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亭》是关汉卿的优秀作品，其间没有红粉飘零的离愁别绪，没有碧草池塘的香闺春梦，没有战云压境的宗社安危，也没有血染桃花的亡国之恸，有的只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倾注出的热辣辣的对于爱情的追求。剧作家没有让笔下的人物成为理学笼罩下一枚空洞的时代戳记，而是成功塑造出谭记儿这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为中国戏曲人物画廊留下了一尊永不褪色的鲜活面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剧中女主角谭记儿是学士李希颜的遗孀，膝下无儿无女，只有每日前往清安观与住持白姑姑攀话，以打发时光。如此一位闺阁名媛，本应谨守闺训，不料，甫一上场，唱出的却是：“做妇人的没了丈夫，身无所主，好苦人也呵！”（第一折，明·臧懋循《元曲选》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下同）并用曲子表明心迹：“我则为锦帐春阑，绣衾香散，深闺晚，粉谢脂残，到的这、日暮愁无限。”（第一折【仙吕点绛唇】）这一内心表白，看似无足轻重，但却真实地透现出谭记儿对寡居处境的深刻反思，字面下蕴含的是对未来人生的热切憧憬与深情企盼。所谓“香闺少女”，“都只爱朝云暮雨，那个肯凤只鸾单”、“怎守得三贞九烈，敢早着了钻懒帮闲”。（第一折【混江龙】）这既是对当时闺情的深刻体认，又是内在真实心理的婉曲传示，显得自然而真实。这样的开场白，闪耀着鲜亮的人性之光，也为谭记儿改嫁白士中埋下了伏笔。
白姑姑在剧作中可谓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作家赋予了她鲜明的个性。她身为方外人，非但没有扯断世事纠葛、尘缘羁绊，反而欲做“撮合山”，专医“枕冷衾寒”。当谭记儿言“有心跟的姑姑出家”时，白姑姑作答：“你那里出得家？这出家，无过草衣木食，熬枯受淡，那白日也还闲可，到晚来独自一个，好生孤恓！夫人，只不如早早嫁一个丈夫去好。”（第一折）话虽说到谭记儿心坎里，可这聪明美人儿却偏要乔模乔样，说什么“世味亲尝，人情识破，怕甚么尘缘羁绊”，表示要罢扫蛾眉、净洗粉脸、卸下云鬟，甘心捱“粗茶淡饭”。白姑姑却说：“夫人，你平日是享用惯的，且莫说别来，只那一顿素斋，怕你也熬不过哩。”（第一折）话语往返，几近揶揄与嘲弄。被戳中心事的谭记儿声称：“从今把心猿意马紧牢拴，将繁华不挂眼。”（第一折【元和令】）言之凿凿，却未必有力，“从今”二字，不经意间承认了自己的“心猿意马”。白道姑乘势而进，虚与委蛇，一番恰倒好处的恭维之后，谭记儿的防线崩溃，终于吐露出真心话：“这终身之事，我也曾想来：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罢。”（第一折）至此，剧情又作转折，与登场之初所称“都只爱朝云暮雨，那个肯凤只鸾单”遥相呼应，托出了谭记儿的内心隐秘。如此看来，谭记儿早就作好了再嫁的准备，她根本无意做什么“三贞九烈”的节妇，封建礼教的藩篱，已为她胸中点燃的追求新生活的烈火焚烧殆尽，她不是不嫁，所担心的是“着了钻懒帮闲”，所嫁匪人，上当受骗。故而，若嫁，便以前夫人品、性格为参照，找一个“似俺男儿知重我的”。这一在嫁什么样的人上的慎重抉择，无疑是自我保护的关键一着，反映出她在人生转折之际的理智与清醒、沉着与谨慎。这一切，均为她以后智斗杨衙内作了情节上的铺垫，也为即将发生的与白士中的表面冲突暗作提示。
正当谭记儿与白姑姑攀话，白士中突然出现，使谭记儿大为意外，手足无措，以为白士中将她看作任人攀折的墙花路柳，嗔怒顿生，急欲回转，并声称欲与白姑姑断交。这说明谭记儿既有着追求新生活的满腔热情，又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着自身作为女性的尊严。她需要真纯的爱情，而痛恨任何亵渎与不恭；她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女人，而不是任人摆弄的宠物。正因为她对生活有着明确而坚定的追求，故而，一旦恶势力危及这种理想生活，她就会挺身抗争，不屈不挠，为捍卫自身幸福而不惜蹈危履险。直至白士中袒露心迹，有了欲做“一心人”的承诺，谭记儿始相信白士中不是寻花问柳的轻薄之徒，故乐得顺水推舟，不自觉地将自己与白士中联在了一起，称：“既然相公要上任去，我和你拜辞了姑姑，便索长行也。”“这行程则宜疾不宜晚。休想我着那别人绊翻，不用追求相趁赶，则他这等闲人，怎得见我容颜？姑姑也，你放心安，不索恁语话相关。收了缆，撅了桩，踹跳板，挂起这秋风布帆，是看那碧云两岸，落可便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一折【赚煞尾】）既显示出沐浴爱情的喜悦，又为下文杨衙内的出场作了必要的暗示和铺垫。