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状元下海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然而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

一代实业巨子张謇在1926年8月24日离开了人世。全国政界、军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以发唁电、撰写挽联等方式悼念这位先行者。

差不多一年之前，1925年7月，张謇度过了一段悲凉岁月。他毕30年心血创办的大生纱厂被上海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虽保留了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在江浙财团手中。从1922年以来，棉纺业的行业性危机和大生集团的内部管理问题，最终导致他30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已经73岁的张謇回忆往昔，自己反复审度，投身实业和教育，真可谓是“一意孤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而“幸而利，幸而成”，然而又“至于钝，几于败”。他感叹自己“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刺激

张謇所生的时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潜伏好几十年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外来因素，而趋于恶化。而社会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也在欧风美雨浸染下发生着变化。洋务运动尽管步履蹒跚，也开启了一代新风。一部分眼光远大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商品和资本的力量。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便宣称，“计洋商（每年）之利，当不下三千万”。而士农工商四民分工的老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张謇便是其中一位。在中法战争之后，他就认为，“中国须兴实业”，而士大夫当仁不让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甲午战争后，他更是以状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业。

对于张謇为何放弃正途功名、进入最上层阶层的可能，而进入大部分国人看不起的工商业之列，一般都会提到他作为儒家强烈的济世和爱国情怀。不过，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颇重要的因素。

直到1894年，42岁的张謇仍然奔走在科举之途。毕竟，他从幼年开始入学，是这个世代务农家族的唯一读书人。张謇十五岁进入科场，因为“冒籍”引发的连锁问题，前后五年张家几乎倾家荡产，张謇精神上也创巨痛深。他曾说自己“在青年未尝一日高兴”。此后，他便在科举和客幕之间流连，求取功名仍是第一目标。1885年，张謇应顺天乡试，获中第二名，是南方士子的魁首，可惜接下来在礼部会试中屡屡败绩，多年科场消磨，张謇决心就此罢手，在日记中时有流露。当听闻一位老友客死旅顺的消息时，他写道：“凄婉天涯，名心益冷。”（《张謇日记》，1894年正月初六日）

但是这一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76岁的老父亲希望儿子能够金榜题名，张謇为安慰老父，便在二月赶到京城应举。孰料这次竟顺畅无比，一直到四月二十日点了状元。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次日，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

能够得中状元，除了张謇本人才学非凡之外，清流人士的长期奖掖也极为重要。在1894年前后，朝廷洋务清流对峙，新科及第的张謇是清流领袖翁同的门生，他卷入朝中党争，亦积极主战，战后又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的罪责。

然而，毕竟有十余年出入幕府的眼界，和在家乡办实事的经验，张謇又与其他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清流人物的守旧不同。甲午战败后，他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张季子九录·政文录》）

此时，父亲的去世，把张謇拉离了活跃而复杂的京城政治生涯。他匆匆回乡奔丧，按照本朝的成例，在家守制三年。不到半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依照《马关条约》，日本人可以自由在中国内陆设厂办企业。这年夏天，张謇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

一场战争和一个条约，对中国人堪称精神上的当头一棒。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冲击也刺激张謇投身设厂自救的实际行动中。

行动

1895年8月，张謇的机会来了。张之洞委任丁忧在家的张謇和国子监祭酒陆润庠（1874年状元）总理南通和苏州商务，筹办纱厂。状元下海办厂，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无比轰动的事。

以状元之尊，从事长期被视作末业的工商业，去追名逐利，其间的内心纠缠不可谓不大。多年后，张謇追述往事，说自己当年决心“捐弃所恃、舍身喂虎”，在内心深处，他始终存在以商为耻的下意识；他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点，便是他做这一切均是为中国大计，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同时，他接受张之洞委托，亦有替读书人争口气的用意，世上都说书生无用，只会空谈、负气，他即使低三下四也要做出点样子来。

大生纱厂在1899年5月23日正式开始纺纱。五年的筹备工作可谓是艰涩坎坷，焦点在于集资太难。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在他眼中，秉政者“蔽不足与谋”。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

