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三大祥”中唱主角的宁波人
(2010-10-09 14:5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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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三大祥”中唱主角的宁波人之一
棋盘街：上海现代布店发祥地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老上海人却对布店有着特殊情结——老上海人不习惯穿“现成”的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往往从布店买来布料制做而成。在老上海人的记忆里，“三大祥”（协大祥绸布店、宝大祥绸布店、信大祥绸布店）闻名上海滩。上海人和宁波人有着特别的情结，“三大祥”唱主角的都是宁波人。
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随着茶叶、丝绸等中国特产的出口，洋布作为进口商品大量涌入。二十世纪初，贩卖洋布成了当时最赚钱的买卖。宁波商船往返上海，人们下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大量洋布。“无宁不成市”、“无宁不成商”，悠久的商业传统，绵长的浙东文化，使宁波人拥有难得的商业敏感。一批精明的宁波人捷足先登，纷纷抢滩上海老城厢外“棋盘街”，创设洋布店。日久天长，棋盘街成为现代上海布店的发祥地。
棋盘街缘何成为现代上海布店的发祥地？这和“棋盘街”独特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棋盘街”是上海老城厢以外最早被辟为租界的地方。上海老县城里的道路弯弯曲曲，而租界内的道路排列整齐南北有序，好似棋盘，故城里人把早期租界内的道路统称为“棋盘街”，包括今天的河南路、九江路、汉口路一带。棋盘街是进出租界和老城厢的主要通道，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当时曾有人诗云：“纵横界画似棋盘，世路纷纭一例看。东角秦楼西楚馆，谁从局外作旁观。”后来，租界给道路取名时，把其中最长最宽的河南路命名为“棋盘衔”。1912年，租界在计划营建新的工部局办公楼时，限定河南中路的商店拆除重建，让出适当面积作为拓宽道路和人行道用地。棋盘街上的商店纷纷迁往小东门和福建路、南京路一带，棋盘街也随之冷落——这是后话。
据1858年成立的“振华堂洋布公所”记载，当时在棋盘街上开洋布店的多为宁波人——棋盘街较有名的15家洋布店中，宁波人开设的布店规模较大的就有“恒兴”、“大丰”、“增泰”、“协泰”、“时和”，足足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大丰”经营洋布的历史最长。“大丰”老板翁年丰，出身宁波石塘世家，原在英商泰和洋行做买办。1853年，他在棋盘街自立门户。短短三年，就赚了十多万两银子，于是购进南京东路同吉里一座五层楼房，专做英美进口洋布原件批发，成为沪上巨富。后虽四易其主，但经营时间长达60多载，可谓上海滩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洋布店之一。
进入民国，上海滩棉布业重新洗牌，“三大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鼎盛时营业额占到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三大祥”出自于同一“母胎”，牌号之中也只有一字之差。他们自己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并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他们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
“三大祥”在上海布店行业叱咤风云，控制了上海滩的棉布零售业市场，述写了一个个动人的商业传奇。
老上海“三大祥”中唱主角的宁波人之二
1912年，“协大祥”正式创设，开创了现代布店的先河。后来，“协大祥”孕育了“宝大祥”和“信大祥”。
清末年间，协祥、日新盛、日新增、日新旭等商号日益成为上海经营洋布商号的巨擘。在“协祥”商号里，宁波人柴宝怀、丁丕山，决定改变当时绸布业的经营方式，准备合股开一家洋布店。这时，适逢上海小东门外的“四大正”洋布店闭歇，柴宝怀、丁丕山集资7200两银子把它盘了下来，开设“协大祥”，经营零售洋布。他们两人合计后，决定聘请“协祥”职员上海人孙琢璋出任经理。为新商号取店名时，他们一致希望彼此从此通力协作，使这个上海滩上新出现的商号发展比“协祥”更具规模，最后决定取名“协大祥”。
1912年8月18日，“协大祥”正式在上海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创设。这是上海绸布业中开设最早的一家大型商店，后来，成为上海棉布业著名的“三大祥”元老。
