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日前由青岛出版集团出版。丛稿35卷,1700万字,汇聚了冯其庸先生一生的学术精华。冯其庸先生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于红学用力最深。在为丛稿所撰总序中，冯其庸先生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与红学数十年的不解之缘，读之令人感佩。诚如他在赠友人诗中所说：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浓。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
1943年初中毕业之前，我曾在无锡的《锡报》上发表诗、词和散文，1947年，我在《大锡报》上发表第一篇学术性的调查文章《澄江八日记》。这是因为读了韩菼的《江阴城守纪》，有感于阎应元和江阴人民强烈的抗清意志和爱国爱乡土的忠义肝胆而写的历史调查文章。我至今仍然坚持着最初的研究和写作道路，就是历史文献与地面遗存调查的结合。那时我才二十多岁，还未离开过农村，还没有听说过“二重证据法”，我是从自己的读书和学习中摸索出这一道理的。
对《红楼梦》的认真研究，我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中，我已经认真研读《红楼梦》了。在“文革”的高潮中，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
我研究《红楼梦》是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的，我的基本方法，还是用古文献结合地面调查、地下发掘。刚好曹雪芹的家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也得出了确凿无疑的以信史和实物为根据的新的结论，这就是辽宁的辽阳。但这辽阳说，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来的记述，我只是发现了这些历史文献而已。我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我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是这样写成的，此书已增订了三版。
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过程中，我特别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后来扩大到对《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和印本，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搜集。想不到我在这两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竟收集到上千张图片。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此书出版至今已将三十年了。我又陆续搜集到一批珍贵资料，现仍汇入《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这部书，可说是我对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研究所收集的文物和文献史料的总汇。这次收入丛稿，又增加了近三十年来新获的重要资料。
冯其庸赠友人诗中的“平生可许是知音”一语，也可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
关于曹寅之死、曹家的败落和《石头记》的诞生，我也作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并且写出了文章。特别是关于长期争论不决的《红楼梦》的思想，我写成了专著。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和艺术成就，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关于曹雪芹的五世祖曹振彦的历史等等，我也写了一批文章，现结集为《沧桑集》和《解梦集》。
关于《红楼梦》和曹家的败落、李煦家的败落等等，这是一个做不完的题目。有不少问题，还存在我的心里，没有写到纸上。我还希望有时间和精力来继续这方面的探索。
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是我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有一段时间是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交叉进行的。
最令人兴奋的是上世纪70年代，我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结论，是有《怡亲王府藏书书目》原件上同样的避讳来确证的，而这部沾有两代怡亲王手泽的《怡府书目》上，还有鲜红的“怡亲王宝”、“讷斋珍赏”等印章，更是不可动摇的确证。
由于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发现，从而揭开了《红楼梦》抄本研究上崭新的一页，开创了《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一个新天地、新路径。
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的确证，带来了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怡亲王府抄《红楼梦》底本的来源问题。乾隆二十四年，《红楼梦》尚未传到社会上，其底本的来源只能是曹家，或是经曹（曹已经于乾隆元年获释，到乾隆二十四年，大约已是六十二或六十三岁的老人曹颙死于康熙五十四年，曹于此年过继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江宁织造，假定此年曹是十八岁，则到乾隆二十四年，曹应是六十二岁。以上只是推测其大概，不是精确的考证。）雪芹的手借到的。这种可能是现实的，因为怡亲王与曹家有特殊关系，雍正的朱批明确说到“皇子甚痛怜你”，“万事听皇子教导而行”。这个皇子就是怡亲王允祥，这份朱批是批在曹给雍正的请安折上的。又由于己卯本是经多人分回合抄的，因此它必须据底本的原行款、原页码抄录，这样才能分抄而合成一书，前后衔接无差。如果各人随意乱抄，就合不成一书，或者就会版心忽高忽低，回与回之间的衔接会发生不一致。