅。菁菁者莪》这篇诗，而鲁文公则赋《大雅。嘉乐》作为回答。这是用《诗》表达情意，代替外交辞令。 到了汉代，《诗经》对当时人来说，已可谓“古代文学”了，非加注释不可。 于是出现了四家诗，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韩婴所传的《韩诗》和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鲁、齐、韩三家诗盛行于汉初，武帝时立于学官。《毛诗》最晚出，未便立，但到东汉时，卫宏为《毛诗》写了诗序，经学家郑玄给《毛诗》作笺注，于是《毛诗》盛行起来，而三家诗却消亡了。今天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所以有人把《诗经》称作《毛诗》。 《诗经》丰富的内容和多采的艺术形式，启发和哺育了历代文人；《诗经》的赋、比、兴，一直成为古代诗歌创作手法的典范；以四言为主的句法，一直影响到魏晋，如曹操就写了不少四言诗。在历代诗词中，诗人常常喜欢化用《诗经》中的诗句，以此来丰富作品的内容，增加作品的典雅。当然，如果把《诗经》与重情韵、重意象的唐诗相比，不仅看出唐诗对《诗经》的继承，更看到对它的发展。就中国诗歌史来说，《诗经》是源头，我们依然要深入地认识它，并努力从历史、美学的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继承优秀传统，为创造今天的新文化服务。 奇异多采的社会风貌《诗经》按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就是民歌，它原是“风俗、风土”的意思，因为从这些民歌中可以“观民风”，所以就把它称作“风”。 《诗经》共有十五国风，160 篇作品。雅是“正、正声”的意思，是宫廷乐歌。它分小雅和大雅，共105 篇作品。颂是赞美诗，用于宗庙祭祀，有的还兼作舞曲。颂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作品。 《诗经》按作品题材可分为史诗、爱国诗和爱情诗等，下面分而述之。 1.史诗。通常人们认为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传说的叙事诗是史诗。说《诗经》也具有史诗的特点，就在于它以想象的方式，主观地对社会的变迁加以种种神奇的解释，对英雄人物作半人半神式的歌颂和赞扬。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科学的道理，但却记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风貌，是那个时代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所以，我们依然称它是原始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尤其站在今天社会发展的高度上，回过头来看它，更能发现它迷人的魅力。譬如《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和《大雅。绵》都是记述周民族起源、发展的神话和传说，再加上歌颂文王、武王战功的《大雅。皇矣》、《大雅。大明》，就构成了一组颇具规模的史诗，反映了从周的始祖后稷建国直到武王灭纣的全部历史。而《商颂玄鸟》则记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以及商朝崛起的经过，与《生民》等诗相比，有详略的不同。 这些诗篇，记述传神，描写生动，开了后世叙事诗的先河。像《生民》，共八章，铺写了周族开国的历史，其中第三章，记述了后稷被弃后受到各种庇护而活下来的种种灵异：诞置之隘巷，把他丢在小巷里，牛羊腓字之。牛羊爱护喂养他。 诞置之平林，把他丢在树林中，会伐平林。樵夫砍柴救了他。 诞置之寒冰，把他丢到寒冰上，鸟覆翼之。大鸟展翅温暖他。 鸟乃去矣，后来大鸟飞走了，后稷呱矣。后稷啼哭声哇哇。 实覃实訏，哭声不止嗓门大，厥声载路。声音满路人惊讶。 后稷为周族所推崇，因为他是周的创始人。在祭祀时周人把他描写得神异非凡，说的是姜嫄踩了上帝的脚印而怀了胎。足月之后，生下了像羊那样的胞胎。 这样的婴儿被弃而大难不死，并受到种种保护，这是说后稷的成长是天意。这样便足以使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这也反映了初民对于民族、乃至人类起源的幼稚探索及幻想。就第三章看，描写生动，引人入胜。再看《公刘》。它塑造了公刘这位周族开国史上第二个英雄人物。在后稷身上罩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公刘则无。诗共六章，叙述了公刘率族人从有邰迁到豳地的史实。诗中描写公刘具有非凡的领导才能。面对外族的侵扰，他团结整个周族，作了充分的准备，领导全族人民作了一次有条不紊的大迁徙，既有智慧，又很勇敢。诗中有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如第三章：笃公刘，忠实厚道的公刘，逝彼百泉，来到泉水岸边上，瞻彼溥原；眺望平原宽又广；乃陟南冈，登上南边高山冈，乃觏于京。发现京师好地方。 京师之野，京师田野形势好，于时处处，于是定居建新邦，于时庐旅，于是规划造住房，于时言言，谈笑风生喜洋洋，于时语语。七嘴八舌闹嚷嚷。 这章是写公刘率周族到豳地后，察看“百泉”和广阔平原时的喜悦心情。诗以寥寥数语展示了英雄的风采。在一片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流泉潺潺，青山起伏，公刘面对这片依山傍水的新定居地，心中充满喜悦，把“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与第二章中“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意是：用什么做成佩带？是美玉和宝石，装饰在佩刀玉鞘上。）连在一起看，一位潇洒畅达的英雄，便在眼前活了起来。在远古的作品中，就能如此多元化地刻画人物性格，确实难能可贵。 公刘是个英雄，不仅是一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从装束到情态，还是一位潇洒的英雄。写到这儿，不禁想到苏轼“大江东去” 一词中周瑜的风度。《诗经》像这类描写英雄以及神话传说的作品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总之，《诗经》中史诗的特点给后代文学以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没有这些奇特的幻想，也许就没有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缤纷多姿的艺术作品。 2.爱国主义诗篇。爱国思想是中华之魂。深情的故国之思、乡土之恋，以它强大的向心力把所有中华儿女的心凝聚在一起，聚成一股强大的、任何入侵的敌人也无法征服的力量，抵抗了一次次外敌的入侵，爱国思想也便成了文学的主题之一。在《诗经》中它是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并表现了不同阶级爱国精神——统治者与士大夫对社稷兴衰的感叹；劳动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虽说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是每当祖国受外敌侵略时，他们又含着热泪走向战场，保卫国家。这些史实，在《诗经》中都有真实的再现和热情的赞颂。 在《诗经》里突出表现统治阶级爱国思想的诗篇要数《鄘风。载驰》。 作者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胆有识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 她本是卫国女公子，出嫁给许穆公。当卫国由于狄人的入侵面临覆灭时，她为了拯救卫国，不顾礼法的限制和自身的安危，返归卫国，联齐抗狄，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终于达到恢复卫国的目的。全诗五章，表达了许穆夫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其中第二章更是表达她不顾礼法的限制、坚决返卫的决心。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反。我可不能就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远。我的计划近可求。 既不我嘉，大家虽然不赞成，不能旋济。决不渡河再回头。 视尔不臧，比起你们没良策，我思不閟. 我计可行效可收。 这种行动的思想基础，就是对卫国的热爱。再看《王风。黍离》。一般认为作者是周大夫，当他行经周王朝的故都镐京时，看到宗庙宫室都夷为废墟，长满了禾黍，精神上的失落与种种感叹立刻在这位士大夫胸中引起了不安和激情。这种失落正是爱故国思想的曲折表现，诗共三章。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苗。高粱抽苗绿油油。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摇摇。无尽愁思闷心头。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穗。高粱穗儿垂下头。