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汽车社会”。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再次突破1800万辆;2011年8月,中国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亿辆大关。
这只是开始。研究者认为,我国汽车保有量将在2025年达到3亿辆的峰值。作为对外依存度达六成的石油进口大国,油价因波斯湾局势可能上涨的消息令全社会紧张。对中国而言,每年因汽车增长而增加的石油消费达3000万吨。原油短缺,正在持续挤压中国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公众对PM2.5的关注,日益紧逼的节能减排,都将矛头指向了与日俱增的汽车尾气。 中国人多地少、缺油少气,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节能环保的“绿色出行”之路。不止是石油,中国的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性产品,均面临同样困境。 “绿色转型”,是所有专家的口头禅。但是,若无科学合理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美好愿景。 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完善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煤电价格关系”被重点提出。一些能源业界人士认为,2012年必是“资源价改集中年”。 国内有种观点,能源关乎国计民生,价格必须考虑民众承受能力,应尽量低廉;从决策部门的考量看,能源价格相对偏低,亦可以稳定CPI。 而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要增加供给、抑制消费,涨价是最有效措施。中国能源价格因各种原因而整体偏低,不足以真实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 历史上,管制能源价格有过积极意义。中国近年出口高速增长,与低廉的能源资源与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 国际能源署统计,我国附加在出口产品上的能源间接出口,占能源消费比例的28%,而美国是6%,欧盟7%,日本10%。 这形成了一个悖论:作为能源短缺大国,我们一面大量进口油气甚至煤炭,同时又等同于大量出口能源,还要承担生产出口产品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 价格管制会起到暂时效果,却会引发长期消极效应。各方面越来越认识到,国内实行较低能源价格,对遏制高耗能产业发展不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曾形成过资源价改方案,但因利益分配复杂及保民生的种种顾虑,改革停滞不前; 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召开了“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随后2007年通胀来袭,改革方案搁浅; 2009年,“资源价格改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列为首要工作,是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资源价格改革”; “十二五”开局之年,《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又提出“要推进成品油、电和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择机实施居民用电阶梯电价”…… 让人欣慰的是,2011年年末,资源税改革方案终于出台;天然气价改试点,亦在两广地区推开。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2011年年末表示,要在2012年“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试行居民阶梯电价制度,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方案”。 一些专家认为,延缓能源价改,对控制通胀效应有限。能源价格上涨转嫁到最终消费品的程度,会因各种因素而大打折扣;但能源价格合理回归,一些因受隐形补贴而虚增的产能就会被迫退出市场,反有助于降低投资拉动的通胀。 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可以采取直补方式,即直接发钱,而不是鼓励其大量使用低价格能源。 能源价改时不我待。已经明确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及越拧越紧的气候谈判,逼迫能源价改无法再延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崩盘,曾是中国能源价改的一个较佳窗口。如今,中国必需抓住有利时机,坚定推进能源价改,不能再失去机会,也再失不起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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