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震惊朝野的宫廷“三案”

明末震惊朝野的宫廷“三案”

- 　　按： 　　明末三大案是并称的，实际上挺击按与红丸案、移宫案有差别，差别在挺击案发生的时候。神宗万历在明代中后期并不算一个太好的皇帝，只要他还在，帝王和内阁还掌控着事态的局面，所以这个案子有人想闹大，但很快就被神宗熄火了。红丸案与移宫案则不同，神宗万历去世以后，光宗即位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熹宗还未成年，他只有十六岁，帝王的权威有一个阶段处于空缺的状态，没有权威，案子就闹大了，红丸案本身不是什么大事，最多是一个医疗事故，这个医疗事故发生在帝王身上，那就能在政治上做文章了，光宗有病，内医崔文升用错了药，后来鸿胪寺的官员进的红丸二颗，给光宗送上西天了，那时后宫还在郑贵妃掌控之下，光宗的宠妃李选侍又是郑贵妃推荐的，杨涟左光斗这些言官就认为此事体大，是不是有阴谋在后面，内阁的方从哲与刘一燝不想扩大事态，但这时没有皇帝的权威了，仅靠内阁辅臣就平息不下去，而移宫案的背后，则是宫府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熹宗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谁控制了熹宗，谁就能借他的名义掌控国家的全局，李选侍想把熹宗掌控在自己手上，熹宗身边的客氏与魏忠贤是与李选侍一鼻孔出气，李选侍留在乾清宫，那么熹宗便掌控在后宫李选侍与客氏、魏忠贤手上，反之李选侍迁出乾清宫，权力便转归这次竭力主张移宫的朝臣言官们如杨涟左光斗手上，而内阁首辅方从哲想缓和两边的冲突，就缺少权威了，故移宫案本质上是宫府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宫府之间缺少帝王这个平衡双方的权威，那么双方为争夺权力就会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实际上宫府这二个系统，在明皇朝作为帝王权力的体现缺一不可，这个权力斗争扩大化，便成为东林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一派压倒一派的结果，使权力运营失衡，官僚机构出现解构的状态，这就是党争的结果。故明末党争的本质是权力斗争，这个斗争的导火索是三大案，挺击案有明神宗在那儿调控，还能处理好，而红丸与移宫二案，则缺少明神宗这样一个权威来掌控这个局势，就闹了一个天翻地覆。明王朝覆亡的教训，中国历史的许多相类似的教训都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启动党派斗争，那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总结明末这一段历史教训还是非常有益的，那就是不能搞有组织的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派系斗争。不仅明末是如此，宋末、唐末、汉末何尝不是如此，东西文明的历史传统不同，不能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读一点中国历史，增加一点忧患意识，可以帮助我们把脑子放得清醒一些，不要妖魔化“中国特色”这四个字，自轻自贱，不要随意地动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威望，不要妖魔化中共的历史，不能妖魔化毛泽东以来的中共的领袖，否则的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那有百害无一利，唯一获利的是国际反华势力，因为那是霸权主义者颠覆中国的切入点，故在大政方针和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任何问题的认识，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只能从事实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只有概念适应事实，不是事实去适应概念，这是唯物主义认识一切问题，最基本的方法。讲历史也是这样，是从事实出发，从中引申对现实有关的经验教训，切不可让历史去适应某种概念的需要，那样做非栽跟头不可。 　　(二)红丸案 　　这个案件发生在神宗去世到光宗即位及其服红丸去世的一个月时间内，光宗的不到一个月便突然去世，在当时便引起朝廷许多大臣的猜测，因而成为众人纷争的一个焦点。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先把这一个月的一些大事交代清楚。 　　神宗之去世，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便传出皇帝病危的消息。《明通鉴》(卷七十六)称： 　　“上寝疾，不食者半月，皇太子未得见。给事中应山杨涟偕诸给事中御史走谒方从哲(他当时是内阁首辅)，御史桐城左光斗趣从哲问安，从哲曰：‘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毋有他志，速下中书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公更当宿阁中。’从哲曰：‘无故事。’涟曰：‘潞公不词史志聪乎?此何时，尚问故事耶?越二日，从哲始率群臣入问。” 　　“及上疾亟，太子尚踌躇宫门外，涟与光斗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疾甚，不召太子非上意，当力请入侍，尝药侍膳，薄暮始还。’太子深纳之。” 　　为什么神宗病危时，杨涟、左光斗那么关心此事?由于神宗去世时，交接班再发生什么变化，以神宗遗诏行之。此时神宗在弥留之际，是郑贵妃及宫中侍女和太监可以做手脚的时候，这个时刻是交接班的关键时刻。方从哲怕事，所以踌躇再三。于是又催促东宫的太监王安，让太子入侍，尝药侍膳，这一点神宗周围的人无法拒绝。