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与敬畏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大陆文坛上最出风头的作家，南方人里要数余秋雨，北方人中则首推王朔。余、王二人均才气沛然，其作品亦颇有可观者。尤其余先生的“文化散文”，写得出色的篇什，可以列出一个单子。然而，两人近几年在文化界的表现，确实令许多曾欣赏过他们的人不无失望。在我看来，他们的问题，都出在敬畏之心的缺失方面。
“余秋雨现象”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谈王朔的“无畏”。
一般来讲，我对无畏的人是一向投以敬意的，因为无畏毕竟是平庸人生和卑微人格的反面。和《茶馆》里王利发式的“谁都怕，谁都敬”的可怜相相比，无畏者的形象既高且大。但我反对李逵式的无畏、恐怖主义者的无畏、焚琴煮鹤型的无畏。每读到描写李逵挥舞板斧“排头砍去”的文字，我总是毛骨悚然。这样的无畏，导致的只会是痛快淋漓的毁坏，却决不能带来什么建设。“无知者无畏”这句话，听来固然别致，别忘了，李逵的所作所为正是对它的顶好注脚。
真正值得肯定的无畏，从来都是以另一种敬畏为前提的。韩愈大力排佛，抱定“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之心，是因为敬畏承续儒学道统的使命感的驱催；闻一多怒斥专制统治，无畏地饮弹以殁，是因为敬畏民主自由原则的至高无上；彭德怀上书万言为民请命，是因为敬畏党性和良知。无畏于此，必敬畏于彼。敬，当敬于自己所秉持的“道”；畏，当畏于此“道”的规矩。敬畏了学者的职业规范，就不敢在学术论文里胡说乱道；敬畏了文学家捍卫道义世界的责任感，就不敢到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而身为名作家的王朔先生，却似乎更有热情发扬光大李逵作风于文学领域。他的“板斧”时而砍向鲁迅、钱钟书，时而杀向金庸、齐白石，委实是“猛志固常在”了。可惜的是，他的口诛笔伐，虽辛辣、俏皮而尖刻，极具“可读性”，却大多经不起推敲。如说鲁迅并连带评中国文化：“（鲁迅）是个心胸狭隘、记仇记到血液中的人。他的那点好东西全在前期，后期的东西没法看，看了就想这人自以为是中国文坛的尊神，谁也碰不得，一碰他就要咬人……中国文化是什么也没有，理论，没有；学术，没有；作品，没有。就是白干一场，一百多年白干一场。”又说钱钟书：“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均见《美人赠我蒙汗药》）引文至此，我想也就不必再做什么分析了，以免读者说我弱智。一个年逾不惑的名作家，能这样说话吗？
鲁迅、钱钟书当然可以批评，想骂也可以骂。“呵佛骂祖”一语，古已有之，而且多作褒语用，意谓无所顾忌、敢作敢为。但呵骂此“佛”的人，心中当有另一种“佛”供奉着。什么“佛”都骂，恐怕就离“魔”不远了。王朔专拿名人练拳脚，实在叫我搞不清他究竟尊奉、敬畏什么。有人说，王朔这种闹法，对于素有造神陋习的中国文坛不无“以魔反魔”之功。我绝不苟同此说。相对于以道反魔，以魔反魔永远是歪门邪道。再说谁是该反的“魔”，王朔和王朔的盟友们弄清楚了吗？
文化人的形象一定要正，形象不正，便无足观，无论他才多大、名多盛。形象不正的作家，竟然能红得发紫，成了“时代英雄”式的人物，只能说明“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的世相，任何时候都可能再现。如此而已，尚何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