这段戏一波三折，层层推进，谭记儿的青春寂寞、欲说还休，白姑姑的深谙风情、圆熟老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段美好姻缘，似乎开始了它浪漫的旅程，然而事情却非一帆风顺。谭记儿的“颜色”，为她赢得了爱情，也为其招引了祸端。第二折伊始，反面人物杨衙内出场，这个垂涎谭记儿美色已久的奸佞小人，为夺美而一心要标取白士中性命。让人喷饭的是，自称“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第二折）的权豪势要杨衙内，竟然是虱子、狗鳖满头，污秽不堪。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读者（观众），看到刚刚找寻到幸福的谭记儿又要身陷泥淖，都会激射出对爱的惜护，对恨的憎恶，对良善的同情，对丑恶的厌弃。关汉卿通过对杨衙内这一“丑”的形象的夸饰，使角色契合了读者（观众）的心理期待，大大满足了读者（观众）对于“丑”的贬低欲求。在嘲笑丑的同时，也埋藏下对于真善美的执著渴求。
虽然作家赋予“丑”以类比化的外观形象，但是并没有按照脸谱简单机械地模印人物。作品所写杨衙内，非但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笨蛋，反而处处机关算尽。他诬奏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第二折）得逞后，手握“文书、势剑、金牌”这些王权标志物，请旨“亲自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级复命”，力求万无一失。并惟恐他人知晓，一路轻车简从，只带“聪明乖觉”的两名心腹，在望江亭歇息也不忘令恶奴赶开民船。杨衙内拒绝亲随的果酒之请，收敛起钦差的排场。这一切举止，都是为实现他丑恶歹毒的最终目的。见到谭记儿化装的张二嫂，他色心顿起，但又不失防范。我们从其怒斥走漏此行目的的李稍、不轻易将势剑与张二嫂看诸细节，便可窥知一二。关汉卿通过事实表明，杨衙内不是一个草包，而是颇有心计的狡诈之徒，对付他决非易事。这种善恶力量上的对比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当丈夫白士中面对即将到来的覆巢之灾一筹莫展、长吁短叹之时，了解了事情原委的谭记儿却从容唱道：“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者，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第二折【十二月】）“呀，着那厮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着那厮满船空载月明归；你休得便乞留乞良搥跌自伤悲。你看我淡妆不用画蛾眉，今也波日我亲身到那里，看那厮有备应无备！”（第二折【尧民歌】）这席话，犹如一支金色的响箭，力贯苍穹，铮铮作鸣。谭记儿这种面对强敌的冷静以及所表现出的令一般人难以置信的无畏勇气，已经超出了社会对于其性别的规束与范囿，引导着戏剧情节逐步走向高潮，引燃了读者（观众）抵达情感高潮的导火索。这时的白士中，也许注入了几许振奋，但仍是犹疑的，他仅把妻子的话当作一次无力的安慰，当作一次善意的欺瞒，当作一个美好的希望，当作一个随时可能坠入现实的理想泡影，因而理智与爱情要求他极力阻拦妻子只身赴险。谭记儿不为所动，高唱“我着那厮磕着头见一番，恰便似神羊儿忙跪膝；直着他船横缆断在江心里，我可便智赚了金牌，着他去不得”（第二折【煞尾】），充满自信地决然而去。直到这时，白士中才半是安慰半是信服地说上一句：“据着夫人机谋见识，休说一个杨衙内，便是十个杨衙内，也出不得我夫人之手”（第二折）。这里提出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白姑姑对谭记儿的第一描述是“生的模样过人”，并无性格、背景等其他任何的描述。在听知侄儿白士中丧妻鳏居后，即欲把谭记儿配与他做夫人。白士中闻知之后，急不可耐，欣然应允，又暗自担心：“莫非不中么？”可以说，一开始，谭记儿对白士中构成吸引的，只有“颜色”二字，至于“聪明智慧”、“事事精通”，“世上无双”、“人间罕比”诸类性格、品质的评述，那都是后话了。真不知道白士中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娶了谭记儿会惹上杀身之祸，还会不会有春风得意之感。这样的布局，这种类似反讽的手法，也许正暗喻着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作者对于英雄缺失的无限憾恨。“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刘叉《偶书》），关汉卿呼唤可以颉颃以傲世的英雄知己，而视泰山如弹丸的女主角，正是符号化了的作者心灵的映射。
