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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自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止，共历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士族已无法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而居帝位。此时，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人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生于公元276年。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方士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月，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又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又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方士族王导的全力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东晋朝的实际创立者。自比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时人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立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尽全力，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人物对晋室心存疑虑，甚至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饮宴，周叹气说，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还将他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非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文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氏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人们习惯把司马氏家族称为“马氏”，把王氏家族称为“王氏”，王家和司马氏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 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氏势力不抵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而已。 “王马共天下”显示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一朝，士族权臣几经更易，但“主弱臣强”依旧。在琅琊王氏以后又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至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士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食是二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至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元帝担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胁自己的统治，从不给予支持。因此只给祖逖一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屡次大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而此时朝廷中权臣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而死。 东晋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矛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父兄，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臣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大惊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大将军、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手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心王氏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氏势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大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至今铭记在心，我想这话不会一朝而尽吧?”王敦言辞咄咄逼人，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无法控制，就劝元帝派心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手握重兵的王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石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士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大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身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无可奈何地感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还琅琊，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手，我当返归琅邪，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手让给王敦了。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子，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人，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行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而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安定局面。反之，则引起士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并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氏势力，变乱自不能免了。 庾氏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子、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人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亲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权。王导等人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一人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庾、王二人相较而言，王导辅政比较宽和，注意笼络人心。史书说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一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用法严苛，排斥异己，妄杀大臣，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峻来往密切，互通书信，意欲将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后，就想除掉司马宗。恰这时中丞钟雅告司马宗谋反。庾亮乘机下令右卫将军赵胤率军逮捕司马宗，并立即将其杀掉。因司马宗为王室近支，经常上朝，且满头白发．故成帝称他为白头翁。过了些时日，成帝未见司马宗上朝，便问庾亮：“前日的白头翁怎么许久不见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谋反，我把他杀了。”成帝听了，气得流着泪说：“舅舅说谁反，谁就被杀；假如有人说你谋反又如何处置呢?”庾亮平时总以为幼主易欺，遇有异己便私自处置，却没有想到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居然敢跟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庾亮自恃有太后撑腰，自己握有兵权，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加快了打击异己的步伐。历阳太守苏峻，因明帝时讨伐王敦有功，威望一向很高，且部下甲杖精锐，对庾亮专擅朝政很是不满。庾亮就设计夺其兵权，坚持征诏其入朝为大司农。 苏峻决定拥兵自守，抗拒诏命。他对朝廷使者说：“既然上面说我要造反，难道还有活路?我宁愿在山头上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里望山头。过去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行。现在狡免既死，猎犬自然当烹。但我一定要向阴谋者报仇。” 咸和二年（327年）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等发兵都城，讨伐庾亮。苏峻攻打京城时，顺着风势放火，烈焰冲天，所有宫庙、宫室、官署都化为灰烬。他还纵兵抢掠，侵逼宫女，驱役百官，一时间京都内外哭声震天。官库所藏的金银布匹等物，都被苏峻洗劫一空。苏峻自称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又随意任命亲党，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时的成帝则被软禁在一间仓库里，苏竣每天都到成帝面前放肆胡言。王导担心会有不测之祸，就试图护卫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携二子逃走了。