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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浑
雄浑不同霸悍，不伤雅韵，是反虚而入，积健始成者。近代书坛人才辈出，举其尤者，吴苦铁之石鼓，康长素之碑体行书，郑苏龛之行楷，于伯循之草书，沙孟海之行书。五家书法体貌虽有不同，要皆气势雄浑，开千古别格，得未曾有者。
吴昌硕（1844-1927）
苦铁字以篆书行草最有特色，一言以蔽之，揉行草气韵入篆籀，用石鼓精神作草行。清初篆书重停匀婉通之玉箸，王虚舟、钱十兰最是高手。比完白山人邓石如出，乃创隶笔作篆字之法，所作雄浑苍莽，不同俗流，由包慎伯提倡，一时效尤者众，后经吴让之改良，至赵撝叔已臻完美。以邓赵篆书尚只徘徊秦汉之间，故杨濠叟上溯两周金文，徐袖海旁参孙吴碑刻，揆其动机，皆为冲破邓赵藩笼。苦铁之生又在杨徐之后，变法之难自在杨徐之上，翁论篆有云：“近世作篆，莫郘亭用刚笔，吴让老用柔笔，杨濠叟用渴笔，欲求于三家外别树一帜难矣。予从事数十年之久，而尚不能有独到之妙，今老矣，一意求中锋平直，且时有笔不随心之患，又何敢望刚与柔与渴哉。”最是心得之语。
在缶翁之前，杨濠叟早以猎碣享名，杨惺吾《学书迩言》云：“沂孙学石鼓文，取法甚高，自信为历劫不磨。”翁初习石鼓，亦效法濠叟，清丽劲挺、峭健整肃而已，浸淫既久，则“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变化结构，改规整为倚侧；变化笔势，易停匀为留住；用墨兼干湿，分布求错落；以圆代方，化巧为拙。而变化最大者，则在气势磅礴，以颠素襟怀写先秦文字，如此境界，是邓赵杨徐所未曾梦见者。缶翁行草本法乳王孟津，迅疾淋漓，比较时人，实无可称，比其晚年通会石鼓，挟金石之力入行草，自谓“强抱篆籀作狂草”，纯用圆笔藏锋，势疾而意徐，颇得屋漏痕、锥划沙之妙，后世许为创格。
赞曰：
湖安吉县，古鄣吴村。
艺兼书画印，字识鼎彝尊。
食金石元气，铸大匠诗魂。
康有为（1858-1927）
康南海自承“吾眼有神，吾手有鬼”，此语与东坡诗“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同调，其辞若谦，其实则深自负。南海先生毕生不肯居人后，书虽末技，亦力求变法出新。其心气之高，见诸文字：“自从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
南海学书历程备见《广艺舟双楫》述学篇，虽自称“曾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而真正用力处乃在北魏石门铭，《广艺舟双楫》称其“飞逸奇恣，分布疏宕，翩翩欲仙”，举为飞逸浑穆之宗，与爨龙颜、灵庙碑阴并为最上神品。南海书法之异于时流者，乃在胸中真气郁勃，发为笔墨，自然纵逸浑穆。至于偭越法度，南海与东坡同病，先生尝语人：“苏东坡不知用笔，如从我学书，当先责手心四十下。”若以技法规之，恐南海亦难逃手心之责。
《广艺舟双楫》好为极端之论，尊魏则言“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卑唐则云“可学者殊少，即学之，体格已卑下也”，至于导源篇谓某人专仿某碑，某碑出于某某，更是无稽之论，在当日亦误人不少。商锡永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说康体书法出于巴县开元十九年之千秋亭记，则未免伤于仁厚，陈兼与诗“帖学坏于干禄书，是碑非帖恐终疏。高言未免微偏激，艺海安吴共楫初。”尚不失为持平之论。
赞曰：
浩荡南海，巍峨昆仑。
广艺舟双楫，说法不二门。
手眼异神鬼，心迹同雄浑。
郑孝胥（1860-1938）
郑海藏是同光体闽派健将，陈石遗论诗，以海藏楼为清苍幽峭之代表，昔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以玉麒麟卢俊义拟之，有赞语云：“日暮途远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时议以为太苛，比九一八后，溥仪僭位满州，海藏作国务总理，“终为虏”三字遂成铁案，故抗战中辟疆作《光宣诗坛旁记》谈海藏条云：“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以诗论自是射雕手，然晚节不终，非惟不可与钤山堂（严嵩）并论，且下阮圆海（大铖）、马瑶草（士英）一等矣。”海藏附逆，为士林不耻，薄其人遂恶其书，旧时海上市招出其手者多易去，《辞源》首版由太夷署检，再版则用邹梦禅集石门颂字代替。直至晚近，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阮荣春《中华民国美术史》，于郑皆避而不谈。