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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本”之衰 文│萧婷 作为少数民族，中华帝国的新统治者们殚精竭虑，企图为满族人营造一个独立的居住、文化和制度空间，从政治和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特质和优势，但那个曾经彪悍、淳朴、纵横天下的马背民族，还没等到王朝倾覆，已然老迈衰朽了。 "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即女真）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世宗本纪》 大约五百年后，1636年（明崇德元年），当皇太极读到这段金世宗忧心后世子孙渐失女真纯朴之风的感叹时，心有戚戚焉。这一年，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希望能与“大明”产生某种连接；这一年，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任用汉族官员；这一年，他也深深感受到汉文化对满文化的巨大冲击。 读罢《金世宗本纪》，皇太极把亲王、贝勒、固山额真、弘文院大臣系数召入宫中，训令说：“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法汉俗……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据后世学者考证，当年“从龙入关”的满洲士兵只有区区5.5万人，就算加上老弱妇孺也不过20万人。面对关内上亿汉人，作为新的统治民族，如何在驾驭这个国家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有清一代，清政府推出了旗民分治、国语骑射、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等政策，企图在空间、文化和制度上把满汉隔离开来。但在融合力巨大的汉文化面前，这些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 当清朝度过二百六十余年的岁月走到它的终点时，满族人口也增长了二十倍，但除了衣冠制服，其言语习俗，已与超过三亿的汉人同流。 北方狼族 20世纪40年代，一次在延安散步时，毛泽东问范文澜，满族是一个东北的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统治了？ 在此三百年前，皇太极曾给出一个答案：“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咸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 单以骑射功夫，当然远不足以解释清兴明亡之谜，但作为一个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满人无疑对此非常自傲和自珍。 在满洲士兵所向披靡击败几十倍于己的明军的过程中，皇太极对汉军的庸懦、文弱、腐朽深有感触。入关以后，八旗士兵会不会沾染汉人习气？如何在占绝对优势的汉文化面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对此，皇太极十分忧虑。尽管朝臣们曾多次进言，劝他改着汉服，但都被皇太极拒绝了，主要原因便是汉服不方便骑射。不但自己不改汉服，清朝统治者还强令天下男子都改着满洲人的服饰发型。
什么是满族的文化精髓？皇太极总结为：国语骑射。从此，“国语骑射”与大清的国运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国之本。 国语指的是“满语”。熟读史书的皇太极深知失落本民族语言，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1634年他在上谕中说：“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它国之语也。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一天，乾隆皇帝看见十五阿哥永琰手中的折扇题着“兄镜泉”三个字。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年方15岁的十一阿哥永所书。“镜泉”二字乃是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看似一件小事，却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他告诫两个儿子，读书是为了讲求大义，切不可寻章琢句，沾染了汉人的习气。他强调说，满人以国语骑射为本，绝不能效法汉人。长此以往，终有一天满人要改变衣冠，更易旧俗，那可非同小可。最后，他还命两位皇子把自己说的话贴在书房的墙上，以便时时提点言行。这件事让尚年幼的十五阿哥永琰印象极深，以至于多年后他继承大统成为嘉庆皇帝，仍然向大臣们提起此事。 为保住满洲人“国语骑射”的传统，清朝统治者们可谓煞费苦心。入关后，清廷规定八至十八岁的八旗觉罗子弟（指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必须入学学习满文。同时，满人若想通过科举求得升迁，必考的一科就是翻译。顺治年间规定：满洲、蒙古考试能通汉文者，翻汉文一篇，未能通汉文，只作清字文一篇也能过关。雍正初年，则增设了翻译秀才、翻译举人、翻译进士三个层级。这样满洲人凭着过硬的满语就可以谋得要职。 而康熙皇帝干脆把满汉之间的界限缩小到能否骑射上：满洲若非此业，即成汉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恢复了古代狩猎制度，在河北建立了木兰围场。