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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秦始皇并未焚书、坑儒
一、秦始皇并未焚书 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秦始皇在其执政的第35年（时年48岁），亦是他决定修建驰道，和在上林苑中建盖新朝宫的当年，所办的大事还有：移民三万户到丽邑（今陕西省潼关东北）、五万户到云阳（今陕西省淳北县西北），皆免赋十年。紧接下来，司马迁在记述秦始皇当年所办大事中，又记了如下三件“史实”—— 第一件，方士卢生对他说：“臣等求芝奇仙药者，常弗遇”的原因，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药殆可得也”。秦始皇于是：“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惟帐钟鼓美人充之……”并下令不准侍从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迁都咸阳到秦始皇称帝的130多年中，除秦孝公建盖的宫室外，国力鼎盛且在位长达56年的秦昭王也建盖了不少宫室。如果仅不让大臣知道自己所居何宫？秦始皇是根本用不着立马“乃令……”的。更何况如此地东躲西藏，他还能处理朝政吗？！至于下令不准侍从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的发明权，就更不属于他了——帝王们的行止侍从不能泄露，这条规定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总之，司马迁在这段记述中的“乃令”及“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是经不起推敲的。至于“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更联系到司马迁先前所说的“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其全文的主旨只不过是以此来刻划秦始皇的荒唐和淫暴而已。 须知“宫观二百七十”，加上“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总数已达近千之多！如此规模巨大的“宫观群”之不实，一是哪能他一说就变出来了；二是多年的考古发掘，也从未发现“咸阳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及“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有关遗址。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咸阳“二百里内”，经多年调查了解，虽然没有发现《史记》上写明的“宫观群”。临潼县的农民却于1974年打井抗旱时，意外地发现了《史记》中只字未提的兵马俑！之后经考古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上万件兵马俑，及铜马车、铜兵器等，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史料——特别是一直被认为绝无差错的“史料”，为什么会是这样？！刘邦、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的一句话，司马迁都能准确地记录在《史记》中。规模如此恢弘，并涉及整个陶艺流程、运输安置、开挖回填；还涉及冶铜制车、铸剑……非经数年不能完成的巨大系统工程，司马迁在调研中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了又为什么不记呢？！ 第二件，秦始皇于他48岁这一年的冬天，还下令“坑杀”了儒生460余人。尽管这件事与一年前（即他47岁时）发生的“焚书”之举是两码事，二千余年来却被牵强附会地粘在一起，从而使秦始皇形成了一个既“焚书”又“坑儒”的天下最坏的暴君！为说清“焚书”与“坑儒”并无直接联系，秦始皇既未“焚书”也未“坑儒”。笔者仍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为据，将这两件事的详细情况缕析于下，供广大读者决断：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3年，在全国统一已有八年，贯彻各项新政也已有七年之久的冬末年初（秦始皇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在全国形势较好的情况下，秦始皇在咸阳宫赐宴百官，为他的四十七岁生日举行庆典（在此之前，史料从未有过他举行贺寿大典的记录）。就在这次聚会上，来自齐鲁，时任仆射，分管教育的博士周青臣，首先致辞称颂了秦始皇的功勋，他说的原话是：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听了周青臣的赞颂，《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始皇态度的记录，仅有三个字，这就是：始皇悦！ 平心而论，周青臣的话不仅回顾了秦国的过去，即：“他时秦地不过千里”，也谈到了现在，即：“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还谈到了希望，即：“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从而得出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结论。他的话不仅说得好，更与寿诞喜庆的氛围一致 “始皇悦！”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就在秦始皇高兴，与会百官也欣然颔首之际，博士淳于越却认为周青臣的话是：谀词误国。接着便谈出了他的并非“谀”词的见解。他的原话是： “臣闻商周之王千岁余，封弟子功臣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按淳于越的说法，商、周两朝都是以分封弟子功臣为“枝辅”，国运因而长达“千岁余”的，这首先就引起了秦始皇反感！因为他知道，商朝只有五百多年；周朝包括春秋、战国接近八百年，而淳于越却说：“商周之王千岁余！”。