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红楼梦”

介夫 　　乡先贤张树侯有云：“古人谓作史需有三长，曰：才、学、识。吾谓作字亦然。生而有妙之笔姿，此才也；所见多，所习久，则学也；而尤需不振于大名，不囿于风尚，则存乎其实矣。三者之中，识为尤要。即有才有学，若识不足，亦恐误入歧途，枉费功矣。”这种强调识的见解，虽说是指撰写史书和写毛笔字，但也可以用在品读“红楼”上。 　　经典《红楼梦》，品读的时候，由于读者身份的不同，也就自然滋生出各异其趣的阅读效果。鲁迅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则从中看见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日暮途穷，看见了大观园里一个个青春少女之美的毁灭。这说明《红楼梦》的意蕴是十分丰富的。 　　《红楼梦》体现了曹雪芹的审美理想。 　　一提起《红楼梦》，人们自然会想起《金瓶梅》，因为二者都采用了网状结构。所谓网状结构，就是小说的结构仿佛一张大网，其中有拎起全篇的主线，又有纵横其中的支线。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情节，都像是一根根网绳，经作者细针密线，巧夺天工地编织进去，成为整个一张大网的有机组成部分。抽掉或割断其中的任何一根，整张网就会破裂以至散开。在网状结构这一点上，《金瓶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种结构有一百回只一回的特点，具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如果作者组织得精美，那么作品能达到浑然天成的地步。 　　清乾隆年间的《红楼梦》，虽然继承了明中期小说《金瓶梅》的网状结构，但是，《红楼梦》不是模仿性的作品，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根本性的创新。《金瓶梅》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地狱世界，那里到处充满着谋财害命的故事，看了之后只会让人产生绝望之感。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营造很强的悲剧气氛的同时，作者也自始至终为我们安排了许多富有理想色彩的因素。正因为此，我们看了后，忧伤的同时，却也看到了人生希望的曙光。例如：在《金瓶梅》里，潘金莲和李瓶儿同是西门庆的妾，按说应该和睦相处，就因为李为西门庆生了个儿子，潘看到将来西门庆的家产要由李瓶儿一枝继承，便大开杀戒。先设计害死西门庆的儿子，后把为西门庆生儿子的李瓶儿也气死了。到了《红楼梦》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照我们理解，薛宝钗和林黛玉是一对情敌。可曹雪芹并没有让她们二人也像潘李那样自相残杀，而是特意为我们读者安排了“情真意切释猜嫌”这样的感人场景。在这一场景中，宝钗为黛玉的病出主意想办法，愿意为黛玉提供燕窝，要她每天熬燕窝粥食补。黛玉真心感激宝钗，一切猜嫌烟消云散。这里就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事实上猜嫌是由黛玉引起的，宝钗对此则浑然不觉。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全书而言，宝黛向往追求的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和以这种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种爱情婚姻观，正是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时。它是曹雪芹审美理想的体现，它的毁灭才算是悲剧；而宝玉与宝钗的结合，由于宝玉出走，导致宝钗独守空房，按照对悲剧定义的理解，就不能算悲剧。宝钗可视为殉道者，她殉的是封建主义之道。今天有人说，书中还写了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这说法值得商榷。 　　曹雪芹把他的审美理想全寄托在大观园里清净洁白的女儿身上。尽管宝钗思想观念不可取，但她会做人这一点是成功的；作为青春少女，她自然也有迷人的地方。黛玉的花，宝钗的药，妙玉的茶，都令人心醉。黛玉的诗人气质，宝钗的博学多识，湘云的品格纯正，也令人神往。然而，全书对已婚妇女则没有好感。王夫人成了摧残宝黛爱情或直接或间接的人，邢夫人是贾赦的一条走狗，王熙凤对下人充满了邪恶的生机，办事的女人如王善保家之流则是十足的爪牙和帮凶。其实，已婚女子并非一律是“死珠”“鱼眼睛”。女子婚后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魅力的，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婚后的安娜并没有成为丈夫的依附者而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她可以在卡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单独出现在社交场合。她可以独自奔走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还有，像哈代的小说《还乡》，其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也非常让人喜欢。