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定本论郑海藏有云：“苏勘急功名而昧于去就。盖以自托殷顽，而不知受庇倭人，于清室为不忠，于民族为不孝。若就诗论诗，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难可泯没。孔子不以人废言，兹仍旧录，而并为著论于此。”诚哉斯言。平心论之，海藏书才不在诗才之下，民国初年鬻字沪上，年入二万金，同时写手若沈寐叟、李梅庵、曾农髯辈，皆叹弗及。碑体字雄强易得而雅韵难求，海藏是由帖入碑者，楷隶相参，最称高论。沙孟海云：“郑太夷早年学颜苏，晚年始习六朝，其笔力极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又云“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正是不以人废言之论。
赞曰：
诗推幽峭，字尤苍浑。
师心法古，貌遗神存。
嗟尔相好，堕彼浊溷。
于右任（1879-1964）
以北碑笔势作草书，以草书作擘窠大字，于髯皆是千古第一人。草分三体，曰章、今、狂，髯于三体而外，融会简策，旁搜砖志，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以简驭繁，别创标准草书一格。标准草书千字文既成，题百字令以述寓意云：“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古昔无穷之作者，多少精神贯注。汉简流沙，唐经石窟，实用臻高度。元明而后，沉埋久矣谁顾。试问世界人民，超音争速，急急缘何故。同此时间同此手，且莫迟迟相误。符号神奇，髯翁发见，秘诀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则知三原之改良草法，旨在政教风气，文化复兴，又岂止书法艺术云乎哉。
草法而外，于髯北碑书法亦具功力。北朝书法虽一皆雄浑，而龙门造像与北邙墓志声气实有不同，造像如始平公、杨大眼，写刻皆出匠人手，天真率意，墓志如鞠彦云、张黑女，造作皆精意，端稳谨饬，至于碑刻如张猛龙、石门铭，经千余年风雨消蚀，尤显斑驳奇古。髯早岁即浸淫于斯，“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又复筑鸳鸯七志斋，广罗碑志，书风兼汇南北。比及民国十年被康南海称为“关中楷隶冠”之苻秦四年广武将军碑重见天日，髯喜不自禁，作《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有句云：“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爱广武碑兼备众美，乃潜研悉究，书风遂由旧时之圭角森严，一变为含蓄内敛。于兹而后，即以此风格入行、入草、作擘窠书，皆圆融无滞碍矣。
赞曰：
荟萃鸳鸯七志，改良永素千言。
功名清风两袖，草圣推美三原。
沙孟海（1900-1992）
沙翁卒于1992年，尤记得当日《光明日报》通栏标题“当代书坛泰斗、著名学者沙孟海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云云，规格之高，文艺界人士罕有匹俦者。
翁早岁周旋老辈间，书印皆有名师指授，晚作《书学师承交游姓氏》，安吉吴昌硕、鄞县赵叔孺、慈溪冯君木是其本师，更从慈溪钱太希、鄞县张于相、绍兴马蠲叟、余杭章太炎、吴兴沈秋明、余杭褚松窗、鄞县马叔平、海宁张阆声请益学问，同游则有吴公阜、朱复戡、王个簃、吴东迈、诸希斋、潘大颐、陆劭翁、潘伯鹰、陈蒙安、王瑗仲、胡小石、容希白、商锡永、乔大壮、余越园等。老杜言转益多师，沙翁真是身体力行者。1979年浙江美院首招书法研究生，导师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副之，弟子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五人，入学未久，陆、诸二先生先后归道山，翁继任导师，传授得法，今五人皆享大名，书学薪火有传，沙翁之功伟矣，宜其不愧“书坛泰斗”之誉。
沙翁六体兼工，行书及题榜书最所擅场。行书兼碑帖之长，沉雄茂密，俊朗多姿，乃是由黄石斋而上溯宋元、魏晋者。近世商业文化发达，榜书因其实用性及展览性为世所重，书家倘不能作大字，必贻斗方名士之讥，翁最是个中之尤者。中年因张阆声先生推介写灵隐寺大雄殿额，惊诧时流，晚来以八七高龄书四平方米龙字，真气弥满，又作《耕字记》纪事，以实例传授后学，榜书别有一法，断非小字展大而成者。老辈襟怀，令人叹仰。
赞曰：
书坛祭酒，执乾秉坤。
屠龙手段，雷腾云奔。
正法直接老缶，衣钵付嘱后昆。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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