此外全国统一后，在施政管理上是沿袭分封弟子功臣的老路，还是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早于七年前已作过一次争论。实行郡县制以来也没发现重大弊端，为什么一定非要实行分封，国运才能长久呢？再就是，秦始皇早已认为自己的功勋，已超过三皇五帝，更烦人厚古薄今，拿商周“古制”来压他……尽管他对淳于越所谈的内容和态度十分反感，其所提问题的严肃性与所处的场合，与寿诞盛宴的氛围也大相径庭，但他还是采取了比较宽容而慎重的处置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的记载是：始皇下其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大家再讨论一次。 数日后，丞相李斯便以淳于越食古不化，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攻击新制；还以他们“人闻令下，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罪名，向秦始皇呈上了一篇《焚书令》的文稿。秦始皇再三斟酌后，提笔在其上批了三个极醒目的硃红大字：“制曰：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淳于越本人在秦始皇寿宴上胡搅之后并没有受到处罚，这不能不说是秦始皇对儒生的大度和宽容。否则的话，仅凭一句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秦始皇功勋的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有十颗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第二，在探究焚书一事的过程中，笔者吃惊地从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是：“制曰：可。”三字中，解读出秦始皇作此艰难决定时的心态，很能说明他决非是狂妄变态至丝毫不计后果的“暴君”；而是一位才智超群，令人敬仰的明君（关于 “制曰：可。”三字的写法和符号，笔者核对过《史记》的三种版本，全都一致）。 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为什么是：“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制曰”和“诏曰”在实质上到底有没有区别？为什么“制曰”和“诏曰”虽只一字之差，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秦始皇执笔批示“焚书令”时的内心世界——是不计后果的暴戾恣睢？还是充分显示了极高领导艺术及文化素养的杰作！这就得先从“制曰”二字的含意说起。原来 “制曰”的含意，仅为皇帝对某事的看法。尽管由于“制曰”仍出自他的手笔，也可以将其视为：“命令”，但与“诏曰”纯属命令的严肃性相较，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长时期来，特别是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仅是“皇帝诏曰”、“立即下诏”、“诏告天下”……与体现着皇权威仪的“诏”字有关的说法。因此对“制曰”与“诏曰”的区别，除一般读者不太清楚外，即使在知识阶层，对其两者之间在含义上的差别均不甚了了，甚至毫无所知也是大有人在的。 为说明“制曰”与“诏曰”的区别，并由此准确地分析秦始皇此时的心态。在“诏曰”即“命令”，已为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笔者特选取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所作《兰亭序》的评价文字为例，来加以说明。唐太宗对《兰亭序》看法的表达方式是： 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呼！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註：《晋书》中有《王羲之传》。李世民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文字，都是他亲自写的。 从而不难看出，秦始皇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来批示李斯上呈的“焚书令”，在政治上一定有着极深的蕴意。因为文化素养极高的他从“焚书令”稿的内容中，既看出了李斯的才干和忠心，也看出了“焚书”的后果极其严重。从而选取了这个暗藏 玄机和奥秘，并充分显示着其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的“中”性批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暴君”观念的影响下，尚无人对其中深意有所感悟——即：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功德无量的“制曰：可。”，及时而有力地扑灭了一场即将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的焚书烈火。诸位如果认为此言过“玄”，或纯属“无稽”，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此事： 第一，从汉兴后并未反应典籍奇缺，官民复刻、抢救典籍的情况看，“焚书令”即使下达也许和当年的“逐客令”一样，刚一颁布又迅即废止，也决非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废除“逐客令”已被载入史册，而废除“焚书令”则需要后人从多方面探究而已。 第二，再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秦始皇的批示，并非是坚决执行的“诏曰：可!”李斯面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制曰：可。”决无胆量，也无权以“丞相之尊”下令全国烧书。因为这毕竟不是“丞相”做得了主的大事。这种情况不仅与实际相符，从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制曰：可。”既为李斯留足了面子，同时还表达出了秦始皇不同意焚书的观点。