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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2年，《大公报》创刊之时，北方仅存在四五家报纸，因此《大公报》本身创立便有着非常的意义，更何况英敛之“敢言”的思想，便使得当时舆论环境死气沉沉的北方有了一份有分量的报纸。
“敢言”的思想是社会对于《大公报》的肯定，因此，日后新记大公报继承了“敢言”的思想，从而使《大公报》的现实意义大为提高。
“敢言”思想可以说是《大公报》一切理念的一个魂，正如言论自由对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作用一样，“敢言”的思想可以说是《大公报》人实现其“忘己之谓大，无私之谓公”，“四不主义”，“公、诚、忠、勇”等理念的基本，只有“敢言”为先，才能够为人民而言，为国家而言，为民族而言。
借用王瑛的一句话，提起《大公报》的评论，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敢言”。它敢于抗大官，敢于为民请命。英敛之自始至终坚持保皇立场、宣传改良主张，但其指斥权贵、为民请命的“敢言”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仍然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