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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填湖广
明代的江西人，在朝野上下颇为引人瞩目。早在宣德年间，民间便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吉水在江西的吉安府。在整个明代，吉安府科甲鼎盛，产生的进士数超过一千人，这一纪录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故此，吉安所出的翰林也就特别之多。他们与其他的江西籍官僚一起，在官场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江西帮。特别是在嘉靖年间，先后柄政的内阁首辅夏言和严嵩诸人，均是江西人。不仅在朝如此，在野亦不例外。尤其是在一些未开发及新开发的地区，江西人更是随处可见，甚至有“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说法。举个极端的例子，十七世纪前后，有人曾从云南出发，沿怒江(萨尔温江)顺流而下进入缅甸，竟发现沿途各地只要出现聚落的地方，其酋长头目必定是江西移民及其后裔。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无远弗届的江西人有了个绰号，叫做“腊鸡”。据万历时人沈德符的记载，某次，首辅严嵩生日，在京的江西士绅麇集鳞聚，候于严宅。当时，只见严嵩长身耸立，诸绅皆鞠躬屏气，俯身趋谒。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河南新郑人高拱忍俊不禁。严嵩见他旁睨而笑的样子，颇感莫名其妙，高氏只得含笑道出个中的盎然趣味：看到您出来时在座诸君屏声敛息的样子，让人陡然间忆起韩昌黎《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 严嵩听罢为之破颜，在场的江西人亦哄堂大笑。 《万历野获编》中的这则“谐谑”，亦见于清人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的“各省地讳”条。后书更曰：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胯，河南曰驴，江南日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元时江南亦号腊鸡)，福建曰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务各以讳相嘲。 上述的诸多“地讳”，以民风、饮食、物产甚至地方病等，渲染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例如，“盐豆”就是形容南方人的俭啬成癖。据说，曾有作客苏州的徽州人，自制盐豆放于瓶中，而用筷子钳取，每顿自限不得超过九粒。某日，有人告诉他说：“令郎在某处大嫖。”其人勃然大怒，把瓶中一把豆全都倒了出来，嚷道：“老子也不做人家了！”这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或许正是“盐豆”地讳的出处。北方人通过江南人嗜食的盐豆，形象地概括出自己眼中的南人脾性。从前述的“各省地讳”中我们还看到，元时江南亦号“腊鸡”，故明人李时尝以“腊鸡独擅江南味”戏称夏言，对此，夏言及严嵩等江西人，似亦未以为忤。 腊是一种干肉，腊鸡是指风干的鸡肉。作为一种腌腊制品，其做法是将鸡宰杀后放尽血污，在腹部切口，除掉内脏，斩去翅爪成鸡坯，用盐、糖、硝、酒、酱油和香料等擦抹，入缸腌渍。然后晾干水气，并烘烤至于。制成的腊鸡色泽金黄，鸡形完整，油润味鲜。食用时，或蒸或煮，腊香浓郁。江西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称作“腊鸡”不得其详，但揆情度理，这与江西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长途移徒的过程中，不仅风干的腊鸡更易于保存，而且，给遍布全国的远方亲人捎点土宜，腊鸡无疑亦是不易变质的上品。大概是元明时代的江西人随处可见，江西人制作腊鸡的工艺及食用习俗更是别致，久而久之，也便有了“腊鸡”的绰号。 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陆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因此，在明人眼里，江西人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从前杜诗曾曰：“莫笑田家老瓦盆，也曾盛酒养儿孙。”这是状摹乡间农民俭朴，一盆一碗，只要不摔碎、不丢失，便永远不换，传之子孙，会一直用下去。在这一点上，民俗勤俭的江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江西的一些地方，摆在日常宴席上的劝酒果品，只有时果一样可以食用，其他的都是用木头雕刻、上涂彩色装饰而成，称为“子孙果盒”，意思是可以传之子孙后代。此外，其他各事也多有节制之法。譬如吃饭，约定俗成第一碗不许夹菜，到第二碗才允许以菜佐餐，美其名曰“斋打底”；馔品喜好购买猪的内脏、杂碎，称之为“狗静坐”，因为这些东西吃后没有骨头可吐，实在毋须劳动在旁摇头摆尾的家犬；为了节省开支，献神的牲品，都是从食店中租来的，祭祀结束后就马上归还店中，名曰“人没分”。对此，明人谢肇在总结各地人群性格时指出：“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新安即徽州，江右也就是江西。显然，江西人的俭啬程度，丝毫不亚于黄山白岳间的“盐豆”。 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徒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 (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 这种现象，给稍后的王士性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西)、浙(江)、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 外出商贾负贩、打工趁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明人叶权的《贤博编?