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醉。心中难受像醉酒。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彼黍离离，看那小米满田畴，彼稷之实。高粱结实不胜收。 行迈靡靡，远行在即难迈步，中心如噎。心如噎住真难受。 知我者谓我心忧，知心人说我心烦忧，不知我者请我何求。局外人当我啥要求。 悠悠苍天，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此何人哉？是谁害我离家走？ 这首诗的基调是悲凉伤感的，笔法是委婉的。但是独具慧眼的读者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周大夫在此地徘徊不忍离去，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片青葱的黍子，不如说是湮灭的古都的废墟和它衰落的历史。透过表面的东西，一个人走过一片黍地这种外在现象，深入到诗的中心，是周大夫面对遗迹而产生的对往事的忧思。我们能理解他这种忧愁愤怨的情怀。诗三章，分别写谷物从苗到穗再到实三个阶段。谷物依照自然规律变化成长。那个彷徨者心理的变化归结成两个字，就是“痛苦”。摇荡不安、忧郁似醉、压抑如噎，这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无边的痛苦，从摇到醉再到噎的三种状态是对一种感情的反复申诉。在这变与不变之中，我们感到这种情绪之沉重，决非是从个人的留恋与贪求出发，而是有更深、更远的东西，那就是愤怨周王朝的衰落。 这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却造成了内容理解上的分歧。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说：“这是有名的故宫禾黍之悲，事实上怕就是悲自己（旧家贵族）的破产。”从以上分析看这种说法是片面的。《鲁诗》《韩诗》也都有不同说法，但都已被前人否定，或称之为无客观依据，或说之不切诗义，都不足为据。这种借眼前景抒心中事的手法，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文人骚客对世事兴衰之叹，也一直延续着。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中的《石头城》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写旧城四周的青山依然，而世事已变迁，写月的探望，写潮热情拍打这破碎的古城，抒发了六朝兴衰之叹，情感深沉含蓄。杜甫的《春望》更是如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本为繁华的地方，如今长满了茂盛的春草，“草木深”是说无人，“山河在”是说国已破。这些著名诗人都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对中国诗歌这条长江大河的“源头”——305 篇的《诗经》——早已化为自己的内在，并自如习惯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系统之内。这不仅是形式的简单接受，更是中华民族爱故国、爱故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诗经》中表现爱国主义的诗篇，还有《魏风。园有桃》、《秦风。无衣》、《秦风。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六月》、《大雅。江汉》等。这些作品赞扬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有着广阔的现实主义精神。例如《采薇》，抒写了出征士兵保家卫国、怀念亲人和乡土的情思，描述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表达了抗敌精神和阶级意识的交织，塑造了爱国英雄的形象。这些来自农民的爱国英雄，之所以能压抑对将帅不满的情绪，忍受“载饥载渴”的痛苦，冒着危险，日夜战斗，就是为保卫国家，行动的主导思想是“爱国”。 《无衣》、《六月》与《采薇》一样，所表现的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虽然对统治者不满，但依然能忍受饥渴劳顿、背井离乡之苦，为国御侮，这种描写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这种精神，唐代诗人杜甫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进行了更深刻的表现。杜甫在作品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再现了动荡的社会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灾难。从诗题——《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就可以看出人民是恨统治者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人民又用血肉之躯去保卫国家，杜甫也热泪涔涔地劝慰人民走向战场。对比之下，可看出《诗经》爱国精神描写的深刻性，人民这种举动就来自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之魂。 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才使我们的祖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未被外敌灭亡过。 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描写战争、徭役与劳动的诗歌，像《王风。兔爰》、《小雅。何草不黄》、《唐风。鸨羽》、《小雅。鸿雁》等。这些诗，写连 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永无休止的徭役，有的愤激，有的凄婉，有的绝望，“遍野哀鸿”一词来自《鸿雁》一诗。它集中体现了这些诗的内容。《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等诗，主要写农民奴隶的劳动。在这些诗里，可以听到劳动人民不平的呼唤，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对抗和冲突，已发展到多么尖锐激烈的程度。在《诗经》中，还有不少讽刺诗，有的也可称为政治抒情诗，像《小雅》里的《巧言》、《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小弁》、《雨无正》、《巷伯》、《北山》等篇。这些诗篇成为后来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白居易诗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讽喻诗。他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倡“即事名篇”“因事立题”。他指出文学揭露现实的职能，并创作了50首乐府诗，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与地位。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诗经》讽喻精神对他的影响。 3.爱情诗。《诗经》中数量最大、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还是爱情诗（包括恋爱、婚姻各种题材）。光是“国风”部分，这类作品就有六十多首，占全部国风诗的三分之一强。它的数量虽多，面目却不同，有如百花争艳，各各呈现着动人的风姿。有些诗表现少男少女热烈真诚的恋慕，像泉水一样晶莹，如“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有些诗描写山林草野，不期而遇的幽会，像大自然一样朴野、清新，如《郑风。溱洧》诗，共二章，选录第二章：溱与洧，溱水流，洧水淌，浏其清矣。三月冰融清又凉。 士与女，男男女女来游春，殷其盈矣。人山人海闹嚷嚷。 女曰观乎？妹说：“咱们去看看？” 士曰既且。哥说：“我已去一趟。” 且往观乎，“陪我再去又何妨！” 洧之外，洧水外，河岸旁，洵訏且乐。确实好玩又宽敞。 维士与女，男男女女喜洋洋，伊其相谑，相互调笑心花放，赠之以芍药。送支芍药表情长。 郑国地处中原，三月已是暮春，草长莺飞，鲜花烂漫，青年男女到溱洧水边游览。赏心悦目，倾吐胸怀，这真是生活中欢乐的插曲。这里诗人写水，写水边之花草，写对爱的无拘无束的倾吐，充满了情趣。再看《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野草蔓生绿成片，零露……兮。露珠落下亮又圆。 有美一人，有位美女独徘徊，清扬婉兮。眉清目秀真鲜艳。 邂逅相遇，偶于路上巧相遇，适我愿兮。情意相投合我愿。 野有蔓草，野草蔓生绿成片，零露瀼瀼。露水浓密不易干。 有美一人，有位美女独徘徊， 婉如清扬。眉目清秀媚千般。 邂逅相遇，不期而会巧相遇，与子偕臧。情投意合两心欢。 全诗二章，写得大胆、直率。诗写青年男女在白露未晞的早上、蔓草丛生的田野里相遇。在这样的爱情背景下相遇，本身就充满迷人的色彩。