成帝的侍从刘超和钟雅也密谋护卫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苏峻就派人逮捕刘、钟二人。成帝当时抱住二人，不让士兵拉走，并悲泣着说：“还我侍中、右卫。”但来人哪里会听从这位小皇帝的旨意呢?刘、钟二人最后惨遭杀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大将军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等人联兵攻打下，苏峻、祖约之乱终被平定。苏峻本非门阀士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士族联合击败。 苏峻之乱，给东晋王室带来又一次剧烈变动。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几成废墟，民生凋敝，怨气沸腾。劫后余生的庾亮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任以保存实力。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朝中大权又归王导之手。自从庾亮因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就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庾亮出朝，镇守芜湖，是对王导的一步退让，但只是暂时的。庾亮在外期间力主经营北伐，但他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军政大权，企图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继以北伐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成果，并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345年，庾翼临死，坚持让自己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朝廷不允许他的请求，派谯郡的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桓温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真是驱走一狼，又来一虎。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皇帝梦碎 东晋立国几十年，连遭王敦、苏峻叛乱，元气大伤。自明帝、成帝之后，又传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十年中，虽无大的建树，但朝政总算清静了许多。兴宁三年（365年）3月，哀帝司马丕因服丹药中毒而死。会稽王司马昱便与褚太后商议嗣位之事，因哀帝无子，只好令其弟司马奕即位，这就是东晋第六任皇帝，即晋废帝。废帝司马奕即位后，内有会稽王司马昱处理政事，外有大司马桓温统帅军务，废帝便成了一个有位无权的木偶皇帝。桓温(312—373年)是晋明帝的女婿，与庾翼关系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时，就以桓温为前锋官。庾翼死后，桓温任荆州刺史，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成果，拥有荆、梁等八州的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长江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势力急剧膨胀。此时的桓温，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增强自己的名望与实力，在东晋朝廷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他上表伐蜀。当时蜀汉皇帝李势骄奢淫逸，不理国事，朝中矛盾重重，被诸强灭掉只是时间问题。桓温立志伐蜀，不等朝廷诏准，就率兵直指成都。第二年三月，桓温攻克了成都，李势投降，蜀汉灭亡。 桓温的威名日盛，野心也日趋膨胀，他所统辖的八州所有人力物资都不听从国家调用，甚而逐渐产生了自立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过立功于河朔，可以接受九锡殊礼。他曾经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寂然无为，将会被汉文帝、汉景帝所嘲笑的。”众人听出他有野心，都不敢对答。他又抚枕起身说：“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穆帝觉察到桓温存有谋反之心，故对其北伐，虽不敢竭力反对，但也不加支持，甚至从中多方阻挠。他任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与桓温作对，使得桓温的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哀帝时期，桓温建议迁都洛阳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众大臣的一致反对。桓温遂决定采取进一步夺权的行动，伺机发动宫廷政变。公元371年，他将司马奕赶出皇宫，将其先降为东海王，再降为海西公，并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桓温废立的本意是想要晋文帝禅位于自己，或者由自己入朝摄政。简文帝司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马昱时常感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了，心郁成疾，结果只当了8个月的皇帝，便于次年7月病死了，时年52岁。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急立其子司马曜为太子，即孝武帝，又封另一个儿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并遗诏桓温辅政。 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料仍然只是辅政之责。他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自己九锡之礼，为禅让做准备。大臣谢安等人见他病入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后不久，桓温就病死了。 桓温苦心追求多年的皇帝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实际上，他控制了东晋政权，真正阻碍他登上皇位的是来自在朝的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他们凭借在朝中拥有的潜在力量，扼杀了桓温的野心，维护了东晋司马氏的帝位，保证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利益。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再到桓温之死，其间时间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命悬一线的一年半。这一年半，皇权处于最低点。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有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最低点，门阀士族的权力却急剧膨胀。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完全是由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东晋王朝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司马氏皇权不兴的局面被打破，这首先归结于陈郡谢氏谢安在政坛发挥的作用。 主相之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谢安少年时代就善于清谈，享有盛名。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当时士族王、谢并称。桓温死后，谢安任尚书仆射，与中书令王坦之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他采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实行德政，宽宥小事，使文武大臣都听从朝命。人们将他比作王导。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这也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氏威望在朝中日益增高，于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前秦在帝王苻坚时，国力强盛，他率众百万大军来取东晋。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坐镇指挥抗击前秦的军队。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征召可以镇御北方的军事人才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谢玄组织的北府兵，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于北府，后来分散开来的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老将和流民武装（江淮老将也出于流民武装），再征发一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 淝水之战一役，东晋的北府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留下了“草木皆兵”的经典故事。淝水一战既胜，谢玄火速派人送来了捷报，这时的谢安正在深山别墅里和客人下围棋，等待战斗的消息！他看完了捷报，就随手放到床上，不露喜色，继续下棋。客人问起战况如何，谢安才平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经破贼！”等到下完棋，回到内室时，谢安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过门槛时竟绊了脚，连木屐的齿都折断了。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多么善于矫饰情感，稳定人心了！ 淝水之战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继续上演。当时，“清谈玄学”盛行一时，官僚士族的贪污营私和为非作歹，对现实的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士族，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所以，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了。这突出的表现在主相之争方面。