游岭南记》就曾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打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辖有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在江西人眼里，到湖广谋生犹如“跨门过庭”，实在便当得很。据估计，两湖人口中有十之六七系江西移民的后裔。直到现在，不少湖南、湖北的乡村百姓都声称自己是“江西种”，并煞有介事地说――凡是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这种所谓江西种的生理特征是否有遗传学上的依据不得而知，但“江西填湖广”给两湖生活习俗打下的烙印却是清晰可见的。据张国雄先生的调查，在鄂北的随州，鄂东北的大悟、红安，以及江汉平原的云梦、黄陂等地，从前每年祭祖，城乡居民富裕的用全猪，其次用猪头，再次用猪脖子肉，最穷的也要用一块豆腐，再在上面插一根筷子，头朝向东南方的江西，以寄托对祖籍地缘的追溯。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往两湖。背井离乡的江西人被反绑着双手，用船押送到湖广的江汉平原。迁徒途中想方便时，必定先要让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据说，这就是称上厕所为“解手”的来历。这些移民历经艰辛，辗转迁徒来到湖广。刚来时划地结庐，条件十分艰苦。有时初莅异地，正值年节临近，他们只得因陋就简，用瓦罐煨煮年饭，以床铺地聚食。有时屋漏偏遭连夜雨，便不得不戴着斗笠煮食年饭。迄今，湖北有些地方吃年夜饭时，仍然保留着煨罐、铺席、戴斗笠煮饭等旧习，以缅怀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 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促进了湖广的开发。对此，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就曾指出――“(荆楚)鱼粟之利遍于天下。”所谓鱼粟之利的“粟”，是指湖广的粮食生产。至迟到天顺年间，“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就已蜚声远近。据张国雄先生的分析，这里的所谓湖广，主要是指江汉―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湘中地区。谚语的形成及盛传，标志着主要由移民开发的两湖地区，已经成为了长江流域先进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鱼米之乡的江汉―洞庭平原，鱼类生产更是相当繁盛。对此，与张瀚差相同时的高濂在《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记载有“湖广法”。<SPS=2520>，是指经过加工的鱼类食品，如腌鱼、糟鱼之类。据沈德符的描述，自成化初年起，楚中就有“鱼<SPS=2520>之贡”，此后，上贡的数量日趋增多。将鲜鱼制成鱼<SPS=2520>，无非是为了延长保存周期和长途运输。而要达到前述的目的，显然还可将之制成干鱼。干鱼是将鲜鱼去鳞洗净，掏去内脏，然后用细绳自腮间穿入，吊在屋檐等处。大概是这种景观既见于湖广的千家万户，其成品在全国各地复随处可见，故而“干鱼”后来竟成了湖广人的绰号。隆庆年间，新郑高拱与湖广张居正情好甚笃，有一次出朝后两人并驾齐驱。其时，旭日初升，金色的阳光照射在张居正的脸上，高拱见状灵机一动，戏出一俪语云：“晓日斜熏学士头。”张居正应声而答曰：“秋风正贯先生耳。”这一妙手偶得的绝对，令二人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从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湖广的地讳为“干鱼”，“晓日斜熏学士头”，以晨曦映照类比湖广干鱼的晒制过程；而高拱当时为内阁首辅，被皇帝尊称为“先生”，河南地讳曰“驴”(中州人例称“偷驴贼”)，俗有“西风灌驴耳”之谚，故张居正以此反唇相讥。 一九九六年残暑雨寂于复旦园 《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张国雄著，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湖南在夏、商和西周时代，不直接处于中央王朝管辖之下，境内“蛮”、“越”族聚居，自成体系，基本上仍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后期。“蛮”、“越”族所形成的部落，是否使用过姓氏，有多少姓氏，尚待研究，即使有，也是极少的。据传说记载，炎帝部落的某些支系由于黄帝的追逐征伐以及后来中原华夏集团和夏、商、周王朝势力的威胁、排挤，于是进一步往南流徙，从洞庭之野直到九疑苍梧。同时，祝融部落的成员也从西北黄土高原南迁。在这些部落的不断迁徙繁衍过程中，姓氏也在不断分化增加。春秋战国以后，湖南进入楚、秦版图，大批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相继南下湖湘，华夏族系和汉族成为主要居民，姓氏数也有较快增加。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大多数时间战乱少，社会比较安定，北方人口继续南迁，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更引起人口大批南来，湖南姓氏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而增多。