小伙子与姑娘邂逅相遇，又一见倾心，也许是积慕已久，但是诗写不期而遇，更增加了出其不意的幸运感和欢乐气氛。作者在这里写了一场小小的爱的序曲，序幕拉开，好戏尚在后头，但诗笔到此戛然而止。这样写，可以让诗情显得朦胧含蓄，有无尽的回味。这类诗还有《邶风。静女》等。这些诗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士女欢爱图，这里凝聚着远古人民对爱情的理解与赞颂，感情真诚，描写生动，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爱情的航船很少一帆风顺，往往遇到漩涡和暗礁，《郑风。将仲子》写一个女子由于受家庭的压抑，人言的摧折，不敢表露爱情。诗曰：“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还有《召南。行露》表现爱情生活苦涩的一面。 结婚是正当爱情的结晶和归宿，在古代社会婚姻也有圆满的，像《召南。关雎》就是描写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美满欢乐的生活，这首诗的感情是纯正的，已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爱情诗，并广为流传。 《诗经》中弃妇诗有四首，《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两首诗都运用直书其事的赋的手法，通过回忆对比，反映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这些诗篇，不禁令人想起后世许多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如《孔雀东南飞》、杜丽娘与柳梦梅、梁山伯与祝英台……。 说到这儿，必须讲讲对这些爱情诗理解上的分歧。历代经师常常把以上一些清清楚楚写爱情的诗歌阐述出所谓隐藏深处的“诗人之意”，并往往和“伦纪纲常”有关。《诗序》说：“《将仲子》刺庄公也。”“《静女》刺时也。”“《溱洧》刺乱也。”“《关雎》，后妃之德也。”诸如此类说法，比比皆是。《诗序》之后，有释诗者虽承认这些诗写爱情，但依然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毛传》的作者，以及后来阐释家们，与《诗经》年代相隔几百年，甚至千年，竟能释前人之未说，而且说得非常自信，原因在哪儿？ 稍加注意便发现，原因就在诗人没有明说的比喻里。“关关雎鸠”是比喻，“旄丘之葛”也是比喻，所有一切“兴”都是比喻。这样一来，《诗经》在它委婉曲折的笔意下包含了那么多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内涵，似乎这样才显示出《诗经》的伟大深邃，才使《诗经》成为与日月并悬而不朽的圣经。对于《关雎》这一类诗，今天谁也不相信《毛诗》以及其他一些道学家的解释，不论是“雎鸠” 还是“荇菜”，都是写河边所见之景，诗的主题是爱情。《诗经》的价值不是因为后人所加进去的那些所谓的“寄托”，而在于作品的审美特质不断被人们感知，并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难怪西方接受美学反复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方式，强调读者的审美能力和感知程度。马克思曾经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再好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说对于文学，如果不按文学的方式去阅读它，文学作品就失去了现实的生命。《诗经》从经师与道学家的角度来阅读，不仅无法理解它潜在的真正内涵，而且还使文学作品变成了宣传伦理纲常的经书，或许这是《诗》或《诗三百》变为《诗经》的缘由。也许正因为这样，孔子才说“不学诗，无以言”。 当然，《诗经》的内容比较丰富、复杂，而且有些诗篇的内容不是单一 的，而是互相渗透、交织。但是今天人们已经能够以文学的眼光去认识它，在理解上虽说有分歧，不过往往是由于审美效果而引起的，而且人们还在不断地从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去挖掘作品中的内涵。《诗经》的内容包括当时社会内容的各个方面，凝聚着先民丰富的感情与想象。以上所述，还不能说概括了《诗经》的全部内容，只是主要内容而已；要想全部了解《诗经》，还必须认真地去感知305 篇。 赋、比、兴的文学特质以及对后世的启示中国是一个诗人的国度，在几千年诗歌创作发展中形成了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是不论哪一种风格、流派的作品，都几乎可以在《诗经》里找到自己的雏型。可以说，数千年来，《诗经》培养着读者的审美能力，激发着人们的艺术创造力。 文学艺术是用对生活现象的展示来概括现实生活和揭示其规律的，这就是文学艺术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必须是形象化。从创作规律来讲，也就是形象思维。无论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其他文艺形式都不可能离开形象思维这一规律。但是如何表现这一规律呢？则有许多不同方法。《诗经》的表现方法古人概括为“赋、比、兴”，下面分别展开谈谈。 1.什么是“赋”？《周礼》太师曰：“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 《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很明显，凡是不加譬喻、直陈其事、写人写物发抒情意的都是赋。如《诗经》中《周南。 芣苢》就是用赋的方法写的，共三章：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无论谁分析这首诗，都承认它是赋，抒写的内容很单纯，只是写了采摘车前子的过程，前后不同的动作。但是读起来却觉得生动、亲切，有感人的力量。它的写法特点就在于“直”，不用比兴，不加修饰，自鸣天机，若能平心静气吟咏此诗，恍惚三三五五农家妇女在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令人心旷神怡。这种重复叠唱的手法，今天的流行歌曲依然常常运用。在《诗经》中这类诗还有《邶风。击鼓》、《卫风。氓》、《邶风。谷风》、《郑风。将仲子》、《豳风。七月》等等。 2.什么是“比”？郑玄《周礼》注：“比者，比方于物。”又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也。”综上所述，比是包括比喻和比拟。《卫风。硕人》就是用比喻塑造了贵妇人形象的。诗共四章，选第二章为例：手如柔荑，手指纤纤像嫩荑，肤如凝脂。皮肤白润像冻脂。 领如蝤蛴，美丽脖颈像蝤蛴，齿如瓠犀。牙比瓠子还整齐。 螓首蛾眉，额角方正蛾眉细，巧笑倩兮，一笑酒窝更多姿， 美目盼兮。秋水一泓转眼时。 这一章写硕人的容貌之美，连用比喻，后加“美目盼兮”点睛之笔，使美女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硕人》对美女的描写手法是成熟的，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称：“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以“比”的手法写人，对后代创作启发很大。《孔雀东南飞》中有对刘兰芝体态的描写，诗云“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不用说，一看便知手法完全一样。无论是“美目盼兮”还是“世无双”，除了幻灯似再现容貌之外，没有写出更高的，或者说有想象余地的容貌，这种手法传递到白居易《长恨歌》，发生了变化，使幻灯变成了彩色的有联系的电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比，后者用“无颜色” 三字代替了从上到下的局部刻画，而艺术效果却是加倍的。这里不仅写出了贵妃的体态美，还写出了她的气质美。 写硕人“肤如凝脂”，白居易写贵妃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同样写美人冰肌玉骨，后者把比喻放在动态之中，显得更有艺术的魅力。贵妃在仙境中出现，是“云髻半偏”“花冠不整”，没有写她“耳著”什么，“口如”什么，却更显示出古典的娇美。作者用比喻写贵妃出现，“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看不清她的容貌，但动人的样子从一枝带着春雨的梨花中全部体现出了。从《诗经》到唐诗，看出比喻手法的运用，不仅是继承，并有更大的发展。在选择所“比”的对象上，人们更注意美，前人用“柔荑”、“朱丹”、“葱根”比喻美人，怎么也不如“梨花一枝”形象美。这些诗中的比喻句，不说内容如何，就其字面美，也足以感人。 《豳风。鸱鸮》则是以比拟手法写的禽言诗。全篇用比，诗写一只小鸟对鸱鸮的斥责，写得生动形象，完全可以把它看成后世“寓言诗”“童话诗”的先驱。《诗经》中“比”的手法运用很广泛，有的还写得很质朴，如：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曹风。下泉》）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小雅。青蝇》）这些诗在发端用“比”，虽说比得恰当，但和现代民歌相比，却没有现代民歌的纤巧风格。 