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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1年12月18日 19:15
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一起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这一计划被国府驻美大使胡适闻知，胡立即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
1917年9月，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 留洋七年，又是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高足，胡适讲授洋学问得心应手，但讲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修养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 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听讲者大为惊骇。 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遭受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他后来曾就此事说过，“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 在激进学生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满身霸气，具有梁山好汉气概的同舍好友傅斯年，他向其讲明一切，希望傅能以自己的威望制止这些学生。 同与不同 傅斯年与顾颉刚于1913年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傅入国学门，顾入哲学门，尽管研究专业与禀性脾气不同，但两人很快成为好友。 傅斯年在国学门就读，对哲学没有多大兴趣，顾颉刚劝他“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接受了建议，专门去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此后，傅同顾一样，开始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正如顾颉刚在回忆中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这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 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一些学生认为，这个胡适居然大胆到想割断中国的哲学史。他们说这是思想造反。胡适多年后曾回忆：“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感慨：“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群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这短短的几句话，流露出胡适的心迹，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胡适对傅斯年等几个学生的学问确是佩服的，这种佩服含有个人感情在内，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 傅斯年的好友程沧波回忆：“胡适原来不是‘经生’，而偏想钻进‘经生’的圈子，傅孟真有做‘经生’的渊源资格却跳出这个圈子。胡傅同是可爱的人物。然而，胡适之糊涂得可爱，傅孟真是敏锐得可爱。可爱是同，然可爱的缘由不同。”正是有了这样的“同”与“不同”，在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才促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打手或斗士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的第二天，时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刻作复员北平的准备。 傅斯年舍不得经营多年，且布满自己亲信的史语所。了解到他的想法后，朱家骅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研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 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被委以重任，他的头脑尚属冷静，也深知北大在天下儒林中的份量，更深知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学界领袖胡适在美国。于是，傅提议让胡适回国主持北大，又于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自己不敢承袭如此名誉和重担开脱。 傅斯年一番有板有眼，声情并茂的陈述打动了蒋介石，后者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氏尚在美国，在其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其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引起相当一部分入会者的反感，讥讽他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 重庆会议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10月底，傅斯年曾前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后，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同时誓言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 蜗住在北平的伪教员们一看傅斯年摆出那副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架式，既惊又怕又怒。其中，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曾立下宏心大愿，要以八年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巨著《商周彝品通考》。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了。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他当场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 由于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做法，有些伪北大教职员公开宣称傅斯年是胡适的一名打手，但傅却不承认，他在史语所复员南京时的酒会上，公开对众人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顾问国事 纵观傅斯年一生，多有党同代异之举，且常冠之以正义口号，但在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他确曾竭尽全力有所贡献。比如，他曾单枪匹马将孔祥熙、宋子文挑于马下。 抗战期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大豪门政客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损公济私，大肆贪污受贿，国人虽恨之入骨，但又莫之奈何。 1938年7月12日，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具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的恶行。尽管傅氏这尊“大炮”发出的炮弹，弹道正确，弹着点并无偏差，但“老大”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故作高深状不置一辞。此举引发了“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 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证据，准备在参政会上一起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但这一计划被国府驻美大使胡适闻知，胡立即以老朋友的身份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傅斯年并不理会这位老师的好意，决心“除恶务尽”。 面对傅斯年破釜沉舟般的凌厉攻势，蒋介石甚感棘手，一面尽力偏遮，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材料交蒋本人处理。 蒋托陈布雷游说傅，陈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达目的决不会罢战言和，遂提出为了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等说词，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一策略果然灵验。 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尽管这一改变无形中使弹道的着力点出现偏差，火力也大为减弱，但仍使朝野大哗，孔祥熙差点就此倒下。 不久后，蒋介石下达手谕，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氏财富的来路。众人一看孔祥熙失势，胆气顿生，纷纷拥上前来，借着傅斯年射出“炮弹”的浓烟，给予孔祥熙一顿乱棍飞击。在内外力量猛烈夹击下，孔氏终于崩盘散架，倒地不起。 傅斯年一炮轰走大瘟神，举国振奋，“傅大炮”这一名号也随之名动朝野。但令国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倒下后宋子文又迅速崛起，其恶行较之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搅得官愤民怨。 傅转动炮口，于1947年初，连续刊发三篇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前两篇在《世纪评论》刊出，后一篇刊发于著名的《观察》。 这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目，也摘载了傅斯年刊于《世纪评论》的另外两篇文章。主笔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储安平所言不虚，傅氏文章刊发后，整个社会为之震动。 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双重打击，宋子文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得重蹈孔祥熙的复辙。在傅氏的战斗缴文发表后不久，便提出了辞职。 作者为现代文化史研究者
【作者：岳南/文 】 (责任编辑：黄玉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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