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学者为何如此失落？

瓜田推荐辞：陈平原先生是北大中文系主任，这是一个有学问也有能力的教授。他针砭的中国大学中对待年轻学者的不公平态度，很有针对性，很能切中要害。目前年轻教师的成长生态环境相当恶劣，再不思改进，被扼杀的人才就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代两代人。陈平原先生说的是观念，而要命的是制度。看看能不能把世界上知名大学的进步观念逐渐变成我们的人才管理制度？

越来越多“学术超男”涌现背后是许多青年学者的失落

关于大学管理，我有四句话：第一，展示愿景——让老师们看到国家的、大学的以及自己的前途；第二，了解自家人——切忌引进未必精彩的女婿，而气走好几个能干的儿子；第三，明确自家位置；第四，善待青年学者。这里就谈后两点。

鼓励学术竞争，这本是好事。可悬得过高，达不到，就容易造假，或养成急功近利、喜欢吹牛的坏毛病。最近，某著名大学聘请讲座教授，要我帮助判断“被评价人在其学术领域的国际排名”：前5名、前10名、前20名。我知道，若勾第三等级，大概就没希望了。可国际排名前5，那是什么感觉？我哪敢随便下笔。也是最近的事，北大中文系招聘青年教师，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追问：你能否保证此人5年内成为本领域的全国前3名。我拒绝了。人家说我傻，你先答应下来，5年后，谁还记得这话？再说，那时你和他都不在这个位子上，谁来负责？可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实在说不出口。什么叫“前3名”，怎么评定，那些40岁以上的副教授、教授全都不做学问了？

我帮美国哈佛大学遴选讲座教授写过推荐信，对方除了综合评论，没问我此君的国际排名，只是列出四个他们认为大致同级别的教授，让我比较各自的长与短，说明为何推荐此君而非彼君。我也帮香港科技大学晋升教授做鉴定，最后一项是比较：这位候选人比你最近参加评审且通过的北大或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正教授如何。这样的提问很具体，也很实在，我能回答；至于国际或国内排名，我不懂，也不相信。

中国大学还没好到那个程度。前些年有大学炒作，愿出多少钱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结果当然是落空。北大设立讲席教授，年薪60万～80万，开始以为很有诱惑力，但联系多位国外著名教授，都不成功。因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解中国大学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大学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大跃进”的效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

可如今，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在吹牛。记得某名校历史系规定，博士生必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才能给博士学位。《历史研究》一年总共才发多少篇文章？照此要求，全被这学校包圆了。即便是训练有素、颇具创见的中文教授，一年能写一两篇好论文就不错了，而且并不一定要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或《文学评论》上。眼下中国各大学明码标价、真金实银地奖励老师们在“顶级学刊”发论文，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这还不说只讲论文而不论教学质量，明显扭曲了大学的职责及精神。

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学都在争抢“大师”或“明星学者”。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则不甚关心，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标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

不久前我在纽约大学演讲，谈及转型期中国学界最受伤的是人文学，尤其是从事人文研究的青年教师。“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容易适应，人文学则很受伤害。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稍微年长的，或足够优秀，或‘死猪不怕开水烫’；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呢，学校压给他（她）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人文学需要厚积薄发，很难适应眼下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的‘时代潮流’，这就导致那些愿意走正路、按老一辈学者的方法和志趣治学的年轻人，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被甩出轨道。”（《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

各大学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年轻学者全都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想问题或从容读书。我再三向北大校方提议：善待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记得我们当年刚留校，系里给一学期时间，让你好好听课、备课，这都是“从长计议”。不像现在，巴不得你今天报到，明天就走上讲台。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若都急功近利，会出大问题的。非常希望暨南大学真能落实此“宁静致远工程”。这样做，暂时效果不一定好，但10年后，定然大有收获。

我在北大读博士时的导师王瑶先生早年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特别喜欢《世说新语》，日常生活中也擅长提炼各种“隽语”。比如，他在政协会议上有一名言--说是当了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等于白说”。这话太悲观了，于是有人给添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白说也要说”。关于当代中国的“大学”问题，我也持此态度。（文：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