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原本关系微妙，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时就已出现。淝水战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被排挤出建康，不得不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次年四月出居广陵，当年八月病死。 谢安死后，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谢玄也在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第二年正月死。到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一帜。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正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他一改简文帝清谈治世之风，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谋求振兴皇权。此时的皇权振兴，主要依靠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这种辅政体制就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东晋朝廷由此又呈现出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 桓玄称帝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一切听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摆布。司马道子终日沉湎酒色，真正是昏君乱臣当朝。此时，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长江上游的桓玄。隆安二年（398年），太原王氏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最终失败被杀。这时桓玄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方各郡即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八郡。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各政治势力之间已演变成自相残杀。司马元显首先发难，进攻割据长江中游的桓玄。桓玄列举元显父子的罪状，起兵讨伐元显父子。他们顺流东下，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廷大仅。随后，桓玄又剪除了刘牢之，将东晋王室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也早就萌生了篡位的野心。在设计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他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12月，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退位，废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家族，狂妄自大的桓玄便轻而易举的消灭了东晋朝。 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404年4月，北府兵将领刘裕等乘机起兵，杀入建康。桓玄抵挡不住，便挟持安帝和琅琊王西逃荆州。刘裕追击荆州，桓玄大败，舍下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4个月。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业已虚弱，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桓玄死后，刘裕迎安帝重新回到建康，继续做他的白痴皇帝。刘裕驱逐了桓玄，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刘裕以庶族之身收拾残局虽易，代晋建宋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相当长的准备和积累。 刘宋代晋 刘裕，字德兴，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还做过小买卖，受过“京口之蠹”刁家大姓的欺侮。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困难时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后来他追随刘牢之，勇悍善战，屡立大功，成为北府兵中的名将。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一百天就被刘裕打倒了。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了灭晋而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自公元410年至417年间，刘裕北伐，消灭了南燕、割据四川的谯纵和后秦等政权，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和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刘裕因战功赫赫，被晋安帝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和青州二州刺史，后又加任兖州刺史、扬州刺史，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庶族代表人物刘裕的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拥有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府重镇得以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下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亡统帅，是北府兵的主力。东晋初期，北府兵的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后来，谢玄重新组建北府兵，由刘牢之实际统领，开展了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军事活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为北府统帅。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非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北府兵开始经历由门阀士族军队向庶族军队的转变。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此时的北府兵已完全成为庶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它镇压了由另一些庶族孙恩等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北府兵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建康附近，打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在刘牢之之后，刘裕能够迅速卷土重来，并成为他驱逐桓玄，镇压卢循，进行北伐和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庶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带来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试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践。 此时，年过60的刘裕自知时日不多，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想伺机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很机敏聪慧，他看到刘裕举止反常，心怀鬼胎，担心安帝被害，便日夜守在安帝的身边。就是安帝的饮食，也是自己尝了之后再给安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谁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17日，琅琊王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派中书侍郎王韶之迅速入宫行动。王韶之急忙入宫，指挥内侍用布条做结，套在安帝的颈上，将其生生勒死。安帝死时，年37岁，在位22年。安帝死后，刘裕令人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司马德文明知道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朝中尽是刘裕爪牙，自己无一亲信，无法追究，只有忍气吞声。司马德文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恭帝在刘裕心腹的逼迫下，为表彰刘裕推立有功，下诏封刘裕为宋王。 刘裕本希望晋恭帝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毫无让位之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劳那么大，晋室皇帝又那么没本事，还不如让宋王当皇帝。这风声越传越广，先是下头人传，后来朝中大臣也这么说，好像晋恭帝理所当然就应该把皇位让出来似的。 不久，刘裕的亲信傅亮便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诏书，请恭帝再亲手抄一遍。晋恭帝只能拿起御笔照抄。他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甘心所愿。”420年6月，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宋王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宋开国。东晋最典型的政治特色是门阀政治。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他指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换言之，一旦皇权、士族和流民三方力量的发展被打破，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势必终结。东晋灭亡和刘宋开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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