两宋时期，湖南的户、口数一直在上升，“靖康之难”，北方居民扶携南渡，很多人流寓湖湘，或经浙江、江苏、江西转徙湖南，寻求新的居留地。湖南家谱、族谱中的记载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和姓氏的变化情况，是湖南姓氏大量增加的一个时期。元末明初，湖南大部分地区仍为陈友谅旧部及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朱元璋的军队与陈友谅旧部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湖南一地深受其害，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使用的姓氏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明王朝控制湖南以后，鼓励东南各省居民迁入湖南，苏、浙、皖、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遍布三湘四水，“从征”、“屯垦”、“宦游”或从事商贸活动，也有一批北方军人因随征“平蛮”而落籍湖湘的。笔者经眼3000多部湖南族谱，60%族谱称始迁祖于元末明初自江右徙居湖广，又主要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泰和、庐陵、吉水和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进行了“江西填湖广”的人口大迁移，湖南姓氏数也出现了一次大的增幅。令人遗憾的是，历朝历代都没有姓氏数的统计资料。历史发展到今天，封闭的社会状态已经打破，社会全方位开放，人口流动频繁，姓氏数自然也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姓氏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江西填湖广 江西填湖广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两省），影响十分深远。 传说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长沙地区遭到大屠杀后，人烟稀少。多年后有对从江西过来的青年男女，来到长沙安居乐业，后代繁荣。长沙人因此称江西人为“老表”，以视江西人为亲戚。 江西“填”湖广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附图一)。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 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南凤凰江西会馆－万寿宫 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 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 震撼中国的江西大移民 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内景 成都洛带镇江西会馆－万寿宫门前的牌坊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 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 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 “星火燎原”瓦子角 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 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 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万寿宫祖庭－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 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 震撼中国的江西大移民 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一样失去了往昔辉煌的色彩。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被誉为江西人精神之神的许逊（玉隆万寿宫内）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 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 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 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 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 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 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 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 《湖广填四川》读后－流沙河 现今社会，人趋实惠，多无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这一类移民史，不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说艰难处境中的劳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读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唤醒川人年轻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重温吃苦耐劳精神，以期历史资源古为今用，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 从成都迁回金堂县城（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我上四岁，已能记事。