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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中的一个。 1953年1月20日，新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就职典礼在白宫举行，哈里杜鲁门在典礼站台上对一起出席典礼的赫伯特胡佛致意问候。“我想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前总统俱乐部。”胡佛这时候建议道。 “好极了”，杜鲁门回应道，“你就任这个俱乐部的主席，而我担任秘书就好了。” 直到那一刻，总统俱乐部只是一个想法和概念，而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机构。在此之前，一些在职的总统也会向他的前任咨询，寻求建议。但囿于法律限制，除了互诉苦衷外，前总统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除非这位前总统拥有一个新的职务，比如国会议员(约翰亚当斯)，或者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斯塔夫脱)。 但是，随着战后时代的到来，总统俱乐部逐渐成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互助会，一个前任和现任总统间持久的联盟，一个源自于他们共享的经验、避免过的错误以及抓住过的机会的联盟。总统们深知，他们结成联盟比单独行动能做更多的事情，于是他们同心协力，以益于相互咨询、抱怨、慰籍、增压、保护、补偿。 而在胡佛和杜鲁门之间，他们则做的更多。 1945年的春天，报纸上已经开始警告下一场可能到来的灾难——史上最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纽约时报》描述道，有多达1亿的，在战区煎熬数年，刚刚走出战争灾难的欧洲人，面临了可怕的饥荒。为此杜鲁门在办公室焦躁不安了数周。最终杜鲁门秘密地给胡佛发了一封信，邀请胡佛返回白宫任职，尽管他深知此举会招致白宫幕僚的反对。此时的胡佛仍受尽轻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已有12年未曾踏入白宫。1945年5月28日，两个人会面了。胡佛，这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曾经由于一战后的救济工作而备受褒扬。他给杜鲁门建议道将食物从富裕的国度转移到短缺的国家，这将是后勤补给上的一个巨大挑战，而无数人会从中受益。 严谨的共和党人胡佛在会面结束离开时，对民主党总统新手杜鲁门敢于任用一名政敌来一同完成目标感到十分怀疑。“仅止于此，不会再有下文了。”，胡佛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次会面评价道。 然而，胡佛这次却错了。在随后的一年，杜鲁门接连地实施胡佛所提出的建议，并委派胡佛踏上了五万公里的环球历程：带着杜鲁门的鼓励，胡佛，这个至今仍遭受民主党人唾骂的人，会见了7位国王，36名总理以及罗马教皇，召开了42场新闻发布会。1946年4月，他在开罗与杜鲁门总统一起在广播里呼吁美国民众贮存食物。“挽救这些人的生命远不止是出于复苏世界的经济需要，它更是这个世界道德和精神重建中的一部分。”胡佛说到。 他们的行动确实奏效了。1946年的夏天，杜鲁门宣布美国已经运输了550万吨的粮食到欧洲的重灾区，维持了这些国家的希望，避免了人道主义上的大灾难。此时如释重负的胡佛对一位朋友说到，“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觉到疲乏了，我需要离开好好休息一下。” “你的所作所为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杜鲁门在给胡佛的私信中写道。到那时，这两个共同面对种种艰难挑战的人已经酝酿出了惺惺相惜的友谊。“我知道，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如果事态发展到需要的地步，我会再次得到你的协助。” 而杜鲁门确实得到了，他发现了胡佛这个最意外的盟友。胡佛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共和党人，他没有因为白宫被民主党人盘踞而降低了自己服务国家协助总统执政的意愿。胡佛帮助杜鲁门向抱有疑虑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兜售了欧洲救济法案。更重要的是，他全面监督了行政部门的彻底检修：由于两人的伙伴关系，杜鲁门批准了由国会提议组建的胡佛委员会。胡佛任主席，推动了史上最重大的行政分支改革，产生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总务署以及统一的国防部等集权部门。 就这样，一段意外的伙伴关系塑造了一个新的权力模型。1951年，在最受尊敬人物的民意测试中，杜鲁门和胡佛分列第三位和第五位。所以当他们看到艾森豪威尔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准备接管总统职位时，很自然地，他们就认识到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之间建立工作联盟的特别价值。 在杜鲁门之后的总统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像他俩那样合作意愿。但很显然的是，如果运用得当，总统俱乐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总统施政工具。尽管它具有所有会社的通病——自私自利的习惯和本能，然而当它运行在最佳状态时，它可以为总统所用，帮助解决总统的难题，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甚至是拯救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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