现代民歌如“青石板栽葱栽不下根，我在你家活不成个人”（《陕北民歌。信天游》），又如“灵芝草落在沤麻坑，灵聪聪配了个气闷心”（《爬山歌选。买卖婚姻跳火坑》）。这样“比”的形式与《诗经》相同，但其表达方式却比《诗经》来得纤巧。 “比喻”或“比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手法。大诗人屈原常常在其作品中以香草喻美人，以求美人不成来喻个人政治上失落等等。认真理解文学作品中“比”的手法，对我们把握文学作品的内涵以及美学价值，是很重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像前代经师那样不恰当地断定诗中的“比”，造出了《诗经》中所谓“诗人之意”，歪曲了文学作品的内容。 3.在“赋、比、兴”中，最烦最难的是“兴”。它之所以烦、难，是因为它的意义空洞，所以讲“兴”的人也就随意发挥。挚虞《文章流别论》说是“有感之词”。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朱熹则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把所有解释“兴”的词抄列在一起，也难找出一个共同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不少阐释《诗经》者，凡要将诗列入政治教化的内容，便称此诗为“兴”的手法。 “兴”有启发之意，但如果解释过于穿凿，便歪曲了诗的原意。《卫风。淇奥》就是用“兴”的写法，全诗三章，诗每一章的开头分别是“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都是诗人所见。所见在此，所得在彼，引起了对卫武公的颂扬。但前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必然联系。这种手法使诗文收到情景相映的效果，以景补情，以情托景，于斯为胜。《诗经》中还有不少以“采”为“兴”的诗，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周南。卷耳》）、“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周南。芣苢》）、“爰采唐矣，沫之乡矣”（《鄘风。桑中》）、“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王风。采葛》）等等，古人对这些“兴”的看法不同，有说之为比，有说之为赋，但大多数人同意其为兴。 对《诗经》中“赋、比、兴”的看法历来都有分歧，但又常常强调诗歌中的比兴作用。在今天仍是重要的，特别把这与形象思维结合起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经》中对文学语言这门艺术的运用，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凡今天的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大多运用完美，像比喻、借代、夸张、比拟、对偶、对比、排比、衬托等等，例子举手可得。这些手法的运用，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完美的艺术境界。 最后我们谈点《诗经》中的意境。如《陈风。月出》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在阅读的时间流中，人们从声韵之间，便会体会到意境的广阔与优美。诗共三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诗中形容月色是皎、皓、照，形容容貌是僚（美好）、■（妖媚）、燎（漂亮），形容体态是窈纠（苗条）、忧受（徐缓婀娜）、夭绍（轻盈）。 天上有皎皎之月，月夜之中有娇娇之美人，诗中的“窈纠、忧受、夭绍”又是声韵母相同的字，读起来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感受，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畅，只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感觉，正是诗朦胧的意境所提供的。《秦风。蒹葭》则是运用暗喻、象征的手段，寓情于景，寓理于情，把人引入一个迷离恍惚的境界。诗共三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是写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心爱人的追求与景慕。诗以一片白色的秋水和清霜白露为背景。这背景本身就不一般：清寒而纯洁。在这白色之中，优雅闲静的佳人，或在水中央，或在水边草地上，或在沙洲之上，这种跳跃式的描写，仿佛电影一样。这样写，更能衬托出佳人可望而不可即，追求者始终在崎岖而漫长的道路上。这条路正是生活中爱情之路，道路迷茫而感情执著。 整首诗景、情、人都是美的，艺术境界也是美的；而读者品尝到的，却是甜而苦涩的爱之真谛。这一类诗，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宋词影响非浅，在此不一一举例。 《诗经》的艺术手法，像潺潺的清泉，滋润着无数诗人的心田。从《诗经》—楚辞—陶潜诗—唐宋诗词—当代文艺，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曲折而明晰的线索，看到中国诗歌的借鉴、继承和发展。 在分析《诗经》时，我们仍然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正确看待诗中的精华和糟粕。如《大雅。云汉》等一类诗，写人民遭旱仰天，充满了鬼神活动。但把这简单地斥为糟粕，是不合适的。因为神奇的童话，正是先民对自然界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人类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不可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想象是幼稚的，却又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对这些作品，我们应当从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去研究，并给以适当的评价。 “楚辞”是屈原的新创造，但他的这项创造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知道，《诗》这部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的诗集，像在中原各国流行一样，也在楚国流行。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王太子的教育内容，就明确说要“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官”，“诵《诗》以辅相之”等。 楚国君臣在政治生活中经常引用《诗》，《左传》中有多处记载。可见《诗》在楚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与作用几乎也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了。宋玉《九辩》化用了《诗。魏风。伐檀》，云“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不用说，屈原对这些诗篇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写作“楚辞”时也曾学习过《诗》的表现手法，把他早期的作品《橘颂》和《诗经》中的《郑风。野有蔓草》一诗比较，便可明白这种继承关系。《离骚》开头称美世系时，并提神界始祖高阳与凡界先人伯庸，写法与《诗经》的《生民》《玄鸟》等篇相同。 最后“忽临睨夫旧乡”时写道“仆夫悲余马怀兮”，用的是《诗。周南。卷耳》“我马瘏矣，我仆痡矣”的习语。至于怨恨责难统治者的语句，在“风诗”与“雅诗”中屡见不鲜，这一点更可看出，在写法、内容上《楚辞》与《诗经》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如果从形式上着眼，《楚辞》与四言的《诗经》不同，它的句式长短不一，在艺术上差别也大。二者似乎是毫无继承关系的两个源头。这一点不难说明。我们说没有《诗经》在内的华夏古典文化的哺育，不会有屈原；但是，作为楚辞的创始人，屈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巨匠。他的创作受前代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楚文化地方色彩的影响。但屈原的伟大之处，不是在于他对前代文化的学习与摹仿，而是在于他有高度的创造精神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离骚》等作品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点，不仅《诗经》不曾有过，楚国文化史上也不曾有过，而是属于屈原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性，才使《楚辞》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 屈原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是单篇流传。