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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丁择义
一份报纸的创始人对于这张报纸的办报理念及报纸特色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创报之初便在其一系列行为中体现出了“敢言”的思想，并在他实际主持的10年期间将“敢言”的思想付诸实践，即“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大公报》是“敢言”思想形成的阶段。
在中国一份报纸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者的个人能力和态度，“敢言”思想的形成与英敛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讲一下人生经历是怎样影响英敛之的，以及为什么能够使他敢于直言。我们都知道英敛之坎坷的前半生使得他具有了坚韧的品格和无畏的精神，这点是任何成功者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但我想有几点值得注意，英敛之是满族人，又在22岁时信奉天主教，这样有趣的身份“组合”就使得英敛之在政治上既不可能产生推翻清政府的思想又不可能去维护旧的体制，因此他推崇的是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这点与康梁的维新观点可以说是相同的。例如：1898写过《论兴利先除弊》，对康有为的一些政治主张表示钦佩。到1902年，这时英敛之已经36岁，已经快过而立之年，前半生苦苦求索报国无门的经历，使得当他遇见，能够办一份报纸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机会出现时，可想而知英敛之一定是会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倾注于这份报纸，从其日记本扉页上的一首诗可知道他对于办报的理念。一定是区别于其它报纸的追求经济利益和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目的，而是指摘权贵，开启明智。
再者，从客观方面讲，《大公报》报社设在天津的租界区，而非北京，我认为这点对于其以后的敢言尤为重要。其一，北京是政治中心，舆论高压，而天津是通商口岸，思想开放。当时选址时英敛之也有过苦恼，不过最终报社建设在天津。其二，在租借区内，也使得当日后《大公报》遭袁世凯当局封杀时仍能够继续发行。并且，报社成员的安全有一定的保障。
还有一点大的环境的说明，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1902年6月17日创建之时，八国联军占领天津2年，《辛丑条约》签订近一年，联军的“都统衙门”统治天津。而《大公报》的一些指摘权贵的文章，不会像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有新闻检查制度，因此文章的发表也算是在乱世之中才得以如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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