孙琢璋果然是个经营管理人才。营业之初，“协大祥”就挂出“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每样商品均实行明码标价，同时开始开架供应，实行了商家对顾客的零距离售货。紧接着，“足尺加一，薄利多销”的营销手法也在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棉布零售店都是按尺论价，同样商品的每尺单价大致相同，但因使用的是虚尺，各店标准不一，顾客剪了布回家一量，往往不足原先买的尺寸，做不成本来想做的衣服。而“协大祥”针对这一弊端，在一开始就用定尺，并且每尺加放一寸，而售价却与同业的虚价相同。这种“足尺加一”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比同业便宜十分之一以上，不用说深受消费者欢迎。
在上海布店业中，“协大祥”以严格管理著称。“协大祥”所订的《店员规则》多达166条，包括工作规程、奖惩办怯、生活福利、人事及升级考核等等。“协大祥”绝大多数员工都从事销货，而其它工作（如会计、进货、发坊、批发、对复账等）则作为兼职。“协大祥”实行“洋号工资制”，营业员收入销货款没有传票，只凭自己结算，收到货款交账或将销货数量、单价金额写入“流水簿”（记账销货册）。由于销售手续简化，一个营业员同时可接待三四个顾客，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协大祥”逐日记录营业员的销货金额，累积到月底总计，以积分多少作为工资、奖金的依据，大大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
关于进货方式，“协大祥”随货而定，小批量向批发字号拆货，大批量直接向洋行或工厂进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协大祥用投资设厂、定织定染、发料加工、包牌销售、包机生产等方式组织货源，高中低商品同样重视。“协大祥” 认为与其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让利于顾客，于是一贯坚持“货真价实”，不做广告、不搞大减价。“协大祥”这些经营手段，让同行望尘莫及。
由于孙琢章经营管理有方，“协大祥”生意兴隆、获利丰厚。到了1922年底，盈余达16.6万两银子，为原始资本的23倍。
天有不测风云。1923年，由于股东不和，“协大祥”改组，孙琢章签订折股合约。改组后的“协大祥”资本有4万两银子，高级职员入股占29.5%，在招牌上加“同记”两字，以示“齐心协力”。七年后，孙琢章儿子孙照明继承父业，担任“协大祥”经理。
1937年9月，“协大祥”在金陵东路490号设临时支店；同年11月，“协大祥”在西藏南路设第二支店；第二年4月，临时支店迁至金陵中路60号，定为第一支店；1949年7月，“协大祥”在南京东路设第三支店。
公私合营前，“协大祥”四个门店销售额占全市400多户零售绸布商店的18%。公私合营后，“协大祥”经营风貌更受到顾客的好评。
老上海“三大祥”中唱主角的宁波人之三
“宝大祥”：陈毅市长要求保留的金字招牌
“协大祥”被孙琢章掌管后，创始人柴宝怀、丁丕山挥泪告别昔日创业地。一年后，柴宝怀、丁丕山东山再起，创设“宝大祥”。
1924年8月25日，柴宝怀、丁丕山集资24万两银子在“协大祥”隔壁创设了“宝大祥”绸布店。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对店名特别重视。当初创办“协大祥”时，他们取“协大祥”的店名，很有一番用意：“协”是同心协力；“大祥”则寓意“大吉大利”。现在给新店取名，“大祥”两字不能少，但前头加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丁丕山一拍脑门，对柴宝怀说：“有了，你老兄的名字当中的‘宝’蛮好的。宝者，宝贝也，珍宝也!”柴宝怀一听，也觉得“宝大祥”这个店名叫起来响亮，听起来悦耳，寓意又深刻。于是，新店取名“宝大祥”。
创设“宝大祥”时，柴宝怀、丁丕山都已年届五十，用人方面，他们选择谁担任“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最后一致选中贤徒丁方镇。
丁方镇，出生于1884年，宁波镇海人。幼年时就读私塾，1908年到“协大祥”当学徒，后任总出纳。
“宝大祥”在“宝”字上大做文章。商标上、悬匾上分别印上“宝藏兴焉”、“招宝进财”等标语。并且在八仙桥新号天棚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上面刻有“招宝进财”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四个字。而发票上则印有“斯宝大祥”图案，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顾客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上海民间更流传着“嫁囡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等。老上海人更将“宝大祥”三字喻为办事肯定成功。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恩师的厚望。他把原来棉布店单纯经营布匹，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丝罗绸缎、呢绒、土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他还设立成衣部、送货部、邮寄部等，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宝大祥”向工厂选样定产，自行加工印染，因此进货优先，花色齐全，售价低廉，销路畅通。“宝大祥”还以“足尺加三”，“花色多、价格低”作宣传，吸引了无数顾客。难能可贵的是，“宝大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
