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金融业一直因“认钱不认人”而备受奚落。处于鼎盛时期的金融业仍扮演着一个十分高尚的角色：在投资者和投资项目之间牵线搭桥，以及推动工业创新。但金融业可以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它能够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把这一挑战抛给债台高筑的政府和资源有限的慈善家。
现在让数字来说话。仅仅美国的基金会管理的资产就达到7000亿美元左右。它们每年捐出约5%的资产，即大约350亿美元。上述金额十分巨大，但与管理超过100万亿美元资产的投资管理行业相比，就不算什么大数字了。
我们过往的经验表明，投资者是希望拿出更多的钱，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他们向顾问咨询如何做到这一点，但通常得不到有帮助的答案。而以自己的名义设立基金会的程序过于繁琐，让投资者望而却步，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在捐钱上能和赚钱做得同样出色。然而，如果投资顾问能帮助客户将其0.1%的资产投向慈善业，则慈善业每年将增加1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10年即可释放1万亿美元。
为帮助客户实现这一目标，金融业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应当设立一种独立的工具，以便于客户支持全球最有效的社会项目。基金会已有许多行之有效的项目资金不足。作为回报，基金会将有动力改进透明度，并公布自己的工作重点。它们为捐款所做的尽职调查也将得到报偿。这将创造一个慈善创意的市场，对公众评议开放，最好的项目将最受欢迎。金融中介机构将为客户把慈善变得像购买股票或投资共同基金一样简单。
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可以从顶级基金会的真知卓见中受益，就像从顶级风投专业人士那里获得咨询一样。正是出于这种战略原因，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选择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一起投资自己的慈善资本。
第二，投资管理公司应当扩大其所提供的“影响力投资”的范围。影响力投资是一种全新的资产类别，通过向供应公共产品（如微金融和清洁技术）的企业提供急需的资金，使投资者同时获得财务和社会收益。在如今低回报的投资环境下，影响力投资正变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与宏观市场状况的联系相对较弱。投资公司应当与其客户一起投资，以显示出自己的诚意来。
第三，投资银行应当用自己的员工组建社会金融团队。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尝试借助金融解决当代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投资银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金融业其他机构支持下建立的国际融资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借助捐赠国政府的长期承诺销售“疫苗债券”，用立即筹得的资金购买并发放几百万支救命疫苗，同时为债券持有人带来回报。
但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项目，这必须得到金融业现有人才的支持。银行应当分配一定比例的员工时间用于从事社会金融，就像法律行业把无偿服务制度化一样。最重要的工作应当交给最聪明、收入最高的人去做。当技术行业认真利用自己的优势从事公益时，我们看到了它们做出的一些努力，比如谷歌(Google)追踪登革热的爆发情况。金融业发挥的作用可能比这还大。
在过去50年中，金融业为管理投资已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由于似乎为短期利润而牺牲了社会福利，受到了严厉指责。现在，金融业有机会改变这种争议，方法就是向社会部门开放资本市场，这有益于投资者，也有益于全球公益。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弗里德曼(Alexander Friedman)是瑞银(UBS)首席投资官，帕蒂?斯通斯弗(Patty Stonesifer)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前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