因为李斯的苦心及“焚书令”稿中，确实蕴含有维护秦朝，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显然是应该保护的。例如：李斯对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所进行的批判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秦始皇以极高的领导艺术，巧妙地以“制曰：可。”表达了他既不伤害李斯的尊严和情感——不草率地否定他起草的“焚书令”文稿；又表达了他不同意焚书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件大事上，生动地看到了他全面审视，顾全大局的良苦用心、及蕴意深远，充分显示看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启迪意义，难道还不深刻吗？ 就这样，一场在中华大地上即将燃起的焚书烈火，在火苗刚一露头的一时候，便被秦始皇睿智地摁灭了！ 综上所述，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以及秦亡前后，诗书典籍并不奇缺为证，秦始皇并未下令焚书的罪名，不是可以澄清了吗？ 看似简单的“制曰：可。”却蕴含如此生动的哲理及玄机，您的心不感到震撼吗？！ 在探究秦始皇“焚书”一案，并证实此案虚假的过程中，笔者的另一发现是：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一次性质极其恶劣、损失也极其惨重的焚书——这就是汉兴后的焚书！此说的依据在于：尽管我国有文字为据的历史长达近五千年之久，秦朝以前或秦朝以后的史料都还比较完整。惟独秦朝的官方史料，至今却杳如黄鹤，成了断代文稿的稀罕之物！对此，过去的说法一是项羽离咸阳时，一把大火全都烧了；二是年代久远已无据可考！然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是说不过去的。之所以这么说，其理由在于： 第一，项羽烧咸阳，并没有烧秦都属下的各郡县。秦王朝的许多政令，如果只存留在皇宫中，而不下发让各郡县官员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各郡县用以作为施政依据的政令文书，于秦亡后都到哪儿去了呢？？？秦朝治下的诸郡共有46个之多，县则可能有近千个，而秦朝只存在了15年！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文书即使有少数毁损，其中的大多都应该是保管得很好的！秦亡后这些文书怎么全都消失了！！！ 第二，关于年代久远。这只要看一下早于秦朝的诸子百家的大作，至今仍存留于世；与秦始皇同时代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尉缭的兵书《尉缭子》；韩非及各大家学派的著作也都存留于世……即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年代久远”，秦国文书无法寻觅的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秦朝文书无一传世的实际。笔者从而得出：汉兴之后也必然发生过焚书，而且是专焚秦朝施政文书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由于秦亡汉兴已属事实，刘邦完全可以严令让秦朝的属官，在他派人监督下将秦朝的文书付之一炬！经此一劫后，秦朝的文书十之八九已经销毁；漏网的十之一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消失怠尽，就在情理之中了！ 试想，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竹简，如果墓主喜不将其深埋地下，这些竹简的命运不也早化为烟尘了吗？须知刘邦是不会让它们长存于世的。 长时期来，人们在谴责秦始皇的“焚书”之举的同时，却忽略了探究秦朝文书何以无一传世的真正原因？至于史料中因从无刘邦焚书的记录，便认为笔者此说纯属无稽。笔者则奉劝各位只要冷静地想一下，在秦亡汉兴已属事实的情况下，谁敢将此事录之于史！更何况即使先前写了。后来又抽出销毁的事，历史上发生得还少吗？ 万幸的是尽管秦朝的文书已无处寻觅，司马迁却为后人记录了秦始皇于全国统一5年后，立即下令贯彻执行《使黔首自实田》法令。对于这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即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到封建制社会的标志性大好事，如果司马迁不如实记录，秦始皇于全国统一后，立即下令解放奴隶的桂冠，就一定会戴到刘邦的头上去。如此一来，哪怕秦始皇在世，这扭曲历史的大案，也是休想翻过来的！ 一部秦朝史几乎都由西汉官吏——司马迁、贾谊、董仲舒等人来写。他们笔下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这不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第三件，“焚书”一年后（即秦始皇48岁的年末），发生的炼丹方士卢生、侯生因炼不出“仙药”而逃亡一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记录： “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拂用。……天下之事无大小该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相传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告之，以惩后。” 炼丹术士卢生、侯生，在发生“焚书”一年后讲述的，被司马迁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话，说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讲了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及荡平诸侯拥有天下的过程。 第二，攻击秦始皇任人惟亲，执法严谨的狱吏都是他的亲信。 第三，秦始皇对齐鲁博士七十人，只是虚情假意地装装门面，根本不予重用。 