屈原当时并没有这样命名自己的作品。 这个名称是西汉时才有的。《汉书。朱买臣传》：“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楚辞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春秋》并提，到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楚辞集，从此楚辞就有了专书。 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楚辞》集是东汉人王逸的《楚辞章句》。他在叙中说是根据刘向编的集子，分16卷；后来又加上他自己的一篇《九思》，定为17卷。 其篇目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些篇目，从《惜誓》以下皆注明为汉代贾谊、王褒等所作，是悼念屈原或模拟屈原的作品；其余各篇，《九辩》、《招魂》题为宋玉作，《大招》题为屈原或景差作。《渔父》以上共25篇为屈原作品。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将《招魂》列屈原名下，将《渔父》的内容作为故事叙述，并未讲是屈原的作品。 这些文献材料的不同记载，引起了后人的种种怀疑。对于屈原作品，争论不休，有几篇至今得不出结果。《招魂》至今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种，等等。 在这里，我们不作辩论，也不轻易取消屈原的著作权。下面先介绍《楚辞》的作品与主要内容。 痛苦的灵魂不屈的意志对于屈原这样一位划时代的文化巨人，人们当然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但因为史料欠缺，对他的生平，不乏猜测之词。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了解屈原生平的最重要的依据，前人多有论证介绍以及译注等等，这里不再抄录。 屈原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位政治诗人。他的艺术创造，主要不是表现在每句字数的增加，句中句末用“兮”字等，而是在艺术构思上能摆脱创作素材的束缚，有空前广阔的想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诗的表现能力。诸如个人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兴亡大事，这些都是最难入诗的内容，而经过诗人的象征手法的点化，使枯燥的生活原型得到升华，塑造了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因而，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高度统一，也就构成了屈原作品的主要特色，这恐怕是屈原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贡献。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屈原叙述他为了坚持正确的政治主张，受到种种的打击迫害，但是决不妥协，决不屈服。他一再表达了热爱祖国、始终不渝的感情。这篇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特的地方，只有屈原那样的诗人，又经历了那样的遭遇，才能够写得出来。所以齐梁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说，没有屈原也就不会有《离骚》。 《离骚》这一篇名，向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据汉代司马迁等人说，“离”是遭遇的意思，“骚”是忧的意思，表示自己因遭忧而作此诗，汉代王逸释作离别的忧愁。诗里写到屈原想离开楚国到别国去，但终于不忍离开，和题意合。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解释，然以上面两种解释比较切合作品的内容。 《离骚》共375 句，2377字，是我国古代一首最长的诗。它可分成四大段。 从篇首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大段，自“女媭之婵媛兮”至“沾余襟之浪浪” 为第二大段，由“跪敷衽以陈辞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三大段，自“索藑茅以筵■兮”到篇末为第四大段。第一大段自叙生平和思想，用很多比兴手法，如用美人香草比喻美好品质和卓越才能，写出了许多传诵的名句。第二大段记叙他的姊姊女媭哽咽着责备他和屈原听了责备之后用舜陈辞。这一大段的用意是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用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波澜，不平直。这两大段恰好是作品的前半篇，都侧重写实。以下转入后半篇，都是驰骋想象，借助“男女”意象创造幻境，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失败以及理想不能实现而彷徨苦闷的心情。第三大段写他上下求索，叩阍求女，比喻他对理想的追求。第四大段通过灵氛和巫咸的占卜之词，写他对楚国已十分绝望，假托运行周游，另寻处所。尾声却表示了宁死志不移的精神。后半篇侧重虚写，用幻想形式来表现作者极其复杂和沉痛的心情。 《离骚》大约作于楚怀王末年，这时屈原约五十岁。楚怀王早期曾经任用屈原，有过要求励精图治的表现，但由于受到奸佞小人的包围，对屈原屡次进行打击。在位末期，军事上受到挫败，政治上腐败不堪。屈原总结了他半生的政治斗争，写成了这篇规模宏大的政治抒情诗。诗篇主要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即通过楚王来实现“美政”。诗中写到了他的“美政”的精神，诗曰：汤禹俨而祗敬兮，禹与汤严明谨慎，周论道而莫差；周先王讲究治道；举贤而授能兮，凭德才选用贤臣，循绳墨而不颇。守规矩不差分毫。 皇天无私阿兮，皇天啊光明正大，览民德焉错辅；看谁好就扶他上马；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只有圣哲做出美行，苟得用此下土。才让他享有天下。 瞻前而顾后兮，把历史前后思量，相观民之计极：看出了万民的愿望：夫孰非义而可用兮，怎能叫豺狼牧羊，孰非善而可服？岂可让暴徒称王？ 这12句诗就是屈原“美政”的中心内容。屈原称道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政治，主要标举“举贤授能”。战国时代，“举贤授能”就意味着反对世卿世禄，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位的垄断。选拔真正的人才来实行政治改革。 这个口号，在客观上正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广泛参加政权的要求。诗篇中热情地称颂理想的三王时代，说那时聚集了大批的人才，而如今“哀高丘之无女”，可悲的是楚国缺少贤才。诗篇中神话色彩很浓，“求女”的情节可以说也含有为国求贤的意思。诗人还假借巫咸之口举出历史上许多不拘身分拔举人才的例子。 屠户老头吕望被周文王所提拔，贩货的商人宁戚做了齐桓公的大夫等等，表明了他反对世卿世禄，赞成从社会下层中拔举人才。这种举贤思想，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屈原“美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骄奢淫逸，提倡兢兢业业地遵循法度规则。在《离骚》中，诗人举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告诫楚王，要他效法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贤之君，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而不要像启、羿、浇、桀、纣这些昏君，由于贪图逸乐、荒淫暴虐而遭到灭亡。他认为这些历史事例证明一条真理：“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就是说只有德行美好的圣贤，才配管理天下。 这与《左传》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是一致的。这里，他不是在宣传天的权威性，而是认为谋事做人，“义”“善”“德”的重要。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把这些“善”“德”与当时社会的丑恶相对立来看，便能看出他这种思想的光辉。 《离骚》中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诗篇所写的全部斗争，都说明诗人念念不忘楚国的兴亡，表现了对楚国前途的深刻的忧虑。“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样的诗句说明在屈原的观念中，楚王就是楚国的代表。