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1—1077）是北宋五子之一。他运用数学、物理与《易》学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宇宙的自然生成过程，在中国哲学的本源问题上，以《先天图》的模式将易《道》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老子之道统一起。他“以心观物”的实验观察，用数学定量和《易》理定性的认识自然的方法，是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他的学术思想及著作贯穿于《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之中，是其他或偏于象数的术数家或偏于义理的理学家所不可同年而语的。南宋以后，因朱熹有意思地从“唯理”的角度对邵雍的“先天之学”进行了改造，虽说“历代皆重其书”，然而后人多是从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中去了解邵雍的学问。这就很难从根本上把握邵雍辩证思维的学术思想，所以，一些曲解甚至批评的现象就是在所难免的了。今人姜祖桐先生从数学、物理与《易》理相结合的高度写出了《H自组织理论》一书，读后惊奇地发现，其中有许多观点竟与九百多年前邵雍的观点相通，而且是在对邵雍之学没有专门研究的前提下进行阐述的。这就使笔者觉得有必要结合谈《H自组织理论》一书，对邵雍先天之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把“加一倍法”用于太极到万物演化过程的悖谬
朱熹说“太极”无形而有理，主“理一分殊”之说。他将“加一倍法”用于“太极”到万物的演化过程，其结果就是：“易有太极”是一理，“是生两仪”是一理分成二理，“两仪生四象”是二理分成四理，“四象生八卦”是四理分成八理……原来八卦是八个理，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理。“分”并不等于是“生”，不管“一理”是如何地无限分下去，终归还是一理，只不过有总理和分理、一理和多理而已。《H自组织理论》一书则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这一点：
八卦图的推演方法应当从集合论的集合要素方面来考虑。不少易学书用小横图（笔者注：指朱熹《伏羲八卦次序》图）来推导八卦。显然，这种方法是得不到真实的八卦图的。无限二分法的集合系统可以用数学逻辑计算它集合后的元素有多少个。但是，这种系统不发生质变运动。质变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生灭运动。创生与消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内禀规律。
同样，朱熹屡屡教人“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即“大横图”），也是不能用来描述质变运动的。太极无画，一画为仪，两画为象，三画为八卦，四画、五画无所主名，六画为六十四卦。皆是由太极之母生出体外之子。太极为一理，一画阴阳非物（乃物之属性），两画四象阴阳亦非物，叠成三画之后岂能象八物？四画、五画无名亦非物，叠成六画之后岂能象万物？至六画成六十四卦，则仪有六十四，象有六十四，“八卦”有六十四，还有五画“卦”与六画“卦”各六十四。如果从“生”的角度说，太极之母先生二画为两仪，及四象时，则母仅生四画，合先为仪之两画而成象（两仪为作四仪），及八卦时，母仅生八画，合先为仪之两画与先为象之四画而成卦（两仪为作八仪，四象为作八象），余类推。如此的“母生子，在母体之外”的模式，于化生万物方面是说不通的。这只能是朱熹“理一分殊”的“唯理”模式，根本不是“观物”而来的经验模式。朱熹所改造的“先天之学”，是唯义理派的，是与宇宙生成论不沾边的东西。究其原因，则是抛弃了邵雍所运用的物理和数学，单一以《易》理贯彻始终。不以物生物，唯以理分理，就必然产生悖谬。
朱熹抛弃物理与数学，仅从《易》理的角度阐述《易》之体。自然就对老子的道体说有所非议和曲解：
易学的基本逻辑法则是，当道演化成“三”时，能揭示三要素中对立属性之间交互感应，形成新系统的结构关系，共八种，称八卦。
“二生三”是大自然能够进行自组织的重要演化程序。……“三生万物”的道或易系统，必须是能出现“四象”的系统。
从姜祖桐先生此书的内容看，并没有涉及邵雍的先天易学。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滤”。从物理学、数学与《易》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宇宙生成的大课题，姜先生的见解却同先哲邵雍不谋而合。
在邵雍看来，《易传》“易有太极”一节，说得是《易》之体。而《老子》中的道体就是说的这个《易》之体。所以，邵雍说：“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观物外篇》）
《H自组织理论》一书就是基于这两个原理就是同一原理而阐述“方法论”的：
“道生一”或“易有太极”是指质变系统演化过程中，必须从“无”产生一个新事件。
“一生二”是指质变系统新事件出现，必定是成对发生的，新事件中内禀存在着两种对立互补属性的要素。
“二生三”质变逻辑是指两个对立元素之间存在着内禀的、自然的联接关系。这种联接关系成为两个对立元素的自集新元素“三”。
在同一类型的系统中两元素自集只能生成八种状态的自集新元素。
八卦是由阴爻、阳爻组合而成的。阴、阳两元素组合成三元素，只能有八种。这就是邵雍为什么把八卦当作“二生三”结果的理由。邵雍说：
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观物内篇》）
在邵雍看来，天地为两仪，天有阴阳，地有刚柔。而阴阳中又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刚柔中又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就是用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的交互而成八卦。