印象有终生难忘者，一是从西街拐入槐树街口，遥望老家门墙内的五棵大槐，浓荫可爱，上有栖鸦聒噪，二是八字墙的门口，阶下铺以石板，两旁码着石条，以利雨天行走，三是大小两个院坝，有树有花，石缸养鱼，两庑与环廊，大厅与中堂，高悬大匾十张以上，有榜书金字“勤俭家声”“耕读传家”“乐善好施”“高谈转清”“紫微高照”“堂高燕喜”“鸾翔凤翥”“美轮美奂”“山海年长”“国恩家庆”等等，四是正堂的神龛桌甚高，当中供奉“余氏堂上高曾远祖之位”木牌。左右对联一副，也是木刻金字。上联“九江开世泽”，下联“四谏起家声”。我的那些高曾远祖们仿佛都端坐在神龛桌上，从今排列到古，一个接续一个，愈退愈远，一直退到四千年前“禹疏九河”为止。噫，你会疑问：“难道夏禹王姓余吗？”答：“他的太太是涂山氏。涂字的古写是余字底下两个山字并排，可知涂就是余。”如此说来，看那上联便知我们余姓认夏禹王为姑爷了。下联说到北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富弼、蔡襄、余靖四位直声满天下的谏议大夫，那余靖正是余姓的祖宗。原来我家血缘可以上溯伟人名人，沾姑爷光，也算“天潢一脉”。看看这来头，也就很不简单了。幼孩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我七八岁，长辈告知，金堂县北门外大小寺那一带姓余的是我们的本家。那年的清明节到那里去祭祖，眼见男丁挤满祠堂，其数上百，几乎尽是乡下农夫，使我深感意外。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子弟，细皮嫩脸，衣着光鲜，仅占现场余姓子孙后裔十分之一罢了。祠堂石碑记载明白，我们的远祖其实是农夫，是胼手胝脚，鹑衣百结的农夫，不涉谏议大夫余靖，更牵扯不上夏禹王。对联在说谎，这可耻的虚荣！ 许多年后，我都老了，整理族谱，方才发现我们余姓子孙也是移民后裔。从我这一代向上推，第八代余良（或余良正）来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余家湾”。其地在今江苏省泰兴县军旺镇的乡下。名曰湾，想系河湾处吧。良公（或良正公）出身农家，任职武官。康熙初年奉调四川成都，见城市已全毁，便辞职为民了。先移家资阳县，后迁居彭县隆丰场化成院侧，在此终老。其子余允信迁居金堂县外北大小寺，等同“湖广填四川”移民，插占百亩，娶得本乡黄姓女子为妻，协力垦荒。夫妻二人砍伐荆榛，耕田引水，栽秧打谷。又植一长排柏树苗，移葬父母遗骨于此。我七八岁来祭祖时，柏树早已成林，葱葱茏茏，远远就能望见，蔚成乡土风景。 农夫余允信算是金堂县我们余家的一世祖。他有二子，余绍唐行医，余绍虞读书。传到孙辈，余怀管理家业，人丁兴旺，田产增至千亩，虽已致富，犹勤劳作。又传到曾孙辈，其中余纯笏迁居金堂县城，修建槐树街的余家大院。时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六年了。 在肖平的这本《湖广填四川》书中，类似余允信这样的外省移民，举例甚多，事迹曲折有趣，往往悲壮感人。其间尤以第三第四两章最为精彩。移民过程之艰难困苦，创业成功之欢笑豪情，具体交代，生动陈说，史实确凿，文情两茂，为同类著作所未见，堪称翘楚。比较起来，我家故事就显得苍白寡趣了。然而不揣冒昧写出，以附骥尾，实欲提醒读者，你家神龛上的说词，对联也好，挂匾也好，多不可信，宜详察之。拿匾来说，李姓总挂“紫气东来”，未必皆是老聃后裔；陈姓总挂“妫遗风”，未必皆是虞舜族人；冯姓总挂“大树家风”，未必皆是将军子孙；曾姓总挂“三省堂”，未必皆是孝子后人。凡我川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远祖，当初尽是穷苦农夫。发迹之后，不免多方掩饰，强认伟人名人为自家的祖宗，这是常有的事。许多人和我从前一样，不知自身之为移民后代。他们见自家的父辈祖辈都有知识文化，就以为出身于“书香门第”，遂忘了清朝初年背着破麻袋，担着烂棉被，晓行夜宿，跋涉在湘西入川路上的“一世祖”，这真不应该啊。 说起这条“湖广填四川”的道路，万分有幸，鄙人走过，就是从湘西吉首到川东酉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扩宽了的湘川公路，车到三角地（此系地名），湘西友人介绍说：“湖广移民走到这里，要作最后选择。前面路分岔了，右去四川，左去贵州。”听他这样说，我立刻想道：“远祖留迹于此，向右去了。如果他病死在乱山中，就不会有我坐在车里了。”此时满怀感恩之忱，看清自身在历史长河中何其藐小，一芥一屑，偶然存在而已。 现今社会，人趋实惠，多无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特别是这一类移民史，不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说艰难处境中的劳苦生涯，更不容易吸引读者。肖平自甘冷落，意欲唤醒川人年轻一代，知晓先人奋斗过程，重温吃苦耐劳精神，以期历史资源古为今用，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坚强我们的人生态度。美意如此，予甚嘉之，愿以拙文代序。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 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 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从解手说起 解手犹如今天的人去洗手间，是撒尿的一种拐弯和委婉说法。古人和现代人在"便溺"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上，总是不愿意直戴了当说出来。好在大家都懂，懂了也就不去追究为什么。只有那些固执的学者，会为此大伤脑筋，千方百计琢磨出处。