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时代，王权便是秩序的代表，这一点无可指责，更何况楚怀王信任过、支持过他。他想实现自己的主张，只有借助王权的力量方可实现。但他又不是愚忠，当他看到楚王轻信谗言、变化无常时，他写道“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浩荡”即昏愦糊涂的意思）。这种尖锐的指责，曾引起后代那些王权至上论者的非议。当他对怀王完全失望时，愤然写道：“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意思是怎能跟异心人呆在一起？我将远游去追求放达！表明了一位有原则、有节操的政治家的风度。 《离骚》爱国思想另一突出表现是在对楚国人民和山川的系念上。“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样的诗句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是《离骚》中民主性的精华。诗篇在结束的地方奏出了热爱祖国的最强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在这之前，诗人在想象的王国里，自娱自慰，他下定离别的决心，备瑶车，驾飞龙，琼枝为菜，美玉为粮，向高空远远飞驰而去，奏《九歌》之曲，翩然跳起《韶》舞，达到光明的天空。回头下望，忽见楚国故乡，便踏足不能前进。“蜷局顾而不行”这一情绪的突变，具有极大的力量，无限的爱国深情仍然弥漫在宇宙之间，也弥漫于世世代代读者的心头。楚国虽然混浊黑暗，但哪怕是在幻想中，他也不忍离开，因为这是他的祖国。 在《离骚》中，最让人感动的是诗人不倦的追求政治理想的精神以及对祖国坚定不渝的热爱之情。他追求美，追求善，与一切丑恶的事物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同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 这种精神无比强烈地震撼着人心！ 《九歌》本是夏代的乐曲，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乐章的名称。相传禹有《九歌》，启也有《九歌》。屈原这一组诗，用了“九歌”之名，实际是11篇。 其中前9 篇祀神，第10篇是《国殇》祭鬼，第11篇是尾声。按神鬼的性类可分三类：（1 ）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2 ）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3 ）人鬼，国殇。描写第一类神的歌辞，比较庄严，宗教的祭祀的意味较浓。第二类的神是介于人神之间的，可以说是近似神话中的人物，诗人以人神之恋终归失败的主题，间接地反映了诗人的失望、孤独的痛苦心情。而国殇的描写没有神秘的幻想成分，是一首反映现实的赞歌。这样看来，《九歌》是有组织的，它可能是用于大规模祭祀典礼的完整乐章。 祭神歌舞是古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楚国巫风极盛。王逸的序言就说，楚国南方沅湘一带地方，民间风俗相信鬼神，喜欢祭祀，祭祀时必定奏乐歌舞来娱乐鬼神。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信仰，把鬼神当作一种实际存在，人们通过专门职业的“巫”，可以和他们来往。由男巫（叫做觋）女巫装扮成鬼神的形象，表演一些鬼神故事。这些多半是爱情故事，以此来娱神悦神，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神的“福助”。这种巫歌、巫舞、巫调可以说直接催发了《九歌》的产生。《九歌》中屈原塑造了诸神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宗教意识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象都很优美，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诸神的外形，但是作品写他们或降留或远举的飘飘渺渺之态，写他们喜怒哀乐，写他们真挚的恋情，并创造了优美而充满芬芳的环境，自然让读者通过想象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绝美的形象。但是不论作者用怎样的笔调去写众神的追求、等待，最终归结于失败。在整个描写中，我们总感到笼罩着一种孤独、惆怅、绝望的情绪。而有时常常又会出现一缕希望，只因为这点希望又隐约可见一个彷徨的形象。这些正是屈原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种种感受的移植和投射。因而《九歌》的主旨依然是现实的。 《天问》是我国古典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几乎全篇都以问句构成，称作《天问》，也就是问天的意思，这在古代语法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在《天问》中，作者从天地未形的远古写到楚国的现状，先问天文地理，再问历史传说，由远及近，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鲁迅赞叹道“怀疑自遂古之初， 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 屈原生活在学术文化蓬勃发展的战国时代，对于当时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都有深刻的理解；经过深沉的思索，对许多问题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他首先问天。昼夜分不出，浑沌一片，谁能研究清楚？充满着的只是朦朦胧胧没有形状的气体，怎么识别它？月亮有什么特质，死了又能复生？ 天门还没有亮的时候，太阳在哪儿藏身？等等。在这一类问题里，屈原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探索开天辟地的传说、天体的构造、日月星辰的运行，等等，摒除了上帝神灵一类的观念，而且对当时的一些说法不满足，大胆地表示怀疑，有科学的意味，意境宏壮，气象开阔，和《离骚》中描写遨游太空文字相表里。 其次问地。鲧不会治水，众人何以要推荐他？大家只说不用担忧，为何不去督促帮助他？地上从东到西和从南到北，以哪个的距离为长，等等。这一类问题从鲧治水开始，因为洪水是远古时代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洪水退了之后，才能“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屈原对鲧的遭遇，发生了一连串的疑问，表达了对鲧的同情。接着又问大地的形状，问到昆仑山，问到日照不及的地方，问到何处冬暖，何处夏寒，问到各地奇闻异事，奇禽异兽，奇花异草，问得瑰丽多彩，虽神奇而不迷信。第三问夏事，其中穿插了关于女娲、虞舜等若干问句，表现了屈原的历史观点。在屈原的历史观点中，有反传统的精神。对禹这位“圣王”没有给他戴上光圈，只是问他是怎样遇到涂山氏之女，与她在台桑婚配？夏启传说是贤君，但屈原只提到启窃取《九辩》《九歌》，包含了对他的批判态度。当时一般人把夏亡归罪于妹喜，屈原表示怀疑。夏桀用装饰着鹄、玉的鼎俎敬飨上帝，上帝也享用了，为什么夏桀亡了国？这也是对上帝的怀疑。以上诸问，都表现了屈原反传统观念的精神。最后问殷周两代事，其中穿插了舜事，还有春秋时齐、吴等国事，最后问到楚事，还写到自己。这一类问题，也表现了屈原反传统的精神，更包含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他问到比干有什么过错，遭遇到压抑沉沦的命运，雷开只知道阿谀卑顺，却得到封爵和黄金！何以圣哲德行相同，但到头来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梅伯苦谏被剁成肉酱而箕子却装成疯的模样。 天命反复无常，惩罚的是谁？保佑的是谁？诗中全都是问前世之事。前世如此，在屈原当时不也是这样吗？在《离骚》中屈原提出“举贤授能”的“美政”，这里他是用问的方式更巧妙地表达。 《九章》一共九篇，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通行的本子是这样排列的：《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章”这个总名是汉代人所加的。《九章》这个名称与借用专名的《九歌》《九辩》不同，它是标明了实际篇数。 《九章》的思想情绪与《离骚》大体相近，而艺术方法不同。它主要用写实方法反映作者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断及当时的思想情绪，因此有较准确的史料价值，是了解屈原生平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读《抽思》，可知屈原曾放汉北；读《哀郢》，可知屈原曾流放到郢都以东的遥远地区；读《涉江》，可知屈原曾从今天的武汉一带流浪到荒凉的湘西；读《怀沙》，可知屈原曾从湘西奔赴长沙死节。这四篇艺术性也较强，是《九章》的代表作。 