《H自组织理论》：
真实的易学八卦图是从“四宫”推来的。虽然易经中只讲“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易经中的四象就是“四宫”。它把“两仪”（两种元素）的四种状态先确定为四象（四宫），然后去推这四象，在“两仪”自集元素发生的两种状态下交互作用，得八卦。
又是“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滤”。真理只有一个，前人见得，后人也能见得。尽管后人并不知前人已有此说。姜先生之说与邵雍“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之说，又是不谋而合。这分明是从物理、数学与《易》理结合中悟得的道理。“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邵雍的这段话值得深思。
中国的历史哲学，在宇宙生成论的本源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儒、道之分，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们远古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传说，“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就是说宇宙的自组织运动，从来就没有“上帝”造物之说。《易乾凿度》说“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郑玄说“天地本无形，而得有形。则有形生于无形矣”，邵雍说“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周敦颐说“自无极而为太极”。可见，“无极”、“太极”的命题并不是道家的知识专利。南宋时道教空前发展，朱熹说邵雍的学问“似老子”有“老庄之说”并有意思地改造他的“先天之学”，自有其时代背景。在学术上，既重于时代的门户之见，就自然不能客观地阐述真理。朱熹不能诠释邵雍之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邵雍数学”持“未须理会”的态度，一味地说“自是有此理”。任何人不以物理、数学与《易》理结合的方法去研究邵雍之学，都不会悟得邵雍之学的真谛。特别是在宇宙生成的大学问方面，即使如同朱熹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H自组织理论》：
任何自组织系统，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系统。这一“组织”在出现之前是不存在的，它能从“无”（道）系统自我创造出来。
“无”只是“虚”而已，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邵雍说：“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乎？”“混沌如鸡子”的宇宙之外不可得而言之，一○之内言有，一○之外即言无了。中国哲学的智慧即在于此，何必要讳言“无极”呢？邵雍积三十余年的功力以心观物而悟得“心易”，从而到达了哲学的最高境界——不是任何“有学问”的人都可以轻易到达的境界。
三 .邵雍与朱熹“先天学”的不同模式
邵雍的模型论是混沌一圈，老混沌阖辟于此圈，新混沌亦阖辟于此圈。《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象天，六十四卦方图形地，合之为混沌太极，是一“母包子”系统模式。所以，张行成说：“图名先天，而一百二十八卦、七百六十八爻咸备者，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易通变》）太极即此圈，两仪亦此圈，四象、八卦亦此圈，万物亦此圈。这一圈不是量变模型，而是质变模型。所以，邵雍说：“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朱熹则主张把《先天图》内六十四卦方图“移出放外”，以单一的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这是基于他“母生子，子在母体之外”的无限二分法模式而进行改造的。著名的是朱熹与林栗有关“先天图”模式的辩论——《记林栗辨易》。对于林栗有关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说，朱熹说他“此恐倒说了”，认为其说是“太极包两仪，两仪包四象，四象包八卦，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同”，林栗则反驳说：“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与生实一义尔。”朱熹说：“包如人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从大小二横图看，的确都是“子在母外”的模式。
朱熹说：
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真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图之大旨也。（《文公易说》）
可知朱熹的“先天图”是由“大横图”拗转围成的。北宋时期无人以两画为四象，当然不会作出什么“横图”。以两画为四象之说，兴起于南宋，之后方有朱熹黑白爻画叠加的大、小横图（大小二横图出于朱熹，见《答袁枢》）。朱熹以所谓的“加一倍法”造得大小二横图之后，就处处依此图改造邵雍的“先天之学”。他以横图起乾一至坤八为“逆数”，围作圆图后就只有“一半逆”，是一“∽”型模式。此种模式不能体现邵雍所谓“逆知四时”之意。