第四，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不批完不休息（“石”为重量单位，每“石”为一百二十斤。秦史专著中，说他每天必批一百二十斤竹简的依据，皆出于此）。 第五，以秦始皇贪恋权势为借口，来掩盖他们根本炼不出“仙丹”的事实。在害怕追查的情况下，便悄悄地逃跑了。 第六，秦始皇听到他们逃亡后，命御史专案审理此事。结果参与炼丹的方士们相互举报牵扯，犯禁者共四百六十余人，全被秦始皇下令坑杀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卢生、侯生，原本是一伙欺骗秦始皇，可以为他炼制不老仙丹的方士（或称“术士”），司马迁于原文“始皇闻亡，乃大怒。”后，用了一句：“使御史悉案问诸生。”此言之不实，只要看一下，一年前对搅寿宴的淳于越他都没有处分。此时却莫名地要“悉案问诸生”，这显然是虚假的。以后又进一步以使人极感惑然的“诸生相传告引”顺理成章地将原来仅涉及卢生、候生等少数人的一般案件，扩大为涉及“四百六十余人”的大案。再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把这些人变成“诸生贤儒”了！尽管“方士”或“术士”因有文化，也可以称“生”，但以使案件变性的“诸生贤儒”名之，显然是不对的。这哪里还有一点“以法治国”的严肃性可言！ 如果有人提问，这四百六十余“诸生贤儒”中，有名有姓的代表人物为谁？不知司马迁将如何解答。因为秦始皇连搅闹寿宴，教训他“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淳于越，他也没杀呀！ 二、从“坑儒”手段之拙劣，再谈“坑儒”之不实 近年来随着对秦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对“坑儒”的数量之多，和手段之拙劣提出了质疑。因为四百六十余人毕竟不是个小数。而手段却是：“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毕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虽然这个“史”事，流传甚广。但许多学者都已指出：这个“史”事显然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秦始皇“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的目的。更何况他有理有权，何必行此偷摸伎俩，做此见不得人的蠢事！也许正是居于此一看法，毛泽东于一九七三年在致郭沬若的七言律诗中，还写下了“焚坑事件要商量”的诗句。 此外，再从丹药不可能拿来当饭吃，以及炼制丹药因具有一定的诡秘性而用不了多少人来看。既便互相攀扯，也是扯不出460余人来的！更何况遵从秦始皇之命“悉案问诸生”的“御史”，也决不会糊涂至完全相信这样的案子会涉及460余人！否则的话，这件事完全有“资格”被司马迁记录于“酷吏列传”中（“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录的“酷吏”，全都是汉朝官员，秦官则无一人入选！）。 就这样，从方士卢生、侯生的逃亡一案中，司马迁先从……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再到密种瓜于骊山，坑杀“诸生贤儒”。随着概念的转变，一步一步把对骗子卢生、侯生等人的惩罚，由“诸生”推进到“诸生贤儒”，终于让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然而“坑儒”一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秦始皇决定“坑杀”这些儒生之际，长公子扶苏挺身谏言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对此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是：“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尽管在《史记》中，关于公子扶苏的事迹除此次的谏言外，没有任何纪录。不少史家仍认为秦国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秦始皇没有早立储君。如果早立扶苏为太子，就一定能将秦朝的时间往后延长许多年。章太炎先生在《秦政记》中就说：“假如秦始皇活得长一些，他死后由扶苏继承帝位，既或是三皇、五帝，也不会比得上秦国的兴盛。”然而从司马迁的记述中，人们却看不出扶苏在大事上有什么才干！致于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可能是扶苏确实无才，否则的话就是司马迁记错了!按司马迁的记录，对于发生在全国统一已达9年之久的秦国来说，扶苏的一句“天下初定……”是不够确切的——甚至是糊涂的。因为九年时间虽不太长，但比起二三年、四五年来说已经不算短了。更何况就在这九年中秦始皇所做的工作，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所取得的成果是如此地巨大，怎么会不得人心呢？此外，方士卢生、侯生等人，既承诺为秦始皇炼制丹药。最后因无法兑现而逃匿，是有悖于“君臣大义”的。而秦始皇诛杀“欺君罔上”的卢生、侯生等方士，是清除巧舌如簧不能“侍君以忠”的奸佞，完全符合秦法中早有规定的律令。从而更进一步说明，扶苏的上述言论是有悖于“事皆决于法”的治国理念的。可从秦始皇在盛怒的情况下，仍派他“北监蒙恬于上郡”来看，秦始皇对他的这位长公子仍然是关切和信任的。因为文中的一个“监”字突出地说明了，扶苏外派的身份是作为“监军钦差”，去“监督”蒙恬建造长城的！因此，从逻辑上推断扶苏为儒生求情的话，应该也是假的 (“坑儒”之事，本来根本就是一桩假的)。然而，从扶苏后来还是死在上郡看，笔者以为，其原因根本不是为替“儒生求情”，而是为紧随而来所发生的另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即对“天降陨石”的看法，与秦始皇发生严重分歧，而被迫离开咸阳去上郡“监军”的（详情参阅第七章——关于天降陨石）。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其醉翁之意仍然是为“暴政亡秦”提供“事实”依据，该是没有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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