《九章》由于风格不完全一致，有几篇的思想与屈原一贯的思想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从清初的顾成天起，历来有不少研究者怀疑其中几篇非屈原作品。因为资料的限制，还不能够得到明确的结论。这里仅选择性地介绍以下四篇主要内容。 《桔颂》，屈原借桔树的形象表现自己坚持的理想。这种通过咏物言志的写法，开创了咏物诗的先例，对后世影响很大。诗先咏物，写得芬芳满纸。 写桔树，禀受天命，不可迁移，生长南方。写它绿叶白花，纷然茂盛，层层枝条，锐利的刺，圆圆的果实，青黄交杂，文采灿烂。接着借物述志，赞美桔树的特性，赋予桔树理想的性格，如“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梗其有理兮”等。这里赞美桔树，同时又是表达自己的志趣，二者溶合一起，充分表明了屈原对祖国的忠诚。 《抽思》是屈原谪居汉北时的作品。“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是屈原自比，所以知道是他在汉北时作品。“抽”是引出的意思，引出自己的思绪，向怀王陈辞。篇中有“与美人之抽怨兮”，表明了题意。 在《抽思》中，诗人委婉曲折地描写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痛苦的心情，有着强烈的撼动人心的力量。起句“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在这种深深的浩叹之中，把读者带入了诗境：长夜漫漫，秋风四起，被种种痛苦缠绕的诗人，此时深深地沉浸在重重忧思之中。他只有把自己的一片心情，缀结于言词，陈于楚王。他对怀王的糊涂昏愦、听信谗言，给以指责与批评，抒发了对郢都的怀念之情。诗这样写道：“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大意为初夏之夜是最短暂的，但在忧愁的我来说，一夜长似一年。从汉北到郢都路程是遥远的，但是对怀念故乡的我来说，梦魂在一夜间却来去许多遍。……这种魂牵梦萦，表达了诗人对楚国的郢都一时一刻也不能忘怀的心情。这是屈原作品中忠诚祖国主题的又一次表现，诗人内心的惨痛也深深地感动着读者。 屈原在《哀郢》中，极力写他怀念郢都的心情。从他离开郢都写起，曲曲折折，写出了许多经历和感触，一直到收尾的“乱词”，他还是悲叹“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郢都将要沦亡，自己也不肯辱死于敌人之手，振兴国家的希望破灭了，自己连狐鸟的命运也不如，不可能回到故乡了。大约在这之后不久，他终于来到离长沙不远的汨罗江畔，怀石自沉了。 《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词，是说怀抱着沙石投河而死。屈原写这篇作品，是在长期的哀思之后，又经历了郢都沦亡的变故，最后来到寂静的山林之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坚信自己的道德品质“内厚质正”，正是君子所赞美的，但是由于党人的鄙劣，使自己理想不能实现，在那个社会里一切都是颠倒错乱：“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没有是非，没有真理，有才能、有理想的人被湮灭，而且还要遭到小人的嫉妒和迫害。他清楚看到在那个社会自己无路可走，只有死才能解除这一生的痛苦，才能表朋自己的忠贞之心。篇末明确地说“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大故即死亡之意。这首诗表现了他一贯的思想：保持美好的品质，决不变心从俗，他的行动也是“受命不迁”。 关于《招魂》的作者，司马迁说是屈原，王逸说是宋玉，现在人们一般相信司马迁的话，承认《招魂》是屈原作品，但是尚没能取得一致看法。《招魂》招的是什么魂？是生魂还是死魂？是作者自招，还是招别人？这些问题都有分歧。 从作品本身看来，应该是自招生魂，但诗篇中生活的描写，当是君主的享受，而且结尾处又明确提到“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又像是招楚王的魂。楚怀王曾被骗，在秦国囚禁了三年，终于悒郁而死，归葬于楚。屈原按照楚国风俗为之招魂，也是非常自然的事。 《招魂》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引子；二是招词，告诫魂不要到东、西、南、北方去，也不要登天或入地，因为那些地方存在着许多可怕的事物，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接着开始劝魂赶快回到楚国来，回到郢都来，因为这里有极奢侈的享受，极安乐的生活；三是结尾，描写与王一起打猎的情形，写到时光不驻，写到江南景色，呼唤着“魂兮归来哀江南”。诗中深蕴着报国无门而仍然热恋故国的沉痛感情。《招魂》还保存着古代一些神话传说，有宝贵的认识价值。与《九歌》《天问》一样，《招魂》的形式来自楚国民间，它是楚文化的特产，《诗经》里没有，后来的北方民歌也从未有过。《招魂》还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高度的文化水平。 从以上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楚辞》简直就是一部“命运交响曲”——一部抒发屈原乃至当时文人身世遭遇、激情哀怨、理想追求的“交响曲”。 其间交融着对楚国历史的回顾与楚国前途的展望，回响着战国时代的时代之音。它不仅是屈原、宋玉等个人的哀曲，更是为楚国与楚人民的命运呼唤、呐喊的绝唱。 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品，有《卜居》和《渔父》。这是与屈原时代相近的楚人创作的有关屈原的故事。这两篇作品对了解屈原的思想很有价值，艺术性又很高。都采用对话形式表达思想，体裁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而更接近于散文，是楚辞文体的一个变种。 《卜居》的内容是讲屈原被放逐，“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于是去请教太卜郑詹尹，请他卜一个卦，看看应当怎么做。篇中假托问卜决疑，从正反两方面提出八对问题。其实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已经是肯定正面，否定了反面，无所谓“疑”。作者不过是借暴露反面的东西来烘托屈原的思想，表明了强烈的爱憎感与是非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数句，鲜明生动地概括了当时统治集团的是非颠倒。“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以上几句，颇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作品文辞优美，思想也深刻。 《渔父》诗假托渔父与屈原的问答，表现屈原不肯同流合污的顽强精神。 司马迁将这首散文诗作为屈原事迹载入《屈原列传》。这首诗通过一位打渔的老头——大约是一位隐士，同屈原的几段对话，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 渔父认为既然世界很污浊，何不多挖些烂泥弄得更混些；既然大家都喝醉了，何不也去喝个痛快。但屈原不赞成，他说，洗了头要把帽子弹弹，洗了澡要把衣衫抖抖，……我宁肯跳进江心，葬身鱼腹，也不愿让洁白的品质，蒙上世俗的污垢。 对比之下显出屈原情操的高尚。《渔父》比《卜居》更具故事性，文章末了写渔父说服不了屈原，于是微笑着敲着船帮，唱着歌而走了。形象很生动，并富有戏剧性，而这些动作表情形象，为我们生动地说明这两种人生观的不可调和。 《九辩》是楚辞的重要作品，是宋玉的代表作。“九”不是数词，“九辩” 与“九歌”一样，都是古代神话里的乐曲名，取题“九辩”是为了借重它的盛名。 宋玉的历史我们不清楚，相传是楚襄王的小臣，有才而不得重用，也是一个宦途失意的人。王逸《楚辞章句》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颇有文人习气，所作《九辩》，模拟屈原，但又有他自己的独创。还有《招魂》一篇，也有说宋玉作。此外还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这些赋已开汉赋先声。赋里反映出宋玉在楚王左右的“词臣”生活，其中也有些委婉的讽喻。 《九辩》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其内容甚至字句都有许多同《离骚》《九章》相似的地方，其主旨则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首诗文采优美，开头一段写秋，已成为千古传颂的佳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意为悲伤呀，寥落的秋天气氛，草木凋残而变得枯萎。凄怆呀，远行的游子登山临水，送别将要返回故乡的远客。用草木凋零的秋与失意游子的感触交织在一起，就把悲怆的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接着诗人用两段文字写江河水落，鸟虫之音，尽力渲染秋天的萧瑟气氛，抒发了寄居异地的游子孤寂、空虚迷惘的心情。 情景相生，历来被称为《九辩》中最精彩的部分。因此，宋玉的名字就和“悲秋”相联，也许正是在宋玉的影响下，“秋”成了历代诗人常研习的题目，从而创造了数不清的写秋佳句，以秋景写凄凉意已成了诗人的惯用伎俩。