邵伯温述其父学：“其学主于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易学辨惑》）由此可知，邵雍的《先天图》是用“卦之生变”方法得到的。
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观物外篇》）
以《乾》为祖变六十四卦例是：《乾》变《夬》是为“一变而二”，《乾》《夬》变《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至五变得《先天图》圆图左方《乾》至《复》三十二卦，六变《乾》至《复》三十二卦得《先天图》右方《姤》《坤》三十二卦。
以《坤》为祖变六十四卦例是：《坤》变《剥》是为“一变而二”，《坤》《剥》变《比》《观》是为“二变而四”，至五变得《先天图》圆图右方《坤》至《姤》三十二卦，六变《坤》至《姤》三十二卦得《先天图》左方《复》至《乾》三十二卦。
可见，《先天图》“图皆从中起”，《姤》是由《乾》变来的，《复》是由《坤》变来的。所以，邵雍说：“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显然这是一个“○”模式。此种阴阳消息循环不已的模式，方可用来表达“逆知四时之谓”的意思。至于圆图中所寓“阴阳消长之数”，邵雍则说：“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而方图之数，邵雍则说：“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时必逆知，物必顺成。说象天圆图“逆知四时”是六数，说形地方图“万物化生”是八数。
同样，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的小圆图（即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图）也是由“卦之生变”得来的，也是一“○”模式。朱熹则以小横图围作小圆图，即成一“∽”模式。朱熹把八数配于圆图，就不能体现“逆知四时”之说，所以他有“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终生迷惑。这分明与邵雍的本意不同。
邵雍与朱熹《先天图》的两种不同模式，决定了两种“先天学”的不同内容。朱熹和蔡元定在《易学启蒙》中只以《姤》至《坤》三十二卦说逆知夏至到冬至的二时，就是囿于把八数配于圆图的限制。
四 .“太极图”的问题
《H自组织理论》一书上篇“方法论”、中篇“宇宙论”、下篇“物理论”，都基于“阴阳鱼”形的所谓“太极图”（几何画法之图）推衍出许多图式，用以说明“生成”、“对称”、“互补”、“平衡”、“变易”及“循环”等原理。姜先生不是《易》图学的专门研究者，为着说明问题而借用这样的“太极图”，似乎无可非议。然而，从源头上说笔者则建议姜先生直接使用邵雍的《先天图》。这是因为：
1． 如此几何画法的“太极图”出现在清末民初。
2． 所谓“太极图”的命名，出于明代的章潢。
3． 最早见于明初赵撝谦《六书本义》的“阴阳鱼”图，叫《天地自然河图》。
4． 这样的“太极图”是从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图逐步演变而来的。
以初爻画于外的“乾坤纵而六子横”图，即可演变为章潢所谓的“古太极图”（具体演变步骤见拙作《周易图象集解》）。其实“古太极图”所表现出来的阴阳循环、互补对称等，都可从“乾坤纵而六子横”图中看到。特别是邵雍所配“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的逆数之数，形象地表达了循环的机制。小者说四季循环是此数、昼夜循环是此数，月象晦朔弦望循环是此数；大者说混沌宇宙也是此数。此图是邵雍《先天图》八贞卦的约图。从此图进而上升到方圆六十四卦的《先天图》，则是《H自组织理论》用以“揭示宇宙结构和真空场与现实世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逻辑图。笔者相信，在阐述宇宙生成的大课题时，采用邵雍的《先天图》及其“乾坤纵而六子横”约图，是运用了更具有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模型，更能从系统性和逻辑性方面说明问题。
既然要用“循环原理”去说明问题，就应该采用“○”的图形模式。把八数配于“太极图”上，就成一“∽”模式。“乾坤纵而六子横”图的阴阳消息循环，虽然呈现一反“S”线，但是其行数之序却不是“∽”型的，即不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所以，配有八数之图是不能用来同时表达“阴阳互补对称”和“阴阳消息循环”双重意思的。
邵雍是我国北宋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运用“以心观物”的方法，并结合数学与易学从根本上探讨宇宙生成的大课题，从而发明了“先天易学”。先天易学就是无文字、图象的“心易”。为着表达这种学问，他创作了《先天图》这一理论模型，要人们从“后天著功夫”的层面去理解先天的“心易”。所以，如果要了解邵雍的学问，就必须先明了他构建《先天图》的理论模型。对于接受朱熹误导的人来说，也必须先从朱熹的“先天学”模式中摆脱出来。朱熹曾有“各是各底易”的说法，在“先天易学”上，我们也要分清各是各的先天之学。近现代的国学大家，为什么不能阐明邵雍学问的真谛？个中原因是很清楚的。没有从朱熹先天之学而能说明邵雍先天之学者，就是因为二者的学问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今天的学者，大可不必有什么门户之见，亦不必处处遵循国学大师之说。只要下功夫进行专题研究，如同姜祖桐先生著《H自组织理论》一样，就会“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笔者与姜先生都是学物理学而又研究《易》学的，或许因此才会对邵雍的学问有初步的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