她是一个美丽聪慧、充满魅力、热情奔放、特立独行的女性，荒原人视她为“女巫”。她嫁给姚伯，不仅因为爱情，也因为世俗的“目的性”：她希望通过嫁给姚伯而离开荒原，摆脱沉闷无聊的生活，去巴黎享受城市的快乐。可是偏偏姚伯厌倦了城市的生活，返回家乡，想投身于乡村的教育事业。于是两个人在人生向往与道路选择上便有了巨大的冲突，最终导致悲剧。表面上看，游苔莎似乎是个轻浮虚荣的女人，向往城市的物质生活，其实她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勇于冒险的女性。丈夫的理想不是她的理想，她不想委曲求全、苦苦等待，而是出走、私奔、寻找自己的道路。哈代对她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而是把她塑造得很美，很有生命光彩，不仅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激情，而且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绝对不是简单的为了丈夫而活着的女人。在《红楼梦》里，也有一个摆脱了对丈夫的依附而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人，即王熙凤。她的珠光宝气的衣饰，她的呼风唤雨的气概，她的耐人咀嚼的谈吐，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作者在写她时，也与写书中其它女人一样，没有持肯定的态度，而是给她安排了“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命运。曹雪芹以“清”和“浊”来区分和定义“女儿性”和“女人性”，说明他在追求诗意的审美王国的过程中，在纯净化的过程中，过滤掉了更加复杂的真实的有关女性的定义。 　　《红楼梦》最突出的是个性化的语言。晴雯性急而爽利，骂起小丫头来不留情面，“哪里钻沙去了”；对于宝玉的过分体贴有时候还不领情，“不用你蝎蝎螫螫的”。这样的话黛玉当然说不出来，而在主人眼里笨笨的、自称不会吵嘴的袭人也说不出来。 　　什么样身份的人说什么话，什么样性格的人说什么话，且说出的话无不根植于其人生活领域内的土壤之上。大体而言，《红楼梦》语言分作者叙述语言及书中人物语言两类。作者语言倾向性很强，一看便知。有很强的表达效果和艺术感染力的是书中人物语言。《红楼梦》适合于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大量的诗词歌赋需要有一定的古诗词修养方可读懂。 　　水平很高的诗词歌赋反映出人物的个性。　　　在《红楼梦》之前或同期的一些小说作者，也习惯在书中写些诗词歌赋。但它们的价值是不可与“红楼”相提并论的，因为它们只是作者为炫耀自己的才情而写进去的，其实，这些诗词歌赋与书中人物形象之间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红楼梦》则不然。诗如其人。林黛玉写的诗就像林黛玉这个人一样。《问菊》一诗就很鲜明地体现了黛玉“孤标傲世”的个性。同是动作描写，林黛玉是“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幽雅而内敛；史湘云是“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洒脱而不羁。风格各异，文如其人。薛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借海棠告白了她作为冷美人的个性特点。“二木头”迎春不会写诗，于是曹雪芹就让她写出非常拙劣的诗，这正是为了服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环境描写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林黛玉进贾府”中，有大量关于院落方位的环境描写，这不是为读者提供一个房样儿。黛玉入府，从始终没有开启中门来看，不是大事；从贾府女眷几乎全部出场来看，也不算小事。从这不大不小的事上，作者除了正面描写出场人物外，还通过环境描写向我们暗示人物性格。我们从贾政院落轩昂壮丽与贾赦院落小巧别致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贾母的偏心。在贾赦院中，为什么要写假山树木呢？在他正室中，为什么要写“许多盛装丽服之姬妾丫鬟”呢？这是在写贾赦的好色，树木山石可以遮人眼目。这一点与今天的人写小说不同。当代的一些小说，环境描写摆脱了依附人物的地位而走向独立。在人物形象上，红楼人物是立体的；而今天人写的小说里，人物变成扁平的了。例如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主要人物王琦瑶就是扁平的，她像是一个符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在《红楼梦》中，医药、园林、服饰、饮食、绘画等描写，也是为情节、人物服务的。如描写凤姐的服饰，华丽的细节不厌其多，而关于林黛玉的服饰，却基本上没有，这一实一虚的安排，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作者邮箱：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