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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儒家聲譽大罪人、有：荀子、韩非、李斯、朱熹、叔孙通、韩愈、胡安国。 罪惡：此七大賊可惡之處：彼著儒家外衣，行叛棄孔孟之道：“民為貴，君為輕。”儒家核心精神。反之著書立說為：“君為貴，民為輕。”處處為皇帝專制殘害百姓罪行唱贊歌。并說什么：“吾皇万歲、万歲、万万歲！”害得孔子無妄之災。受無理批判和殘踏。 荀学与秦制相互藉助，与二千年来皆行大盗之政的秦政相对应的是，“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偽儒学也，皆乡愿也”。荀学与秦制一拍即合，互为寄生，顿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谭嗣甄别说，这种情势的形成，非孔子之过，而是已经“变异”的荀学之“伪托”，所以孔子本人不应被指责：“（大盗与乡愿）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云：“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辜哉？孔为所卖，在天之灵，宜如何太息痛恨；凡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慭不一扫荡廓清之耶！” 他认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荀子即为此伪学之宗师。 “原始儒学”儒家源流，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至此真儒家、儒學，巳無后繼之人了。而由荀子以后，是所謂大儒家者，皆是偽儒學家也。 荀子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也就是说，只有皇帝本人具有掌握真理、宣示真理、传播真理的权力，皇帝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中枢，“帝王体现着规律，体现着必然，人们要遵从规律和必然，首先必须遵从帝王。” 反之，任何人一旦有变革和质疑帝王权力的思想，便会立即遭致被虐杀的命运。“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 韩非公然宣称：“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人民稍一独立思考，即以“怨望”、“腹诽”、“讪谤”、“大逆不道”等罪名遭放逐、诛戮甚至如猪狗般系缚屠杀。这样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精神活动。此模式如化石般僵硬，它断绝了一切在政治制度上创新的可能，它不允许对皇权有任何的束缚和制约，“因为专制制度，一切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便不能允许其他的人有自由意志，不能有自律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 那么，三纲是如何形成的？儒学是如何支持秦制的？谭氏反礼教而不反孔子，他对“原始儒学”有颇多同情之处。在概述儒家源流时，他认为：“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面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 这种梳理有可以商榷之处，如认为庄子亦是孔学的一支，此说颇不可信。但是，谭嗣同明确点出了让孔学染上“败血症”的关键人物——荀子。谭氏之“排荀”，受友人夏曾佑影响，认为荀学与秦制相互藉助，与二千年来皆行大盗之政的秦政相对应的是，“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与秦制一拍即合，互为寄生，顿成如是之格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氏甄别说，这种情势的形成，非孔子之过，而是已经“变异”的荀学之“伪托”，所以孔子本人不应被指责：“（大盗与乡愿）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 又云：“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辜哉？孔为所卖，在天之灵，宜如何太息痛恨；凡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慭不一扫荡廓清之耶！” 他认为，孔教之亡，乃是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荀子即为此伪学之宗师。 荀学之害究竟在何处呢？谭嗣同在《仁学》中多次论及：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义，而泥其初迹，反受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者，必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不悟其为据乱世之法也。且即以据乱世而论，言伦常而不临之以天，已为偏而不全，其积重之弊，将不可计矣；况又妄益之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轩轾凿，以苦父天母地之人。 荀乃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往，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唯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 以谭氏看来，荀子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却是法家；荀子表面上是在“张孔学”，实际上是在“倾孔学”。荀子将君主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居如大神，动如天地”，君主不仅是最高权力的掌管者，而且是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决者。从荀子开始，法家的毒素开始进入孔学的血液之中，乃至逐渐“反客为主”，荼毒士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三纲、忠义之说皆来自于荀子。因此，谭嗣同对荀子的批评可谓疾言厉色：“荀卿生孟子后，倡法后王而尊君统，务反孟子民主之说，嗣同尝斥为乡愿矣。” 荀学传人是韩非和李斯。韩李二人如脱缰之野马，彻底堕落为君王的附庸，经过他们的理论阐发和政治时间，使得“法与术相合，对臣民的防制愈严，通过法中的严刑峻罚以挫折臣民的意味更重；于是皇帝的崇高不可测度的地位，更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意在对比中彰著。” 在韩李二人的思想中，儒学已退居其次，手段已高于目的，他们俨然以小人自居、以小人得意也。这种“小人政治”的特点之一，便是以刑法达成所谓的“道德”，正因为如此，韩非的理论方能深得嬴政之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人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沿荀子、韩非所开辟的学术路数一直观察下去，谭嗣同揭发出了若干参与推广与完善“儒表法里”思想的人物，如汉之叔孙通、唐之韩愈、宋之胡安国。谭氏一一对这些人物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唐之韩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说，宜膺笔伐。” “而圣教不明，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得以乘间而起，以深中于人心。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矣。故后世帝王极尊宋儒，取其有利于己也。” 对于韩愈这样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谭嗣同却一反陈说，将其请下神坛。韩愈术之于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至宋又一小康，而太宗术之于上，修《太平御览》之书，以消磨当世之豪杰；孙复术之于下，造“春秋尊王法微”，以割绝上下之分，严立中外之防，惨鸷刻覈，尽窒生民之灵思，使不可复动，遂开两宋南北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莫能脱此牢笼，且弥酷而加厉焉。呜呼，自生民以来，迄宋而中国真亡矣！天乎，人乎，独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至明而益不堪问，等诸自郐以下可也，类皆转相授受，自成统绪，无能稍出宋儒之胯下，而一睹孔教之大者。其在上者，亦莫不极崇宋儒，号为洙泗之正传，意岂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于己乎？悲乎，悲乎！民生之厄，宁有已时耶！ 谭嗣同发现，每一朝代，均有帝王与士人共同制造与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帝王在上，为主宰；士人在下，为帮凶。若干开国大帝，实为流氓无赖；若干道德君子，实在道貌岸然。两者上下互动，狼狈为奸，共同实施愚民之策与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为无耻之御用学者，通过理论阐发、修史及编撰“百科全书”，为帝王提供“御览”，亦以之为自己的“敲门砖”。自秦以下，有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宋之“存天理，灭人欲”，程朱之学集为大成，使得中国人彻底失去了自由和独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 泰山戈 5-17-2012 zhao501 12-05-18 08:59:43 我还是先从基本慨念学起吧
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它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对中国以及东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汉代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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