因此抄手必须照底本的原款式忠实抄录。这样，无意之间，就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这就大大增加了这部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但是己卯本《石头记》已丢失将近一半，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想不到我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其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末了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由于庚辰本的款式与己卯本完全一样，所以己卯本丢失的部分，可以从庚辰本看到它的原样，这样，己、庚两本便成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一对拱璧，而我们从己、庚两本，还能依稀看到曹雪芹当年原稿的样子，这也是《石头记》抄本研究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我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一书，近几年来我对庚辰本影印本又作了较详细的评批，批语都用朱笔写在影印本上，现将此批本定名为《瓜饭楼手批庚辰本〈石头记〉》。
我对己卯本的影印本，也同样作了较为详细的评批，特别是它与庚辰本存在的隐蔽的血肉关系，我都仔细批出，读者用来与我批的庚辰本对照，一下就能看出两本天然存在的血肉关系。此本定名为《瓜饭楼手批己卯本〈石头记〉》。
我对甲戌本也作了较为认真的研究，1980年我在美国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承周策纵教授的好意，特意为我将原本拿出来借给我，让我放在住处仔细地看，留在我手里有好多天，还承美国的一位朋友给我拍了不少照片。
甲戌本按甲戌的纪年来说，应该是乾隆十九年，但这只能是指甲戌本底本的年代。现存的甲戌本过录的时间，已在乾隆的后期。从这个本子的文字来说，无疑是一个珍贵的本子，因为它有多出于其他各本的四百余字，使故事的上下情节能贯穿。正文里还有甲戌的纪年，其正文也是较为可信的早期文字。特别是这个本子脂批较多，其中有不少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
但这个本子也存在着明显的被重新改编过的痕迹，最明显的是在庚辰本上一条完整的脂批，到甲戌本上，被分成二段或三段，分抄在别的位置，这样造成批语的割裂和错位，还有若干脂批，虽未被割裂，但却被抄错位置，原有署年和署名的脂批，署年和署名都被删掉。特别是此书的脂批错别字较多，但这个本子的版口却有“脂砚斋”三个字，表明是脂砚斋的本子。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脂砚斋的本子，那么脂砚斋能写那么多错别字吗？脂砚斋能把原本是一条批语割裂成二、三条而且安错位置吗？这不明显是重编的人做的手脚吗？
再有，此本独有别本都没有的“凡例”，这个“凡例”所用的本书的书名却与甲戌本正文的书名完全相反，而“凡例”的第五条，就是庚辰本上第一回的回前评，其文字又被改得不通，这种连文句都不通的“凡例”，可以明显看出，它既非脂砚斋，更非曹雪芹的手笔，读者只要与庚辰本的文字仔细对读，就可一清二楚。
由于以上各点，可知这个本子确是被改编过了，其版口的“脂砚斋”三字也是改编者所加。但这个本子的底本应是甲戌原本，这个本子的一部分脂批被割裂错位了，但它对研究者来说，仍是有用的史料，何况它还有别本所没有的四百余字和别本所没有的批语等等，所以这个本子仍是一个珍贵的本子，可惜它只残存下十六回，而且是不连贯的十六回。
我对这个本子的研究，曾写过一篇关于此本的“凡例”的长文，在美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公布，后来又写过几篇长文。近年我对这个本子又作了全面的评批，对这个本子的珍贵价值和它存在的问题，一一写了批语，以便于读者进入对问题的思考。今将此书定名为《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
对于其他重要的抄本和刻本，如俄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我都曾作过研究，其成果现都收入《漱石集》。
今年我又出版了将十三种抄本汇校汇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将各本竖行排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此书是我与季稚跃同志合作的，历时十多年，这是我在《石头记》抄本研究方面的一个总结，也是为研究者提供一部可用的工具书。此书由于篇幅过大（16开本精装30册），又是与友人合作，故不拟收入本集。
我研究《红楼梦》，从曹雪芹家世入手，然后作了早期主要抄本己卯、庚辰、甲戌等本的研究，然后又进入《红楼梦》思想的研究，《红楼梦》人物、《红楼梦》艺术的研究。有关解读《红楼梦》的文章，全部收入了《解梦集》。
此外，我还认真研读了清人评点《红楼梦》的大批评点派的专著和文章，我写了《重议评点派》的长文，并择其尤要者编辑校订成《八家评批〈红楼梦〉》。
在以上的基础上，我花了五年时间，写成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部书，我融合了家世研究、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吸收了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可以说是我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也是我自己的四十年研红心血所聚。
我现在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许是年纪大了一点的缘故。有句老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只赞成上半句，因为它让我知道“不足”，然后知道奋进，也知道敬人。我不赞成下半句，至少这下半句对我没有用。我认为人永远要比上，然后方能知不足，然后方能知谦虚、谨慎、努力。永远不要去“比下有余”，因为它让你自慰、自满而懈怠。
摘编自作者为《瓜饭楼丛稿》所撰总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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