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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不止 博爱胸怀—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解读之四十八

 陈邶 2012-06-21

2009-08-14 15:59:20

归档在 愚翁解读 | 浏览 418 次 | 评论 1 条

              学在不止  博爱胸怀

 

—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解读之四十八

 

【原文】季札之才近伯夷。

叔向、子产、晏子之才相等埒(埒:音列,二人才力相当的意思)

管仲用智数,晚识物理,大抵才力过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从政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矣。

《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

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岂自然之理?

文仲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或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若之何?子曰:“舍弃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若次之类,理义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类,造化之言也。

或问“才难”何谓也?曰:“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也。”曰:“何独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学问,而立其功业者,何必曰学?”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无学,故未尽善也。人而未学,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

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刚克中,刚则足以立事业,处患难。若用于他,反为邪恶。故孔子以申枨(枨:音成,触动,枨触有触动、感动的意义。)为“焉得刚”,既有欲心,必无刚也。

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惟圣人能之。君子畏义而有所不为,小人直不畏耳。圣人则动不逾矩,何义之畏乎?

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况始以轻、始以薄者乎?故鲜失之重,多失之轻;鲜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过乎重,常患过乎轻;不患过乎厚,常患过乎薄也。

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

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

学在不止,故王通云没身而已。

【愚翁解读】

春秋时期吴国王最小的儿子季札,也就是季子,因为谦让王位远避他国的事迹被人们传颂,他的才智行为和西周时期的那位为显示对殷纣王的大义而饿死于首阳山中的伯夷相近。

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子,他们的才能学识人品相当,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三人都以为人正直、品德高尚、功绩卓越被人们赞扬。

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用自己的智慧才能,使齐国在当时成为春秋强霸,到晚年著书立说,内容涉及很多领域。从著作的内容里显示出他是位了解事物中道理的人。管仲是一个用智谋和技术并重而治理国家的人,从大的方面看管仲达到了才智过人的地步。

孔子的得意门生冉雍,字仲弓,孔子说他可以使南面,意思是说以他的才能和学识,可以做在面朝南的官府房屋里处理政务。

聪明的智者是辅助刘邦的留侯张良,功成而退,是明白时务的智者,从他随机而变的行为可以让人领悟到,不失时机的善于隐藏其中作用的度量。

《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密语》,是属于有关人类生命之术的道理之书,可以说对人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素问》、《阴符经》,是春秋七国时期发挥作用最大的书。

佛教之类,使人们抛弃君臣、父子、夫妇,岂有这样的自然道理吗?

被人们称颂的还有一个在南北朝结束时期的重要人物王通,王通就是人们说的那位文仲子,他有言论说:“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意思是说:容易快乐的人,必然容易悲哀;看轻施舍的人,必然重视与人争夺。有人问王通:“天下皆争利弃义,吾若之何?”意思是:天下的人都在争权夺利,我应该怎么做?王通回答道:“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意思是:舍去他们争夺的东西,取得争夺行为所丢弃的仁义,不就是正人君子的行为吗?若以此之类的语言,就是理义之言。“心迹之判久矣”!对于一个人心迹的判断在于看他持久的言行!若以此种言论去看待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在于个人的造化了,如此看来王通的言语中就含有造化人的道理。

或问:为什么人的才能很难得到?我们说:“面临要处理重大的事情时,然后感到了才能不足的难处。”我可以这样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单独的提出了一个才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才的指向是天赋的良好性质,学习修为的人所要以自身的努力去造就成为栋梁之才。”我们设立一个问题:“古人有不由于修为学问,而可以建功立业的,何必要提倡学习修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末汉初靠英勇而取得官位的周勃、十岁就被父亲霍去病安置在帐下为官的霍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加深厚的学识,所以处理事务不能尽善尽美,有始有终的。一个人资质天赋在高而不能去学习,就不能明白更多的道理,不能明白道理,就会陷入固执而不通达的境地。”

人有超越出众的人才,必然要以刚阳正气为原则,克己以正直为中心,有刚阳正气足可以树立事业,处患难而呈祥。如果把才能用于其他方面,反而成为邪恶了。因此,孔子以申枨为“枨也欲,焉得刚”,他的意思就是,申这个人既然有很多的个人欲望,必然就没有刚阳正气了。

品德高尚的人明白了解于义的含义所在,就是圣贤的人;愚昧无知的小人却是明白了解利的含义而已;义和利都可以消除的人,惟独是至清的圣人可能做到的。品德高尚的君子畏惧在行为中违反义而不去做有些事情,愚昧的小人以趋利避害为原则去直接行为,他没有畏惧违反什么义而不去做的事情。至清的圣人在行为中没有逾越规矩,何来违反义的畏惧呢?

天下的事情,没有始终过于重视而不好的现象,只存在事情是由于过分的轻视而导致失败灭亡的;没有始终重视而加强完善的做法而不好的,只有轻薄事情而导致失败灭亡的。况且有始终把事情看待的轻薄,而能够把事情做好的吗?所以说很少有处理事情中把过失归于是重视那个事情的,许多过失的行为是发生在对事情的轻视上了;很少有把过失归于深入厚积的了解事物的,许多的过失是因为对事物的了解浅薄上。是以此说明了聪明的君子应该认识到,不是祸患过失发生在由于自己的不重视上,应该常常担心祸患过失发生在对于事情的轻视上;不是祸患过失发生在对于事物的了解认识深入厚积上,而是那些祸患过失发生在对于事物的认知浅薄上。

作为学习,不能达到使自己快乐的境界,不可以称谓是学习。这是一个治学的方法和境界问题。

用死记硬背应付问对的学问,未必可以使人以此成就事业。

学习在于不停止的进步,因此,王通说要以没有自身的欲望为原则,学到生命的终止。

人生在世是短暂的,生命中对于事物的理解是通过各种渠道而取得的。做人要像邵雍先哲那样,正确的理解中国人文中的典故,有宽阔的胸襟,为社会和人类去努力,深厚的积累在于重视学习上,在观物外篇解读结束时,就以邵雍提倡的人生最高境界为标题——学在不止,博爱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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