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避国难，在四川做移民，与人闲聊中，了解到明末时，张献忠杀人如麻，蜀人未遭屠戮的只有十分之一。到了清初，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尽化草莱，所以朝廷不得不下令移民，"以湖广填四川"。老百姓是不听话的，因此要强迫，一个个都把手捆起来，像押壮丁一样，被捆的移民途中内急，就请押送的兵丁"解手"，因为只有解了手，才能把便溺这件事办好。同样的道理是"出恭"，过去的学童念私塾，就厕时必须领出恭牌，一来二去，出恭便成为一个固定词组。 学者的特点是喜欢琢磨为什么，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举一反三，他对解手的兴趣，自然不会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解手是中国移民史的一个好例子，而为什么要移民四川，恐怕不是一个张献忠杀人就能说清楚。明清之际，四川原有的人口遭受灭项之灾，这和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连绵不断的战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张献忠三次入川，交战双方既有明军和农民军，又有明军和清军，以及清军和南明的军队，清军和吴三桂的"西府兵"，此长彼消，打来打去，多少年也没太平过。打了这么多仗，人口死亡无数，把账都推在八大王张献忠身上，显然不公平。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骤减，战乱是重要原因，和天灾也分不开，造成死亡的因素还有瘟疫，有特大的旱涝，"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说当时还发生了"千古未闻之奇祸"的虎灾，川北南充一带，群虎自山中肆无忌惮走出来，"县治、学宫俱为虎窟"。老虎吃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群虎成灾，"昼夜群游城廓村圩之内"，可怜的老百姓都成了猎物，回想起来便太惨了些。 天灾人祸是一对难兄难弟，一旦灾祸来了，老百姓往往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移民是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一开始是强迫，因为移民的结果并不乐观，南充县知县的报告中说，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剩下的只有二百一十三名，新报招徕人口七十四名，现存三十二名。虽然清政府给予极其优惠的政策，"四川耕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但是动不动就成了老虎的午餐，不用绳子捆着刀架在脖子上，老百姓断然不肯上路。好在这些优惠政策的诱人之处不言而喻，因此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一片光明，那些移民只要能熬下去，不葬身虎口，开十几亩荒地，便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地主了。 明末清初的向四川移民，开始时要强迫，到后来，因为有一个好的前景作为诱惑，强迫变成了自觉，渐渐地，移民成为一种潮流，汹涌澎湃，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中，人口剧增，荒芜的四川逐步上升为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情况真是说变就变，人和老虎较量，很快还是人占了上风。在康熙初年，四川境内"人烟俱绝"，到康熙四十年已是"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雍正五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统计资料显示，在乾隆八年到十三年之间，自湖广"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户"。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那时候的一户不是现在的三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拖儿带女，一户中有十几个人是常事。 四川很快就繁荣起来，容易被忽视的是人满为患。人多并不是在今天才是坏事，清道光年间的《新都县志》就已经这么说："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人满为患。"计划生育是现代名词，农民思想的根本就是，地多一些，儿子多一些，问题在于这两个玩意尖锐对立，土地开发总是有限的，而儿子没完没了，以几何倍数迅速放大。时到今日，四川是中国人口输出大省，在深圳，在海南，在拉萨，在任何一个需要开发的地区，都可以见到浩浩荡荡的川军。熟悉中国移民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就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西填湖广"运动，原因十分相似，不过是发生在宋元之后，由于战乱，"湖湘之间，千里为墟，驿驰十余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行迹"，到元明之季，湖广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大，因此明朝政府不得不下令，采取和后来清政府同样的强制移民措施。 湖广填四川的原因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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