那时皇帝的病危是国家的大事，成为权力再分配的焦点，神宗去世的关键时刻留下什么样的遗诏，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局。 　　在神宗去世前三天，病危时，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张问达、黄克缵、黄嘉善、侍郎孙如游等于弘德殿，勉诸臣勤职，辅理嗣君。这样太子朱常洛接班人的地位最终确定下来了。于是由群臣起草遗诏，《明实录》载有这份遗诏，孟森的《明史讲义》转引了部分内容如下： 　　“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勿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僚寀半空。加以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惟，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益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 　　“内阁辅臣(阁臣只方从哲一人，已逾三年。)，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科道，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悉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东师缺饷，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 　　这一次不像万历三十年立下遗诏以后，复活了又追回，他真的死了。第二天太子常洛即皇帝位，即以遗诏发帑金百万充边饷，罢矿税、榷税及监税中官。命令是下了，执行状况未见记录。光宗即位那年他是三十九岁，常洛是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立为皇太子的，做了十一年的太子。他在慈庆宫十一年，日子并不好过，妖书案，梃击案都折腾着他。在慈庆宫只有太监王安是他的伴读，与廷臣之间没有多少接触。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皇太子出阁讲学，东宫辍讲已十二年，这时才举行出阁讲学的典礼，以詹事府詹事刘一燝、少詹事韩爌为侍班官，右庶子张邦纪、赵师圣、左谕德公鼐、薛三省、杨守勤为讲读官，这些人都是东宫的官僚系统。实际上常洛居深宫，与东宫的官员没有什么接触，在他周围的是宫女与宦官。即使是这样的讲读，也只举行了一次，是一次仪式。故常洛这个人并未认真读过书，他哪有处理朝政的能力，只能是宫女们包围之下过荒唐的生活，宦官们哄着他无聊地过日子。从他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即位，改元泰昌，在位的时间不过一个月，八月间就病倒了，九月便去世了，去世那年三十九岁。守了十一年的皇太子，做了一个月的皇帝，谥号为光宗。 　　《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六十八)载红丸案的过程，其云： 　　“八月丙午朔，光宗践阼。先是，七月，光宗遵遗命，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命礼部查例。郑贵妃进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医官陈玺等诊视。丁巳，上力疾，御门视事，圣容顿减。己未，内医崔文昇下通利药，上一昼夜三四十起，支离床褥间。辛酉，上不视朝。辅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有“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之旨。乙丑，郑养性请收还皇贵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方从哲，责以用药乖方之故。“ 　　可见他即位没几天便病倒了，郑贵妃进四个美女，他喜欢郑贵妃早先推荐的李选侍，问题出在女色上。其次内医崔文昇用的泻药，一下子伤了人的元气。这样就引起外廷对医生用药的问题提出质问。于是给事中杨涟上言： 　　“贼臣崔文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娱药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邪?无心之误邪?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肘腋间哉!” 　　接着常洛召群臣到身边，表示：“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护。”调和宫府之间的矛盾，不责难任何一方。过了四天，常洛病情加重。 　　“辛未，再召见群臣于乾清宫。上御东暖阁，倚榻凭几，皇长子侍立，上命诸臣前，连谕曰：‘朕见卿等甚喜。’从哲等请皇长子移宫，上曰：‘令他别处去不得。’请慎医药，上曰：‘十余日不进矣。’久之，又谕册封李选侍。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诸臣等于乾清宫，仍谕册立皇贵妃，从哲等以‘册储原旨期宜改近，蚤竣吉典，以慰圣怀’。上因顾皇太子，谕曰：‘卿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辅臣以皇考山陵对。则自指曰：‘是朕寿宫。’诸臣言：‘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上仍谕要系者再。” 　　这是托后事了，考虑自己的寿陵了，让皇长子与大家见面，是为身后交班作准备，实际上常洛此时已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了。接下来找鸿胪寺的李可灼，他寄希望于李可灼的仙丹了。