《九辩》在内容的容量上不能与屈原相比，鲁迅说《九辩》“凄怨之音，实为独绝”，道出了《九辩》的主要特色。 除宋玉之外，司马迁提到的唐勒、景差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在《楚辞章句》中，还收了一批汉初作家写作的“楚辞”，内容大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吟咏屈原事迹，成就不大。但是从这些作品却可以看出楚辞向汉赋的过渡，又可以了解汉初人对屈原的认识，所以还有相当的价值。 寄情草木美人驱使日月风云《楚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辉煌的诗集，这辉煌是由屈原所创造的。 在诗集中，诗人展现的美善而痛苦的灵魂，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而作为文学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以缤纷多姿的表现手法，给中华文化艺术的宝库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离骚》被称为最动人的抒情长诗，《天问》被称为奇特的诗，《九歌》被认为是文学史上有着永久魅力之作，等等。这些评说，不仅仅在于作品对个人经历和悲愤之情的抒泻，而更在于这些作品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 诗人以超现实的手法，表现现实世界中的情与事，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幅奇妙的幻境。读者在这艳丽的虚幻世界中，把握形象特征，理解精神气质。画面是宏伟的，想象的空间是广阔的，魅力是永存的。《楚辞》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两大特色，下面我们以《离骚》等篇为例，简单评述。 第一，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离骚》的前半篇，表现诗人勤勉自修，以期求合于楚王，为国出力，诗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些诗句在衬托屈原形象的同时，使人感到草木的芬芳，把人带进了一片幽美的境界。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经过这种艺术手段的升华，就能供人咀嚼而回味不尽。在上半段诗中，诗人用了很多芳草的名称，如“秋兰”“江离” “蕙”“留夷”“揭车”“木兰”“薛荔”等等，并拿它们充当“自我”的佩饰，其意义就是在暗喻自身品性的芳洁。这种比兴手法，在屈原笔下用得自然，并有很强的表现力。为了表现诗人的希望，诗写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这一小节以芳草喻贤才，以培植贤才表现诗人自身遭黜后，虽被茫茫的绝望所包围，但他在黑暗中依然闪射出希望的火花，表现了一种不屈服的精神。 他企图自己培植贤才，给楚国带来新生，谁知希望之苗早被黑暗的现实无情地剪断。像这类诗句在《离骚》中很多。总体来看，屈原的作品对芳草意象的驭使，不是一种随文设喻，而是反复出现，与诗情交融在一起，有着一种系统的象征义。本诗从诗人佩饰芳草写起，到培植芳草，又写道以“芰荷” “芙蓉”制作衣裳；诗中出现“党人”之后，芬芳世界出现了一片衰景：“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对比中可以看出芳草一方面表现“我”品性的芳洁，以及对这种芳洁修治的执著不变；另一方面表现着贵族党人的毫无操守和贱俗可鄙。把这些意象流动起来看，它们之间发生着冲突，芳洁被诋毁，贱俗被赞美。这种冲突，便是诗人所要表现在现实中的情感。诗人有着“美” 的理想，所以他在幻化般的境界中展示了一个与浑浊腐烂的现实社会相反的美的芳香世界，这就是宋人朱熹所概括的“寓情草木”。在《桔颂》中，诗人以桔树的形象来象征“我”美好和坚贞的品质，精神是美的，字面也是美的。在《九歌》中，这种手法也运用得较多。诗中凡写到居室、用具、赠品，无一不是香草香花。为了迎接湘夫人而筑成的水中居室，竟全是用香木香草盖成的。这些写法绝非仅仅构成境界、创造诗情的氛围。在屈原诗中，它们是美的使者。这种写法虽非真实，但是通过幻化的逼真性，给读者留下广阔联想的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第二，驱使日月风云，运用神话传说。先看《离骚》的后半部分。诗人借助想象，从现实世界腾飞而至天界，风雷云霓和日月都为所驱使，叩天阍，求仙女，饮马咸池，表现了诗人那颗忠诚、正直的爱国之心，他在一再受到打击、挫折的情况下仍激情冲荡。诗人所展现的虚幻世界，又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补充。诗人借此抒泻他的求索和哀愤。诗中写他对理想求索的一段，气势壮盛，景物宏丽。 诗曰：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天界的行途中又是：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诗人驱月神为向导，令风神作随从，羲和为之驾车，凤凰飞腾为之开道，云霓飘渺前来恭迎，整个天空奇丽多姿，烘托着诗人惊动天地的求索气势，反衬出下文受到的冷遇，使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叹息更加痛切。诗人转而向下界寻求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个女子，……他上下求索，但是天上人间一样无理想可寻。在叩神问卜中，他听从了神的旨意，决定远离。 朝发天河渡口，夕至西天尽头，凤凰承旗，蛟龙搭桥，八龙婉婉，云旗委蛇，屯车千乘，去周游天宇。在光明的天空中，忽然下视望见故乡，仆夫悲伤，又停了脚步。幻境结束，诗人回到现实世界，又跌进无路可走的苦恼之中。 “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感情激荡，达到顶点，最终因不堪去国而尽命。《离骚》中这些神奇的幻想境界，系统地表现诗人追求、绝望、彷徨、眷恋等种种感情衍变流程。展现幻境，利用美女和神话故事，象征情感，也是屈原作品的一个总的特色。《九歌》是一支支恋爱之歌。这些诗歌写人神恋爱，终归失望，这与《离骚》中求女屡次失败的情节是一致的。这些悲剧，象征着诗人在现实中遭谗被疏后的矛盾、痛苦的心情。《天问》中每一个问句都包含着色彩斑斓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在一百七十多问中，不仅仅有知识之问，还有生命困惑之问。诗人以地问、天问、人问结成完整的系列。他企图在一系列的追问之中寻找到一个终极的价值，使得生命得以支撑起来。屈原没有能够澄清他生命的困惑，所以他不得不以死来保持他完善的人格。 屈原作品中的比兴手法，体现着它与代表中原文化的《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关系，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屈原作品中，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诗词创作的主要手法之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直接哺育着后世文人的创作，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宋代著名词人苏轼、辛弃疾等。诗词中寄托手法的运用，正是由此而来。值得单独一提的是《离骚》中屈原独特地首创了一些有美的气质的女子，并以女性自比。 这种比兴被辛弃疾《摸鱼儿》词所继承。如果不以屈原诗作注，似乎难以解通这首词。“娥眉遭妒”的比兴方式演变发展，屈原是源，辛弃疾是流，寄言之妙，成为后世词家的专长。以幻境来写现实的表现方法一直被广泛沿用。 李贺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 另外，《楚辞》在语词中“兮”的运用，也是一个特色。这是炼句技巧的进步。这个“兮”字在句中或末尾出现，使得诗更有韵味，读时，在轻重徐疾之间，显示出更多的变化，使得声调活泼悠扬。 对《楚辞》的研究过程中，屈原的精神品质备受人们的推崇，这是评价中的主流。不过对屈原的行为方式持批评与贬低态度的，世代不乏其人。从扬雄“露才扬己”的批评开始，历经魏晋唐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对屈原尤其他的怀石自沉，都曾有所指责。在责难中我们可以看出批评者的思想印记。 一般说来大多不否定屈原崇高的人格，这些责难的作品多是从屈原的悲剧命运中，总结政治斗争的教训，阐发个人关于仕途和人生的见解，达到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的目的。人们已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反离骚”文化现象。无论什么样的批评都不必作简单的否定，它有着复杂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楚辞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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