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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汝波:《孙子兵法》酝酿产生时期(6)

 行为准德为先 2012-05-05

于汝波——《孙子兵法》酝酿产生时期

作者:于汝波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9日

奇胜原则。《孙子兵法、势篇》认为,“战势不可奇正”,要求“以正合,以奇胜”,即以正兵迎战,以奇兵取胜,提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不可胜穷。这一谋略原则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视为致胜的妙谛。但各家对奇正的理解诠释不尽一致。一般地说,符合常规的为正,超出常规的为奇。具体地讲,在兵力部署上,担任常备性任务的为正,机动力量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公开对阵为正,暗中偷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从军事心理上看,合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内的为正,出乎常情的、人们预料之外的为奇等。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生”,即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莫测。出奇胜制的要义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奇胜原则的主要特征是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与敌变化而取胜”,反对墨守成规。

击虚原则。《孙子兵法·势篇》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另在《虚实篇》中提出了著名的“避实而击虚”的原则。虚实是指兵力大小、众寡;士气的高低、凝散;军队的治乱、劳逸;兵势的锐钝、勇怯;部署的主次、坚瑕等。击虚是指打击敌人虚弱而要害之处。击虚可以使敌之实也变为虚,使强敌变成“易胜”之敌。《管子·制分》中揭示了击虚原则的底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李卫公问对》载唐太宗的话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识虚实之法甚多,如派间谍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在战场上“相敌”,通过“示形”迷惑敌人,运用试探手段使之暴露兵力部署等。一旦掌握了敌人虚弱之处,就应采取以石投卵之势对之进行攻击,如此,则无有不胜。

任势原则。所谓任势,就是运用力量,因势施谋,借势成事。《孙子兵法·势篇》之“势”的基本含义是力,它包括军队的正面冲击力(“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多向威慑力(“疾水漂石”),各种势力之间普遍存在着的互相作用的力(即所谓“态势”),自然界因各种差异形成的力(如地势)等。所谓任势,首先是要正确发挥自己主观的力量,这就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坚持谋胜,以巧成事,不硬拼实力,集中力量,渐蓄乍用,快速出击等。其次是充分利用客观矛盾之间互相作用的力量以达成我之目的。如石之不能自转,因山之险而成不可遏之势;物之难以力举,借水之疾漂之远去;矢之不能自射,凭弩之力而劲发,借他力为我所用,用小力而获大功。所谓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以“死地”之势使人自发地去殊死战斗。因势定谋,借势成事,是《孙子兵法》中一个很突出的谋略思想。

善守原则。《孙子兵法》不但强调善攻,而且也主张善守,即善于防御作战。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形篇》)。为了取得防御作战的胜利,必须首先做好战争的准备;在兵力部署上要重点守备,并掌握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反对“所备者多”,更反对“无所不备”;其次,强调发挥防御作战的优势,“先处战地”,“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利用有利的地形,搞好防御伪装,制造假象,欺骗敌人;再次,在防御作战中灵活用兵,军队具有各种情况下的应变能力:“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敌“整众而来”时,先夺其所爱,以调动敌人,以攻为守,破坏敌人的进攻企图;或坚守不出,“画地而守”,使敌不得与我战等。《孙子兵法》的防御作战思想,在其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孙子兵法》的用兵思想非常丰富、深刻。还可以说出一些。人们从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但有益的启示。

(三)关于军队建设

《孙子兵法》中没有论述治军问题的专篇,其治军思想散见于各篇之中。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方面:重视将道和以法治军。

《孙子兵法》认为,将帅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中的一项,将是“国之辅”,辅佐周密,国家必定强盛;反之,国家就会削弱。将是国家安危的主宰,是“生民之司命”。将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必须要有全面而严格的要求,这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智,就是要有智慧计谋,这是首要的,是由战争的特点决定的,所以居于“五德”之首。孙子的“仁”,既是一种德,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勇,是勇敢坚定。严,是制定法规、法令严明,并能严格执行。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五德”是一个互相限制又互相统一的整体,将帅必须将五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不能分割开来。正如贾林所说:“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必须“五者兼备,各适其用”,才可为将帅。二是这种选将标准是对当时实行的世卿世禄制度的一种否定,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因为它会触犯某些权贵们的利益,所以,提出者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态度。

令文齐武是《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想。“文”指行仁、教化、爱卒、厚赏;武是威重、强制、重罚、严刑。二者相辅相成。强调将士卒看成如“婴儿”与“爱子”一样,但坚决反对“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行军篇》)的治军方法。认为对士卒首要的应是爱,其次才是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同上)要求平时对士卒要进行严格训练,“令素行以教其民”,把“士卒孰练”作为判断作战双方胜负的重要依据之一。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关系融洽,“与众相得”。战时,则要善于利用环境条件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求之于势而不责于人,最大限度地调动士卒的勇敢精神。必要时,还要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置之死地,以激励士卒的斗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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