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村历史上的“公粮”
北京地区历史上粮食生产为农民自由生产，历代朝廷均对田赋有不同的规定。
商周时期，即已经出现了劳役地租的形式，战国时期实行计亩征租，秦汉时期实行地产比例征租，唐以前实行定额地租，唐初在幽州地区推行均田法，唐中后期，实行“赋出于地、役出于丁”的两税法。唐初，幽州地区推行均田法，规定男丁18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老人、残疾人给田40亩、寡妻妾给田30亩，并均有20亩永业田。唐代，幽州（今北京）人口稠密，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粮食生产发展及经济地位的重要。
明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颁行赋、役归一，役归入田赋征收的“一条鞭法”。清顺治三年（1646年），朝廷制定《条鞭赋役册》，顺治十一年（1654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对《条鞭赋役册》进行修订，雍正二年（1724年）始，实行丁摊于地，役在赋中的摊丁入亩法，清雍正十年（1732年），再修订《条鞭赋役册》时，将各项杂税列入田赋。
清代，顺天府（今北京）各县的田赋有地粮、旗租，升科（民买旗产地）、杂征、代征等，均为征银，其中，杂征项包括雍和宫香火、开垦的荒地和沙淤地、寺院香火地等9项。
民国十二年（1933年），北平（今北京）的田赋分为地丁、租课，地丁包括册地大粮、旗产升科、黑地升科、新升科、旗租改粮5项；租课包括旗租、地方税、学款、警款等7项。有的县田赋分为户粮股、旗股、升科股，其中，户粮股包括27项，升科股包括3项。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以前，民国政府的田赋为征银。1940年始，民国政府改征银为征实物和粮食为主，1941年，宣布随赋征购粮食。当时，伪北平市公署社会局强迫农民按限价售粮，而且滥派、滥收、甚至武力征购粮食。
1938年～1948年，在北平与河北省交界地建立的根据地（解放区）内，人民政府实行以土地为课征赋税，按土地产量征收粮食，群众被称之为“公粮”、“爱国粮”。征购粮食的政策是：合理负担，采取自议，按种粮多少、好地劣地折中、亩数、人均等办法，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一般每亩征收粮食折合小米26～36斤。
1950年，根据地亩产量，确定各村负担亩数，当年交售公粮标准：山区一个负担亩不超过20斤，新解放区一个负担亩不超过22斤；非灾区不超过总产量的20％，灾区不超过15％。农村交售公粮以百斤小米为标准，折谷子135斤、白玉米150斤、黄玉米135斤、黄豆120斤、黑豆120斤、折代金1000元（旧币）。
1951年，“公粮”征收强调多征实物少征款，并以征粮为主，粮食中以征收谷子为主，其次是花生仁。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的暂行办法》。
自此，全北京市各郊区县执行国家“粮食统购统销”。
11月始，各郊区县成立了“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并派出工作组，调查各乡粮食生产、消费及余缺情况，研究制定粮食购销计划。同时逐级组织学习班，学习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然后组成工作组到各乡开展粮食统购工作，工作组进行“余粮卖给国家”、“节约粮食”的宣传；分配统购任务到各村、各户。
郊区县划分粮食余缺标准是：留下每户全年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和应交的农业税，还有多余粮食的为余粮户，不余不缺的为自足户，不足的为缺粮户。
1954年，参照耕地产量、当年灾情、粮食消费等，实事求是估算余粮，防止强迫命令。但，也有的地区采取“以统购任务套产量”的作法，估产偏高，造成统购任务增加，农民留粮减少，致使出现粮食紧张。
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对粮食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措施。按照《指示》，各郊区县拟定“三定”计划，并逐级布置到各乡。8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粮食“三定”的具体政策。各区县层层贯彻落实。
定产：各乡村成立评议小组，根据本地土地质量和生产条件，把粮田划片分等，按每等土地的常年产量，用农户占有每个等级的粮田面积，计算农户常年产量。
定购：根据有关规定，计算每户农民的留粮，对余粮户收购其余粮的80％～90％。粮食丰收的地区，实行增产增购，增购数量不超过增产部分的40％；受灾减产的农户，根据灾情适当减购或免购。
定销：定产与留粮数持平，为自给自足户，国家不购不销；小于余粮为缺粮户，国家给予定销粮。
“三定”数字经过自报公议，民主评议，报乡政府通过，乡报县政府批准后，张榜公布后落实到户，定产、定购三年不变，定销一年核定一次。
北京市郊区农村执行“三定”后，国家对余粮部分不是全部征购，而是“留一点”的原则，由地方自己掌握，一般为征购余粮的90％～95％，近郊区为80％～90％，对“富农”则征购95％。
1955年，北京市征购粮食总量占总产量22.48％。全北京市农民人平均留粮253.5公斤。
1958年，北京各郊区县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原来的粮食“三定”改为以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粮食征购继续执行定产、定销。
1958年，各公社纷纷建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组织的大炼钢铁、修筑公路、大搞水利建设的“三路大军”，也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造成了粮食的严重浪费。
由于浮夸风的影响，高估产、虚报粮食产量，使征购的粮食数量增加，造成有的生产队按上报产量完成征购任务后，既缺口粮，又缺种子粮和饲料粮。一些生产队交售“过头粮”，把留的种子粮也交售了。其中，浮夸风造成的影响巨大，1958年，北京市核实的粮食产量只占预报产量的61.2%。
1959年～1960年，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北京市粮食征购执行“购九留一”政策，即征购余粮队余粮的90％。
1960年，一些区县农民全年平均口粮标准由上年190公斤下降到140公斤，县人民委员会号召广大农民把12个月的口粮安排为13个月，有的生产队最低口粮曾经安排每人每月7.5公斤～9公斤。
1960年，按照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对于多产粮食和多提供商品粮的人民公社实行奖励办法”的规定，实行征购粮食加价奖励，执行至1961年底。
1961年，北京市对粮食征购提出“活包干”、“死包干”的办法，由生产队选择，多数生产队选择“死包干”。1962年以后，北京市郊区农村粮食征购采取“死包干”，即统购包死，多产不多购，减产不少购。当年，从夏粮征购开始，实行收购粮食奖励工业品的政策，奖励品种有棉布、胶鞋、针织品、食糖、购货券等。
1962年始，大部分区县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增加，低口粮生产队的口粮标准随之有所提高，另外，一些农民从自留地、十边地得到补济，获得一些粮食。
1963年～1964年，实行征购粮食“一年一定”，每年春天核定粮食统购任务。1965年秋季开始，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三年”，稳定三年不变。
1971年始，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要求，各区县执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的政策。执行10年。
1982年1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通知》，3月，北京市政府也下发了相应的《通知》。各区县开始执行粮食“征购包干”。当时，各区县的粮食生产均有较大发展，下达到各公社的粮食“包干”总任务均高于北京市下达给区县的任务，各公社实际完成的任务均高于下达的任务。有的区县规定：完成粮食包干任务的生产队，可自由处理余粮。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从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合同定购，至此，北京市实行了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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