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对这段曲折，他的儿子张孝若在为父亲所作的传记中记述十分详细。张謇“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寐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尽管状元名气大，然而张謇一个穷读书人，名不能当钱用，要从别人那里拿到钱款，并非易事。张孝若说父亲那时候到万无办法的时候，常常跑到黄埔滩对天长叹，流眼泪。有时候，张謇还得卖字筹自己的旅费。

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均分官机，作价25万两，官股只是“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是为“绅领商办”。此外，盛宣怀答应代筹25万两营运资金。于是，这年底，纱厂动工建造厂基。此时，纱厂最缺的是流动资金，盛宣怀代筹款不过是一句空言，而各项用款开支很大。从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至二十五，14天之内，张謇给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三件函电，乞求以地方公款解救燃眉之急。大生开车后，经费依然不足，张謇“坐困围城，矢尽援绝，曾无一人顾惜”，每天傍晚他和二三同人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后，张謇接受商董沈亚夫的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如果周转不灵，无花纺纱，便关闭工厂还给股东。所幸当年棉纱市场不错，大生纱厂才柳暗花明，当年便有赢利，1900年纯利便有5万两。大生生产的机纱以“魁星”为商标，以显示状元办厂，藉此扩大社会影响推广销路。

在筹办纱厂的这段时间，1898年闰三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然而翁同此时的处境已极为微妙，不久便被开缺回籍。政海翻云覆雨，仕途险恶。兼之甲午年张謇目睹太后从颐和园回京城，恰逢大暴雨，大小文武官员，七八十岁的老臣，都跪在泥水里接驾，雨水落到红顶子，再滴下来淋到袍褂上，一个个都成了染了红颜色的落汤鸡；太后安坐在轿子里，正眼也不瞧一下。帝国官员，如此没有尊严，且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张謇在写给翁老师的送行诗里，相约“烟水江南好相见”，果然，在京城不过两个多月，他便匆匆南返，跳出政治漩涡，一心去开辟自己的第三条新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当日，张謇答应张之洞在南通办纱厂，心里尚有不甘，他认定自己以状元的身份去求人，忍受各种侮辱和讥讽，和从前入不了眼的人为伍，说些从前不会说的事，是“以爵然自待之身，溷秽浊不伦之俗”，因此常常自己觉得惭愧难当。他未曾料想到，自己充满犹疑不安、筚路蓝缕走出的这一步，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和1897年在苏州创办了苏纶、苏经纱厂的状元陆润庠，以及咸丰朝状元孙家鼐的子侄所创办的阜丰面粉厂等，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传统读书人也可以选择弃文经商，不再局促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扩张

大生纱厂利润总额逐年增长，眼见盈利丰厚，投资入股者自然增多。1903年盛宣怀未曾使用的纱机也被大生吸收，总纱机增加到40800锭，占到当年全国纱锭的11.9%。到1908年大生共获纯利一百九十万余两，除了年息八厘的官息外，股东分红可谓丰厚。

但张謇不满足于仅仅设立一个盈利的工厂。他曾对后来成为大生二厂经理的刘厚生解释厂名的由来：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刘厚生：《张謇传记》）在为大生拟定的《厂约》，首先便说明办厂的目的，是“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

张謇的长久设想，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利用盈利创办新厂，不断扩大再生产，最后形成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盐垦和农田水利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多业共行的大生集团，然后，以实业为基础，“父教育，母实业”，建设一个区域的理想社会，这是他1903年考察日本时，受日人经营城市重视规划的启发。

1900年，为运输大生物料，张謇设立大生轮船公司；1901年，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依靠股份制集资，开垦苏北沿海的滩涂荒地，以期广植棉花，解决纱厂原料问题；1903年在崇明建了大生分厂。在六七年的时间里，张謇在通海地区创办了二十家左右的企业。此外，他还筹建了通州自立师范学校，附设农科、测绘、蚕桑等职业教育学科。1907年8月31日，大生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每位股东都分到了一把绘有公司地图和公司创业史的折扇。张謇用一个半小时回顾了大生的12年历史，他向股东们表达了自己建设一个新新世界的愿望。