每逢秋天便率领皇子皇孙，八旗子弟木兰围猎。康熙帝本人也的确是精于骑射的个中高手。晚年，他曾自豪地向臣子们历数一生获虎153只、熊12只、豹25只、猞猁20只、麋鹿14只、狼96只、野猪133口……其余小兽不计其数。他曾在一天之内就射杀了318只兔子，这是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企及的数字。乾隆皇帝也效法祖父，年近八旬仍率领子孙到木兰围场狩猎，而且还打中三头鹿。 为了时刻提醒满洲人不忘国语骑射的根本，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侍卫校场和八旗校场立了训守冠服骑射碑。碑上不但镌刻了皇太极关于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训令，还强调：“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 即便如此，入关仅仅百年，满洲人骑射的粗疏，就连一个初到清国的朝鲜使臣，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 乾隆三十年（1765年）冬，35岁的洪大容终于随叔父洪率领的朝鲜使节团来到了北京。来中国一直是洪大容的心愿。他既想结交一些中国的名士宿儒，也想见识一下民风彪悍的满洲人骑射的本领。 第二年正月，当洪大容随叔父盛装朝拜过乾隆皇帝后，刚好赶上东华门内举行的一场数百京中满人参加的射箭比赛。本以为能一睹满洲武士骑射风采的洪大容却大跌眼镜。他在游记《湛轩燕记》中记载了比赛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 射者虚胸实腹，高提后肘，姿势虽好，距离箭靶不过三十步，但极其才力，终未见一箭中的。不惟不中，且歪横或出十步之外；其误发者，皆失色战栗，似有畏惧。看过射箭表演后，大失所望的洪大容感慨道：“胡人长在骑射，而疏于如此，未可知也。” 事实上，乾隆初期，乾隆皇帝在一次武职人员的引见中就已发现，这些所谓的满洲武士“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又发现吏部从满洲子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等内阁侍读学士中，竟有好几人“清语平常”。 满洲文武大臣觐见时，不能用满语与皇帝对答，满族官员在奏折中仅使用汉字，即便使用满语也文法不通、纰缪甚多……类似的记载在乾隆朝的史书中俯拾皆是。每每发现满洲人失去国语骑射的传统，乾隆皇帝便痛心疾首。他屡次申斥：“身系满洲，而清语如此，能不愧惧乎？”“清语不熟，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诸部所笑。”“夫弃满洲之旧业，而功习汉文，以求附于文人学士，不知其所学者，并未造乎汉文堂奥 ，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爱耶？惧耶？对于汉文化，清朝的统治者们始终处在一种纠结的心情中。一方面，他们对汉文化倾心仰慕，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惧湮没于汉文化的海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官方的文化政策总是摇摆不定，自相矛盾。刚刚还在告诫满洲子弟不可粗鄙无文，不读圣人之书，马上又警告满人不能效法汉风丢掉自身传统。 据乾隆年间编纂的《清语易言》一书记载，清中期即便是生长在内城的满人孩子，从小也是先学汉语，长大入学后才开始学满语的。满语在满洲人中已经失去了母语地位，它的衰落就不难理解了。 满汉之隔 除以国语骑射进行文化自保外，有清一代，统治者们还一直试图从社会空间上对满汉进行隔绝，防止满人被数十倍于己的汉人湮没浸染。 顺治五年（1648年），入关不久的顺治帝发布上谕：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劫杀抢夺，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光景，何日清宁。此时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 在官方话语中，防止旗人恃强凌弱、骚扰民间，是清政府最终痛下决心，实施满汉分居的诱因。现实中，满汉冲突也的确让统治者不胜其烦。进京刚刚20天，一牛录就因强奸民女而被弃市。不久，多尔衮又下旨严惩了“强买市场毁伤民间”的旗兵。就连汉官顺天巡按柳寅东也上疏建议，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但让清政府下决心不惜大费周章也要推进满汉分居的深层原因，显然还是为了保持满人的民族纯洁性。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从空间上隔离，更能避免满人沾染汉人习气的了。 一纸令下，几万内城居民不得不一起迁往外城。汉人们拖儿带女，饱受迁徙之苦的情形，从汉官魏象枢的奏疏中可见一斑：南城块土，地狭人稠，今以五城之民居之，赁买者苦于无房，拆盖者苦于无地，嗟此穷民，一廛莫必，将寄妻孥于何处乎？ 而内城则按照八旗编制被重新划分。正黄旗居德胜门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 白天，汉人可以到内城上朝、进香、做买卖，但晚上六七点钟，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便即下锁，直至夜半三更正阳门才再开一次，以便让上朝的汉官进入内城。不少到外城游宴的满人，也乘此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倒赶城”现象。 