其云： 　　“上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竢，少顷，中使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及御医各官留。时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辅臣迎讯之，可灼具言上恐药力竭，复进一丸，亟问复何状?可灼以如前对。五鼓，内宣急召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时九月乙亥朔。” 　　《明通鉴》卷七十六，光宗泰昌元年，亦记此事，其云： 　　“上问：‘有鸿胪寺官进药者安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进药。诸臣出，乃令可灼与御医及诸臣商榷，未决，辅臣刘一燝言其乡两人同服，一益一损，非万全药。礼臣孙如游言此大关系，未可轻投。时复有旨趣进，诸臣复入，可灼调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所谓红丸者也，上称忠臣者再。” 　　第二天五鼓，常洛便去世了。其云： 　　“日晡，李可灼复进一丸出。是日昧爽，遂上宾，年三十九。先是可灼来阁门，言‘有仙丹，欲具本进’。时辅臣方揭请慎药，已谕之去，而可灼夙从诸御医往来思善门，与中使熟，因以闻于上，从哲弗能禁也。” 　　所谓红丸案的过程便是如此。第一，常洛病情在服用崔文昇通利药以后，病情已加重，处于弥留状态。第二，李可灼的红丸是通过宦官走后门送进去的。第三，常洛第一次服红丸反映病情改善，“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属于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还是红丸含有汞，或镇静剂，取得一时的效果，。吃第二粒便去世了。去世的原因是药剂过量，还是自然死亡，这谁也说不清楚了。在服药的问题上是常洛主动，阁臣方从哲虽多次提醒慎用药，他管不住内廷的操作，故他不应负任何责任。 　　常洛即皇位以后，他在后宫的生活还是在郑贵妃的掌控下。《明通鉴》卷十六称： 　　“初郑贵妃侍先帝疾，留居乾清宫。及上嗣未移。惧上以福王事衔己，进珠玉及美姬八人，知选侍李氏最得上宠，因请立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求封皇太后。至是，上御门，以先帝遗命趣举封后礼，由内阁下礼部。” 　　这二件事因廷臣的反对，未成。再者，常洛病危时，崔文昇进泻药以后，一昼夜三四十起时，有“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诣朝士”，“泣愬宫禁危急状，言郑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杨涟与左光斗言于朝，这样郑贵妃才请求移居慈宁宫，而李选侍尚在乾清宫。由于历史的原因，崔文昇进泻药，李可灼进红丸，便成为疑问的焦点了，常洛之死，是否有暗害的阴谋了，这就是杨涟初次上疏的立论根据。这件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可能无事生非，变成权力争夺的焦点。关于红丸案的过程，大体是如此。 　　(三)移宫案 　　光宗去世以后，由其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那时他只有十六岁，由李选侍照料其生活，居乾清宫，于是有移宫案。《明史·熹宗纪》(卷二十二)称： 　　“九月乙亥，光宗崩，遗诏皇长子嗣皇帝位。群臣哭临毕，请见皇长子于寝门，奉至文华殿行礼，还居慈庆宫。丙子，颁遗诏。时选侍李氏居乾清宫，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及御史左光斗疏请选侍移宫，御史王安舜疏论李可灼进药之误，‘红丸’、‘移宫’二案自是起。己卯，选侍移仁寿殿。” 　　移宫的过程，《明通鉴》(卷七十六)记载比较具体，其云： 　　“时选侍据乾清宫，与心腹阉魏进忠谋挟皇太子自重。群臣入临，为群阉所格，给事中杨涟厉声责之得入。临如礼，刘一燝詰皇长子所在，群阉不应，一燝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绐曰：‘第出即返。’遂扶皇长子趋出，及门，中官数辈追及，揽衣请还，涟呵退之，一燝与张惟贤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群臣叩头呼万岁，还居慈庆宫，择日登极。”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宫府争夺熹宗的控制权，宫是后宫的后妃与宦官，府是指朝廷的九卿六部的官员。这一次熹宗是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而议政的场所乾清宫仍为选侍所居，于是有请李选侍移宫之说。《明通鉴》(卷七十六)云： 　　“丙子，廷臣合疏請选侍李氏移宫。时选侍图专大权，欲与皇长子同居，诸大臣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甚，亦欲托之选侍。给事中杨涟抗声曰：‘天子豈可托妇人，且选侍昨于先帝召对廷臣时强皇长子入，复推之出，是岂可托幼主者?’先是皇长子还居慈庆宫，而选侍仍居乾清宫，阁臣刘一燝奏言：‘今乾清宫未净，殿下请暂居此。’尚书周谟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宫哭临，并請皇长子。俟诸臣到，乃发涟语。中官王安曰：‘外事缓急，在诸大臣。调护圣躬，在诸内臣。責有攸归，安等踊跃称诺。’于是嘉谟等合疏請选侍移居哕鸾宫。御史左光斗上言：‘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嫔妃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大行皇上宾天，选侍旣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慮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倘及今不早断，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选侍得光斗疏大怒，将加严谴，数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皇长子议之。