1926年，“宝大祥”在原店对面设南号作第一支店。1927年，“宝大祥”设西号作第二支店。1928年，“宝大祥”又将第一支店扩至五开间门面，成为小东门最大的棉布店。1933年，“宝大祥”增设新南号作第三支店；同年10月，“宝大祥”又在方浜中路分设新号作第四支店。1937年，“宝大祥”在金陵中路16号（八仙桥）设大型新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方镇继任宝大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0年，“宝大祥”又在南京东路北庆云银楼旧址开设南京路宝大样。
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资金拿出来，充实“宝大祥”。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丁方镇感激万分，即兴赋诗一首：“布业公私庆合营，个人前途更光明。声声爆竹连天响，鼓舞欢欣惬众情。”陈毅市长听了，风趣地用四川话称赞：“要得！要得！你不仅是生意人，还是诗人啰”。
陈毅市长还询问丁方镇：“公私合营后，‘宝大祥’的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丁方镇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陈市长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宝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响，我看‘宝大祥’这三个字可以继续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营’四个字就可以了。”从此，“宝大祥”这一字号得以继续沿用。
后来，丁方镇担任公私合营上海市绸布业零售商店联合董事会董事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委员等。
老上海“三大祥”中唱主角的宁波人之四
“信大祥”：创兰州商业历史之最
丁大富，出生于1900年，宁波镇海人。1914年，丁大富进入“协大祥”当学徒。
创设“信大祥”时，丁大富对“信大祥”的店名很有意见。他认为既然这店是以他的名义开的，就应该把店名取为“富大祥”(用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但孙琢璋坚持非用“信”字不可。说“信者，诚信也，信任也，这是我孙某对你的信任。”丁大富心里明白，孙琢璋的“信字当头”，是叫他信守“‘信大祥’必须无条件服从‘协大祥’”的诺言。但苦于资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经营管理模式仿行“协大祥”。
最让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于“协大祥”的股东陈维贤的控制之下，如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倾其所有。受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致使“信大祥”连年亏损。后来，“信大祥”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从小东门搬到福建中路128号，但经营业务仍然受到“协大祥”的控制。
丁大富实在忍无可忍，找到时任“宝大祥”经理的师兄丁方镇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且有同情心，陪丁大富找柴宝怀、丁丕山求救。柴宝怀、丁丕山为人豪爽，乐于助人，他们很快同意帮助丁大富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师兄丁方镇的资助下，终于摆脱了孙琢璋的控制，在南京东路614号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从此，丁大富正式开始施展经营才华。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讲信用，对顾客讲诚信，加上新址地处南京东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十年后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
丁大富热心公益事业，生活中平易近人，曾任上海市棉布同业公会理事等。1948年，丁大富去世，其儿子丁言章继任经理。丁言章大胆创新，扩大业务，与云洲染织厂、公泰印染厂、无锡兴业印染厂合作。
上海解放后，“信大祥”得到长足发展。1956年1月实行公私合营；同年6月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边远地区商业建设，“信大祥”积极响应，主动将“信大祥”整体搬迁到甘肃省兰州市，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
1956年7月10日，“兰州信大祥布店”正式营业，盛况空前，盈利可观，创下兰州商业历史之最。后来，上海又把“利顺成”、“春大祥”两家布店也输送到“兰州信大祥布店”。于是，“兰州信大祥布店”一跃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