扁舟轻棹、乔扮渔妇的谭记儿，在中秋之夜，以风情假献殷勤，灌醉了杨衙内及其亲随，赚取了势剑、金牌及捕人文书。这一段描写，淋漓痛快、精彩非常。谁也不曾想，一个弱女子只身赴虎穴，竟然还能镇定自若、谈笑风生，且能利用敌人的弱点频施计略，巧妙周旋于调笑与逢迎之间，把杨衙内一拨人灌得个烂醉如泥。关汉卿用传神之笔，写透了一个精灵女子的权变智慧与百变风情！时而温婉，时而癫绝，时而娇嗔，时而顽艳，谭记儿用自己的泼辣与智慧，用自己的果敢与聪颖，用自己的勇气与机变，出色化解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局。澜翻泉涌的戏剧高潮戛然而止，原先蓄成的那种张势，那种在不平衡中四处冲撞着的力，即得以消解。在这理想的结局中，谭记儿不无自豪地调侃道：“我且回身将杨衙内深深的拜谢，您娘向急飐飐船儿上去也，到家对儿夫尽分说那一番周折。”（第三折【络丝娘】）“从今不受人磨灭，稳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悦。俺这里，美孜孜在芙蓉帐笑春风；只他那，冷清清杨柳岸伴残月。”（第三折【收尾】）言辞间的鄙夷与笑谑，大概也是关汉卿本人对凶残暴虐的统治者的冷嘲吧！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关汉卿塑造的谭记儿并没有如北朝民歌《木兰诗》里的木兰那样进行性别伪装，也没有唐传奇里红线的那种非凡功夫，其自始至终以女性面目出现，是真实可感的普通女子。没有对于才名功业的渴求，要的只是“一心人”这句简简单单的对于爱情的承诺。在第二折里，白士中接到家书，知杨衙内前来标取自己首级，烦恼不已。不明就里的谭记儿，见每日坐罢早衙便来攀话的丈夫迟迟不归，心生疑窦，误以为他家有前妻，醋意顿生，唱道：“把似你则守着一家一计，谁着你收拾下两妇三妻？你常好是七八下里不伶俐。堪相守留着相守，可别离与个别离，这公事合行的不在你！”（【红绣鞋】）满腹委屈溢于言表，误以为丈夫“一心人”的承诺不过是自己的一厢幻梦，前尘旧事一齐涌出：“弃旧的委实难，迎新的终容易；新的是半路里姻眷，旧的是绾角儿夫妻。我虽是个妇女身，我虽是个裙釵辈，……你休等的我恩断意绝，眉南面北，恁时节水尽鹅飞。”（【普天乐】）酸楚中带着决绝，落寞中带着悲愤，并半真半假欲寻死，活脱脱一副市井女儿态。而一旦得知此全系误会，怒气登时消散，无论面对什么势力豪强，“天翻地覆”，她都能镇定应对，从容不迫。
可以说，《望江亭》是一阕彻底的女性的胜利，至于男性形象，则处于不断被消解的尴尬境地。反派自不必言，即便同样作为主角的白士中，为官为宦，有安邦之志，颇得众心，使“一郡黎民，各安其业”，但相较流光溢彩的谭记儿，仍不免黯然失色，沦为事实上的绿叶陪衬。至于另一男角色——都御史（也有一些别本如息机子本、顾曲斋本作“府官”）李秉忠——的出现，也不过是高潮过后的收煞，为的是给人物结局一个明朗的安排，以符合正统的是非取舍与世俗的审美观念，在戏剧冲突设置中并不起主要作用。关汉卿有意令事情的结局回归到一度背离的制度中去，这是时代加给他的思想局限。剧作家努力表达了意志律令的完整，也不失自由存在的尊严，清官的出场，使谭记儿用“不合理”的行为获得的“合理”内容在制度内得到认可，最终表现出的，不过是理想化了的与上层建筑的精神和解。
戏剧，是一定时代社会心灵结构物态化的结果。当然，这其中有民族共性的东西会超出时代本身得以流传，形成所谓传统。元代的戏剧，已经完成了历史演进的更迭，由神巫而现实，走进了瓦肆街衢、歌台庙会，走进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化消费。“人毕竟是生物存在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人，他要求了解、观赏与自己有关的时代、生活、生命和人生”（李泽厚《美学四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正是因为谭记儿是世间的人，才显出别一番的卓绝来。她的“传奇”故事，因为实现了现实中缺失的公平、正义与真理的胜利，所以满足了观赏者（阅读者）的善良憧憬，弥补了谢幕后的生活缺失，勾连起人们永不消歇的欣赏与爱慕。封建时代的女性，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典型，而在《望江亭》一剧中，却成为难得一见的大写的主角。这样一种“异端”的风采，烛照了三纲五常笼罩下的漫漫黑夜。作家笔下的谭记儿，不是暗夜里的偶发觉醒，不是沉疴里的灵光乍现，而是自始至终都以自由融通的生命为人生的理想追求。关汉卿塑造的谭记儿形象，完成了女性人物由共性符号到个性符号的转向，在喜剧的喧闹里为我们留下了沉寂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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