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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能否进行，不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也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我们可以从解决问题和制造问题两个角度来看改革，有的改革是好的，解决了很多问题，有的改革是坏的，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很多问题， 按道理说，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问题，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实很多指导改革的人，往往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主义出发，从利益出发。 中国改革有阻力，更有动力，中国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中国改革的动力则是将得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改革本身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帕累托改革几乎不存在，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分配，而且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因此必然会出现改革的利益首益者，和利益首损者。 利益受损者，并非既得利益者，但改革受益者，肯定是将得利益者，在“土改”面前，土地农民是“将得利益者”，因此土改进行的非常顺利，改革能否进行，不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也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在清末的改革中，满清皇室是既得利益者，袁世凯等汉族官僚是将得利益者。如果将得利益者的力量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改革的失控，清末的改革就是失控的。 改革不能有蓝图，有了蓝图就是分配好了利益，就是有了明确的将得利益者，而这部分人必然力推改革，最后改革不可阻挡。 国企改革是正确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房地产改革则是制造出的问题，远远大于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可以归为制造问题的改革，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充分重估，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制造多少问题，一种是这种改革会产生多少将得利益者。 在改革蓝图出来之前，既得利益者表现的比较活跃，而一旦改革蓝图确定了，将得利益者就会表现的非常活跃，如果将得利益者活跃到一定程度，改革就会被将得利益者绑架。即使这种改革是对全局不利的，那也不好改了，清末的立宪就是这样。 清末立宪本来答应是九年，后来改成五年，结果将得利益者，五年也等不了，他们的要求是一年，为了将改革缩短到一年，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包含苏联的改革、中国清末的改革，为什么进行的出乎意料的快，进行因为有大批的将得利益者在推动，苏联改革的将得利益者是叶利钦等，中国清末改革的将得利益者是袁世凯等以及各省的非正式议会议员，袁世凯迫不及待要当总理，那些非正式的议员，迫不及待的要当正式议员。 改变不是革命，因此改革从一开始就应该是渐进的，但是这种渐进往往是执行不了的，苏联的改革是突变的，而叶利钦掌权后的改革还是突变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是改革到一定程度，将得利益集团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允许改革的主持者再摸石头，而是催促着改革过河，因为只有快速过河才能保证将得利益者的利益能够快速实现。 但是将得利益者并不是先进，正确，并不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到那时候也不再是对整体利益的考量了，也没有人再在乎整体利益，就是纯粹的利益分配了，但这时候既损利益者虽然反对，但没办法，将的利益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此突变式改革不可避免。 有时候果断中止改革，也是一种魄力，王安石变法的中断并非是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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