新的生产方式逐渐渗入这块古老偏僻的传统之地。张謇开办纱厂之初，南通人不晓得工厂为何物，谣传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故而尽管南通向来是产棉花之地，乡下妇女靠纺纱织布谋生，但纱厂当时所招女工并不多。直到此后谣言渐息，女工才多起来。而大生的管理制度亦充分照顾到本地传统。每到农忙季节，大生纱厂便停产，让工人回乡务农，同时还领着工资；女工生孩子，厂里亦有补贴，小孩需要照顾，可以带到厂里专人照看。

议政

作为地方精英，张謇的经济实力，使得他可以承担起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乱，他和汤寿潜等东南精英人物，推动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实现“东南互保”。一方面，他要避开政府过多的干预，在他所办实业中，除大生纱厂是绅领商办，其他均为民营性质；一方面多年经营实业，同时深谙中国政治，张謇意识到，“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此时，大生的事业方有起色，要发展，东南局势一定要安稳。1901年他又写就两万字的《变法平议》，提出一份社会改革方案。

像张謇、汤寿潜这样具有令人敬重的社会地位、对公共事务有兴趣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朝廷看来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官僚权力结构。于是，朝廷在1904年3月1日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头等顾问官。张謇在日记中说，考虑可能对自己经营实业有利，他便接受了这个新制下的官衔。

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担任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对这个皇族内阁极为失望，预感到全国将为之解体。此后他进京与政府接洽。途中，张謇去拜访了当年在吴长庆幕府的同事袁世凯。

此时袁世凯被摄政王以足疾开缺回原籍养病。两位当年随吴长庆平朝鲜“壬午兵变”的老同事，分手多年后相谈甚欢。这次七个小时的“道故论时”，某种程度上可说决定了几个月后张謇的选择，而张謇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当日中国的走向。

张謇亲眼目睹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实现国族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超越了政治分野，张謇很快主张顺应潮流在共和主义下实现平稳过渡。他还出钱出物资，赞助江苏都督程德全实现江苏的光复。

事实上，正是由于张謇，以及其他来源于传统士绅和商人阶级的精英阶层，一方面抱持着开放和革新精神，一方面又保守着传统的精神力量，以及对政权的不信任态度，依靠现代化的勃勃生机，逐渐摧毁了清廷的合法地位。

影响

1922年，70岁的张謇走到了一生的最顶点。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在他生日前后，南通城车水马龙，马路两旁扎起了彩色牌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看灯会，张謇一人的生日，仿佛是地方事业成功的庆祝。

自从1916年与袁世凯决裂，政治于张謇而言，已经“兴味淡然若水”，他决心抱“村落主义”，经营南通的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诸端，在这江北一隅打造一个现代的桃花源。1920年他又发起组织“苏社”，专门谋取江苏各县的自治，号召不要依赖政府和腐败的社会，图谋地方事业的发展。

小小南通成了民国的模范县，全国各地来的观摩者络绎不绝。在当年的访问者眼中，南通充满现代气息：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图书馆、博物苑、印书馆一应俱全；古老的城墙和城门被废除，代之以新的环城公路。

而南通的自治成绩激励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

张謇一生，可谓是一位亦新亦旧的人物。他受德国俾斯麦的影响，认为富国舍实业与教育别无他途，欲兴教育，则先兴实业。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商，他正式提出“棉铁主义”。三年后，他在研究了晚清40年来中外贸易的材料后，认为列强输入中国的大宗商品棉和铁，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如果再不改变，即使不亡国，也要穷死。因此主张率先发展棉铁，逐步全面振兴实业。而凝聚了他的追求与梦想的南通模式，又深深包含着儒家士大夫“兼济天下”的义务和职责。他的世界观仍是传统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一生为事业生，为事业死。张謇入殓时，家人依照他的吩咐，给他穿上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三年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亲作传，请胡适写序。在序言中，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孝若亦认可此种说法。然而胡适又说，“他独立开辟了数种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成功，或者失败，又岂能涵盖这位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状元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