皇长子深以光斗言为善，趣择日移宫。而首辅方从哲徘徊其间，顾欲缓之。刘一燝曰：‘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议遂定。己卯，选侍尙在乾清宫，传闻欲缓移宫期，杨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涟语方从哲趣之。从哲曰：‘迟亦无害。’涟曰：‘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时中官往來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词色俱厉，声徹御前。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选侍遂移居哕鸾宫，皇长子复还乾清。是时宫府危疑，涟与一燝嘉谟定大事，言官惟光斗助之，余悉听涟指，须发为之尽白，一时论移宫者首称杨左云。” 　　移宫的过程便是如此，李选侍代表宫廷一方，站在他这一方的还有熹宗在东宫的宦官李尽忠，后改名为魏忠贤，及熹宗的奶妈客氏。代表朝廷官府的则是杨涟、左光斗等言官，态度激烈一些。还有光宗在东宫时詹事府的官员，如刘一燝、韩爌。在中间调和双方矛盾的则是内阁首相方从哲，他不希望在这时候矛盾激化，故称其“徘徊其间，顾欲缓之”。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态度?因为明代皇帝，特别在中后期，历来都是傀儡、纨绔子弟。光宗常洛三十九岁即皇帝位，他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东宫讲学只有一次，是形式，缺乏作为帝王必要的文化素养。故很容易受周围人捉弄。《明季北略》卷二，《移宫一案》亦讲到：“此时两妇(指郑贵妃与李选侍)盖环弄两朝于股掌之间矣，诸宫侍俱不得近，并传：熹宗时亦向人泣，谓‘皇爷爷素固健甚，今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可见其对如何养身保健的基本知识也不懂，听凭周边的人任意摆布，做了一个月短命的皇帝。光宗是如此，熹宗由校是十六岁即皇帝位，更甚如此。他生活在宫廷深院，旁边是宦官李进忠及乳母客氏照管他的生活，没有人对他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更缺乏必要的政治历史知识，他不可能掌控整个国家的政局。朱由校实际上也是听凭周围人摆布的一个人，他只喜欢自己的木工手艺，国家大事则听凭周围人去做主，他只是一个傀儡，那么只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前后便会判若二人了。 　　在移宫的过程，宫廷内侍也有所抗争，而且朝廷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移宫以后，御史贾继春上书辅臣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至德曰孝。先帝命诸臣辅皇上为尧舜，夫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爱妾，其子终身敬之不忘。先帝之于郑贵妃三十余年，天下侧目之隙，但以笃念皇祖，涣然冰释。何不辅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凉?纵云选侍原非淑德，夙有旧恨，此亦妇人女子之常态。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谕以选侍产有幼女，歔欷情事，草木感伤，而况我辈臣子乎!伏愿阁下委曲调护，令李选侍得终天年，皇幼女不虑意外。”(《明史纪事本末》三案，卷六十八)贾继春这封上疏，是由于“诸阉搆为蜚语，言选侍投缳、皇八妹投井”。这实际上是谣言。熹宗当时曾传谕内阁： 　　“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暂居慈庆。选侍复差李进忠、刘逊等命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可传示遵行。” 　　辅臣方从哲看到这条上谕以后，便提出：“皇上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宜暴其过恶，传之外廷。”(同上)结果是“上再谕发钞”，可见熹宗对郑贵妃与李选侍还是比较厌恶的。为了安抚朝廷贾继春及内廷的宦官，他在十月丁卯哕鸾宫灾时特上谕：“选侍、皇妹俱无恙。”但对于身边的宦官魏忠贤与乳母客氏则没有任何警惕性了。三大案的过程到此结束，移宫以后，万历留下的郑贵妃与光宗常洛留下的李选侍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她们是以失败告终。然而宫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则表现为阉党与东林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三大案的事事非非则是他们之间斗争的焦点问题。这样小事变成大事，大事越闹越僵，朝廷与后宫的对峙，三大案成了宫府互相指责的重大议题，庙堂之上两派之间吵吵嚷嚷，最终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重大人事问题上的变化，结果是二面黄地烙饼，整个官僚机构由失控走向瘫痪，对辽事频频失策，由灾荒而各地内乱频发，故明王朝的解体由此而起。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警惕和吸取，别借了什么案子来自己折腾自己，对这类苗头是及早扑灭不让露头为好。(完)