在京城以外的许多城市，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由低矮城墙隔绝开来的满城。作家李人在小说《死水微澜》中勾画了这样一幅清末川西满城的风情画：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 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但如此诗意、闲适的满城，并没有阻挡满人汉化的脚步。事实上，由于清廷不鼓励满人从事当兵以外的工作，因此封闭的内城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瓜果蔬菜、针头线脑，乃至饮用水都需要外城汉人供应。 康熙后期，内城通衢要道上商铺已鳞次栉比。雍正年间，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外的饭馆、酒铺生意兴隆，值班的八旗兵丁常到此沽酒、吃肉。怕旗兵吃酒误事， 朝廷不得不下令两门外禁止卖酒。这些生意兴隆的酒肆，大都也是汉人所开。 清史研究专家刘小萌在对清代房契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由于旗人生计日蹙，把内城房产偷偷卖给汉人的现象越来越多，旗民不交产的规矩渐渐被打破。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迁移中，泾渭分明的满汉居住界限渐渐模糊。 嘉庆六年（180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西成奏称，各省民人在内城卜居者，较之旗人已有十分之二三。自顺治初年，这场民间与官府围绕内城居住权的博弈，终于以民间完胜收场。此后清政府默许了这种满汉杂居的现实。 没于人海 时至清末，国语骑射早已成为白头宫女口中的前朝旧事。即便是慈禧太后本人也不会说一两句满语。满洲人觐见说满语的虚文，干脆彻底废除了。 皇太极也许想不到，他曾屡屡在人前夸耀的“八旗子弟”，二百年后竟然会成为游手好闲者的代名词。 为了让满洲人成为国家干城，入关后清廷就免征旗人差窑、粮草和布匹，只服兵役。八旗子弟一出生就注定了吃粮当兵的命运，一旦被拣选为披甲人，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早年间，北京人用“铁杆庄稼老米树”来形容具有稳定收入的旗兵。有清一代，八旗兵丁的饷额也的确不低。就饷米一项，高者每人每年可领46斛，低者也有22斛。这种待遇比一般的七八品官还要高。 同时，清廷规定八旗子弟不得随便离开旗地、不得从事民间技艺、不得经商、不得与民人通婚等等。这些条条框框旨在保证八旗子弟的纯洁性，同时也把他们逼进了以吃粮当兵为唯一出路的死胡同。 完全脱离生产的满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成为一群仰食父兄，不仕不农不商不贾、非农非兵非工之徒。为了打发无边无际的空余时间，八旗子弟把各种玩意儿玩出了绝高境界。提笼架鸟、携鹰逐兔，秋天斗蛐蛐，冬天怀鸣虫。 为了遏制八旗子弟这种耽于享乐之风，乾隆帝曾下令北京三千户闲散旗人移往黑龙江拉林屯垦。可北京旗人久已脱离生产，好逸恶劳，哪里吃得了这份苦？“插队落户”没几天，就纷纷潜回北京了。 清中期，八旗男丁已从最初的5.5万人增长至22.2万人。可相比之下，八旗兵额只增长了一倍半。人口众多，又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旗人生计日蹙。据《道咸同光四朝奏议》记载，许多在京旗人“家人多有衣不蔽身，食不充腹者。隆冬饥寒交迫，流离载道……只靠城内各处粥厂分赈，尚可苟延残喘”。即便贫困潦倒，许多旗人架子不倒。《随园诗话》中记载的旗人鄂二爷，终日玩鹰养马，饮食嬉戏，不到十年就把百万家资挥霍一空。 与旗人丧失生存能力相辅相成的是，八旗兵丁的腐败荒怠。八旗兵坐享钱粮，三五成群，或在城中嬉戏，或到郊外闲游，或者整日流连于勾栏瓦肆之间。曾经的骁勇善战、勇往直前，早成了经年往事。清末，醇亲王奕寰检阅在京旗营的操练，竟然有一人从马上跌落下来，摔断了腿骨。一查问，那个人竟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打磨厂卖臭豆腐的，怎么会骑马？”原来花钱雇人出操，已是京城尽人皆知的秘密。会操已毕，旗兵们纷纷卧于附近胡同烟馆的幔帐之后，捧着大烟枪拼命吸。 八旗士兵衰弱的极端体现是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起事后，各地八旗士兵竟然不堪一击。最后，清政府只好依靠汉人秀才率领农夫，担当起保卫社稷的重任。所谓的社稷“干城”，国家“股肱”，此时已成为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象。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到了清末，就连汉人妇女裹脚的陋习也流行于满洲妇女中间。就算清廷三令五申不许旗女裹脚，仍有人顶风作案。清季，木兰秋已废止多年，昔日满洲子弟纵马驰骋的木兰围场，也已成为周围农民的垦荒之所，而最后一个来到此地的皇帝则是被英法联军驱逐出京城的咸丰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作为少数民族，满洲的统治者们殚精竭虑，企图为满族人营造一个独立的居住、文化和制度空间，从政治和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特质和优势，但那个曾经彪悍、淳朴、纵横天下的马背民族，还没等到王朝颠覆，已然老迈衰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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